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所含的东莞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在莞农民工收入低、增长慢、消费少。15年来工资年均增速不足5%，超两成在莞农民工收入仅千元以下。问卷调查显示，受访者月工资收入集中在1000~1500元之间，这部分人占到50%，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1500元以上的占29%。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受访者月均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下的占40.3%，500元以上的占59.7%。受访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达63.9%，仅17.2%的受访者表示存在工资拖欠。在有义务教育学龄子女的受访者中，其子女在家乡或其他地方读书的占56.9%，在东莞读书的占43.1%，在东莞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中，公办学校就读的占27.3%，民办学校就读的占72.7%。

    这一消息刚2009年五月底在新浪网发表后几个小时，就引来几千网友的留言和评论。我不妨摘抄一些，并对其中的错字不予改正，以保持真实面目：

    我们这里每天正班八个半小时，加班最少每天四小时，现在已经连续两星期加班到凌晨了，底薪780加班费三块，每月最多有一天假期，而住宿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白天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晚上燥热难耐蚊虫乱飞，我大学刚毕业工作难找没办法，工资将将够花。

    真的，我是九零后的农民工，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工资才八百，还有五六百的。真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总不能去偷去强，只有赚辛苦钱，只希望工资涨点！希望国家能真正重视我们一下！说老实话，我对东莞有太多话了！

    我从事制衣行业在东莞工作过一年工资都是600多，后来跑深圳做事一个月涨700到800，一个月消费最少300这样下来一年有几两银子。

    工资低在东莞是很普遍的，偷盗行为也比较猖狂，我一个月不到就被偷了两辆单车。还有大街小店的老虎机实在太多！

    在广东拿低工资是普遍现象，十年间物价提高了好几倍，但工资上涨不到10％，买了三金的农民工不到10％，房租贵、水电费高，连电费基本上都是每度1元，最怕的是生病，全都自己支付，贡献大的是农民工，但是很少有人享受法定节假日的全休和双倍工资，大家说公平吗？

    东莞工资就是低，我在常平土塘一家知名的电子厂做文员，还是香港上市公司.底薪九百多，还要扣住宿费七十元和伙食费九十元！另外还要扣保险．没有班加！一个月就领八百左右！唉，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贫富差距太大！！！！！！！！！！！

    在东莞外来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最头痛，现在又要出台一个要有什么什么条件的才可以就读，这样下去再过几年东莞真的人去楼空。

    现在的东莞政府生怕外商关门，不关心农民工的待遇，我在厚街汇博鞋厂，每天加班到十二点，扣生活住宿费后才领一千，我还是做了几年的熟手，生手更少，照时间算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昨天端午节，我们一样加班到十点多，还是照顾了。哎！也没有人管我们死活。

    以一个有东莞工作五年经历的身份来说：完全相信这份调查！补充点：一、东莞的农民工百分之八十没有购买社保。二、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工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三、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每月仅休息一至二天。四、治安极乱。没有被偷被抢被打的、坐车被卖猪仔的、没见过治安队偷抢打的人，是一个没有在莞居住三个月的人。

    我可是一个内地煤矿工人，一个下来也就是个八百来块，在内地的生活费可能比沿海地区的还要高些。肉价现在是十二元每斤，疏菜一般都是三元左右每斤，那么几百块钱也就只能用来生活开支还得节约点。

    东莞的农民工都是机器，机器黑，工厂更黑，有什么吗？我在这家工厂底薪还是690元，还是去年才有签劳动合同，有什么用吗？明明东莞的最低工资是770元，劳动局就像瞎的，看不到一样，也在上面盖章，反正盖一份章手续费五元，他管你农民工死活啊！只要他过得好就行。哎！没办法，谁让我们是农民工呢，认命吧！

    实话实说，实际1000元/月能拿到手的东莞农民工有2成就不错了，8成东莞农民工账面上有1000元/月的，不是要扣伙食费、食宿费、管理费或罚款，能真正拿只有七百多元。有谁能救、救东莞的农民工朋友，看到东莞的农民工的血汗钱被无情的榨取，这是中国的特色吗？这是中国的特色吗？？？

