我一直想写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之外，有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模式。他们追求灵魂的安宁，而忽视红尘的喧嚣。他们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活的理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灵魂求索。不进入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
　　
　　虽然《西夏咒》中的每一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但正如曹雪芹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要知道，这些看似是呓语疯言的东西，其实是另一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你不妨将他们称之为“形而上的人”。不过，他们的存在并不是无意义的。他们代表了某一个人类群体的灵魂求索。写他们时，我焚香沐浴，澄心洁虑，一片虔诚，但完稿后我才发现，那文本，竟然变成了我想都不曾想到的模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由不了自己。我的每本书，都有着各自的宿命或命运轨迹。
　　
　　真正的作家仅仅是个母亲。他只能为腹内的孩子提供养分，却无法按自己的习好设计孩子的长相和性格。不过，他至少要做到一点：尊重对方的人权。他和自己的孩子应该是两个有主权的国度，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援助，但不可以侵略。
　　
　　同样，我也不想侵略我的孩子。
　　
　　我只想说明一点，这本书，跟我别的作品一样，是用我的生命孕育的。我没有任何游戏的成分。它代表了我对那个独特世界的独特体悟。需要强调的是，《西夏咒》中的那个看似荒诞的世界，其实也活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生是个巨大的梦幻，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在那存在和梦幻之间，定然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个作家想说清它，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我终于还是将它渗透在书中的那些胡言乱语中了。你自可不焚香，不澄心，但要相信，我是在一种极度的虔诚中写作此书的。
　　
　　《中国作家》原副主编杨志广先生在临终前给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的信中称：“《西夏咒》的确是雪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从文学角度看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倾注了真诚、灵魂与心血。”
　　
　　如果说《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的写作是投入了我的生命的话，那么《西夏咒》的写作便是融入了我的灵魂。写它时，我一直处于一种激情喷涌的状态。
　　
　　它源于心灵的真诚，从不曾有故弄玄虚的机心。仿佛，它本来如此，非关人力。我的所有创作，只是在坐上禅修的间隙所为，更是我禅修的另一种方式。在写作和人格修炼之间，我更看重后者。
　　
　　所以，表面看来，它虽有数稿，但那所谓的修改，仅仅是冷静后的艺术打磨，更是一种机缘上的等待。我一直不敢轻易外寄，总怕不理解的编辑会亏待了它，坏了缘起。
　　
　　感谢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和编审们的理解和宽容，才使它有了面世的机会。
　　
　　明眼的朋友可以看出，它似乎跟时下的那种小说不太一样。至少，它宣告着雪漠已经走出了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再一次“打碎”了自己。
　　
　　在我的前半生里，第一次打碎的，是对生命的妄想。
　　
　　我曾在《狼祸》“序”中谈到了这一点：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唢呐声、号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信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虽然我“理”上对生命的打破很早，但“事”上的真正体验却源于我深爱的弟弟陈开禄的去世。
　　
　　弟弟很想吃官粮，故名“开禄”，但他奋斗到死，也仍是一个农民工的身份。求禄者无禄，善良的愿望，总是被命运撞个粉碎。
　　
　　我曾在《大漠祭》的“后记”中写到过：
　　
　　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提醒我死亡随时都会像光顾弟弟那样光顾我。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我做一些事情，总要算算值不值得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因此，我才能对西部文化的各个领域做相当的研究，且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
　　
　　弟弟留在人间的，除了不满三岁的女儿和才出生两个月的儿子外，还留下了几页日记。他死后，房子、家具、衣物……一切都成了别人的，甚至包括他的妻子。但那几页日记却是他的，上面记载着他心灵的挣扎。这使我忽然感悟到生命的易逝和文章的相对永恒。
　　
　　为了供我上学，弟弟过早地离开学校，去卖苦力。他的死击垮了我，很长一段岁月，我处在半痴呆状态。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每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是弟弟化的，总要像鲁迅《药》中的老女人那样和它对话。那时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梦中的弟弟活着。虽说他阴沉着脸，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盼望常做这样的梦。痛苦的是，这梦也很稀罕，后来竟绝迹了。
　　
　　那时，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