    这个调查很真实！我就在塘夏。我们厂包吃包住上28天850元，加班4块！员工一个月实收最少也有1200。计时制东莞770底是不包吃住的22天制，如不加班一月就实收500多。欢迎只想拿1000多的来我厂。

    工资少倒没什么，最可恶的是东莞本地人，他们当我们外地人，个个当贼看。钱不少，看看公共设施，有一个给外来工呆的地方吗？

    我以前也在东莞工作，月工资195。有病都没钱看啦！只能是忍着病痛上班。真正的是很差！希望更多的朋友到浙江工作，比广东好多了。

    大学毕业生恐怕也不止两成的人收入没到1000，也不看看现在的经济状况，有碗饭吃算不错了，要求太高只会饿坏自己，别用粉饰的太平来安慰自己，看了越南人到中国打黑工的新闻没有？马上要搞东盟经济圈了，劳务自由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国内100元一天的脏活累活没人做，可人家越南人30元还抢着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残酷性。

    我曾经是深圳通讯器材制造企业的员工，生产线上的员工基本工资能拿到手的只有600-800元（上班8小时以内的，扣除了10元/天的伙食费，100元住宿及水电费用，公司代缴代扣三险一金）。

    如果不加班的话，生产线员工工资是不会有1000元以上的。

    我们公司还是正规国有企业，各种福利还算是比较完善稳定的。

    所以说，农民工很苦的。想想看，深圳的消费多高啊。这点钱他们连给自己租一个小单间都租不起。

    这些留言的准确性有多少，没有职业化的调研机构的介入很难核实，读者只能根据个人的经验去判断。不过，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许多留言者是在东莞工作过的，心中的愤怒非常真实。这多少是以所谓“衬衫经济学”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的一个写照。

    这就使我们回到几年前我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争论。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要通过保证劳动者的权益来摆脱“低薪陷阱”。主流经济学家们则不屑一顾地把我的观点斥之为“不懂经济”。周其仁先生大唱“衬衫经济学”的赞歌，把低薪看作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张五常则为中国的工人越来越不肯接受低薪而痛心疾首，称“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的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低薪真能构成了“比较优势”吗？具体而言，在经济起步的资本积累阶段，低薪是否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呢？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对这个问题就不难作出回答。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谈了许多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近，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出版一本新著：《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对工业革命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的结论非常清楚：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就是因为英国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夜是欧洲工薪最高的地区之一（大概仅次于被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的荷兰）。其中的理由也不难理解：只有工薪高、人力贵，巨额投资用机器替换人力才有钱可赚。当时欧洲大陆的主要经济体并非不能掌握工业革命的技术，只可惜这些地区的人力太贱，花大钱购买昂贵的机器来替换廉价的劳动力会赔本。这和几年前《经济学人》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相似：许多外商到了中国，宁愿放弃使用多年的技术，用廉价的劳动力替换了其实已经并不那么先进的机器。“低薪陷阱”导致了“低技术陷阱”。这最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还是让我们回到工业革命的主题上来。在十八世纪中期，英国首先工业化的地区，如西北部的Landcashire和北米德兰地区，工薪确实比发达的南部为高。不过，这仅仅是在英国国内的“比较优势”。英国作为整体，工薪高于欧陆。不仅如此，到了1867年，仅仅十来年的时间这些工业化地区就成了高工薪地区。这一发展模式在其他地区也有表现。与此同时，爱尔兰地处工业革命的大门口，工薪甚低，却没有工业化。

    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是个著名的提倡高工薪的人。他有段被经济史家反复引用的话：“劳动力的工薪鼓励勤奋。这种勤奋就像其他素质一样，会随着所获得的奖励的幅度而提高。当维持生计的资源充足的时候，劳工们的体魄就强壮……所以，在工薪高的地方我们总能发现比工薪低的地方更积极、更努力、更勤快的工人。”“慷慨地奖赏劳动，是国富增长的必要效应和自然现象。而勉强地维持那些贫困的劳动力的生存，则是百业停滞的自然现象……”他利用当时人的计算指出，一个劳动力不仅要挣到足以使自己生存的钱，还要挣够足以支持自身生存两倍的钱。劳工的妻子除了养育孩子外，临时打工的收入可以支持自身生存。这样，劳工本人所挣的钱就可以多出一些培养下一代。否则，劳动力的供给就不可能延续到第二代。用最低限额来计算，一个奴隶劳动力也至少要挣够比支持他本身生存多一倍的钱。最底层的劳工，则也至少要有这个奴隶那样的收入。

    亚当·斯密大致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机会观察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自然没有提到工薪高会提高现代化设备投入的生产效益问题。不过，他的两点观察对我们后工业时代仍然适用。第一，经济的增长有市场过程和社会过程，两者缺一不可。第二，“重赏之下有勇夫”，高工薪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效率。

    先说第一点。经济增长当然要靠市场竞争。但如果把市场竞争的逻辑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阻碍经济增长的效应。比如，在劳动市场上，雇主总有资本优势，可以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等米下锅的劳工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然后用仅仅能够维持生存甚至在生存线以下的工资进行雇佣。这样的结果是，劳工甚至连养育第二代的资源都没有。这等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雇主并非不能从理性上理解这一点，也并非不想保持未来劳动力的供应。人们在使用牲口时，都还知道照顾牲口的基本福益，以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工作寿命，而使之传宗接代。但是，雇主总认为人乃高级动物，有更大的能力在绝境中生存。并且劳动市场有高度的流动性，自己对劳工没有人身所有权。“过分地”照顾了他们，在他们或他们的下一代日后给别人干活时，自己就等于为别人作嫁衣裳，投资给竞争对手培养劳动力，使之“搭便车”。也就是说，个体的理性市场行为可能会伤害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种种福利，如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退休金制度、最低工资线、公立学校系统等等维持经济发展的社会过程的原因。

    第二，即使从个体的市场理性行为来看，高工薪鼓励工人积极自觉地投入生产，提高了企业效率。经济史家们一直试图理解亚当·斯密的这一理论的依据。比如，有人认为，因为有非常高的工资，工人偷懒的代价太大。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薪，就会竭尽全力，生怕因为偷懒被抓到后失去了这么丰厚的收入。还有些人提出，高薪使雇员稳定，减少了人员频繁的替换所导致的损失。这种损失，其实张五常也看到了。只是他抱怨工人不接受工资的市场价格，而不认为老板（也就是他的朋友）给出了市场水平以下的工资，吸引不到人。亚当·斯密本人则解释说，高工薪鼓励人们自觉努力地工作，有时他们在这种刺激下的努力到了过分的程度，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高工薪层中，过劳的比例特别高，乃至需要强制控制这些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

    这一点，在现代经济中被屡屡证明，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格外突出。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确立了一整套高工资、高福利、高增长的模式。“美国的经济、苏联的福利”成为当时的口号。终身雇佣、全民医疗保险等等制度也全面展开。当时有些保守派人士担心，给工人这么慷慨的待遇，会让日本人变懒的。但事实证明，这套政策带来的不是懒惰的国民，而是“敢死队”式的劳动阶层。大公司的工薪阶层(salary men)以现代武士自许，为公司效忠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程度，乃至“过劳死”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国际性的关注。日本人在这套舒舒服服的高薪高福利中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工作，生活享受甚少，居住空间非常狭小，甚至没有时间生孩子，乃至造成了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这实在如亚当·斯密所预言得那样：人在高工薪的奖励下，会努力到伤害自己的程度。

    世界经济史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例证，东莞式的低薪会伤害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可以说：“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除了接受这一低薪外，别无选择。这就是市场！”工人也确实会在这种低薪的条件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他们不可能在ＧＤＰ以两位数的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对自己5%的收入增长感到满意。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掠夺了，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这从那些留言中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会为雇主的小小倒霉而幸灾乐祸。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捣乱，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到了这步田地还能失去什么，甚至整个社会的治安都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当然无法和那些享受着高薪、高福利以公司为家的日本劳工相比。他们的功能，是让老板像上了毒瘾一样依赖最低级的劳动力，进而错过任何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