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改革红利消失殆尽，通胀压力下原有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日益进入逼仄的空间，就亟须启动新的实质性的改革。然而，如果我们一直有意无意地沉浸在“中国模式”独一无二的迷信中，显然就会使改革裹足不前，制度性推进停留在口号阶段。华裔经济学者黄亚生多年来对“中国模式”的批判与质疑，其意义在于打破这种迷信，并试图从中国改革的历史脉络中，找寻进一步将改革深入的现实途径。]

    黄金80年代

    《中国经营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的契机让你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批判者？

    黄亚生：前些年出现了很多“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这种论调其实最早出现在国外。最著名的是在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因为作者本人并不是学术界的，所以他的这一提法开始在学术界没有引起特殊的反应。虽然学术界没有用“北京共识”这个表达方式，但很多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途径的确跟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也感觉中国的经济模式似乎和其他国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经营报》：也就是说，你最初是认可“中国模式”的？

    黄亚生：不能说认可，只能说那个时候，我没有先入为主地去反对。从表面上看来，中国很多现实确实跟别的国家不一样。2008年，我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书（《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为了写这本书，我做了非常仔细的资料整理工作，上世纪80年代的文件数据、关键概念定义、几千页的银行文件等等，我仔仔细细花了3年时间看了下来，之后完全推翻了自己以前或者很多学者的固有看法：即中国的成功不是因为私有制，不是因为金融改革，不是因为产权的安全性的增加。我认为，这些看法没有实证支持。

    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中国最成功、最具活力的浙江温州企业集群的兴起，实行的就是私有制。多年来因为意识形态的限制，讨论温州模式时总是扭扭捏捏，什么温州文化呀，地理位置呀，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温州成功就是因为它率先实行了私有制。另外，以往国外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进行真正的金融改革，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加入WTO才开始金融改革。但我看了上世纪80年代大量材料后发现，当时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具有非常深远意义的金融改革，比如金融资源的分配倾向于私有企业，金融机构的管理民主化，农村信用社由社员自己选出，允许非国有的机构提供贷款，甚至办理储蓄业务，这样的改革当时在农村非常普遍，这是我以前根本不知道的。

    《中国经营报》：农村大金融改革，现在再来总结，当年的成功在什么地方？

    黄亚生：现在来看，当年的金融改革，不是偷着摸着、在地下进行的，完全是在领导人默许、或者更进一步公开的支持下推进的。当时人民银行的言论都是支持民间金融，而且有一个观点认为，民间为什么能放高利贷，因为我们的国家金融没有效率，一定要引入竞争，这是非常前卫的。但是现在主流的看法却变成了民间金融破坏了金融秩序。

    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当年农户的收支调查，其调查结果完全支持了政府文件给我们的印象。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多农户要搞非农业的创业都会受到金融支持，当时的情况是，农户家庭有干部党员或没有干部党员，在接受民间金融上没有区别，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就变成了有政治背景的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金融资源，经济分配原则，变成了政治分配资源，非常让人遗憾的变化。

    金融逆转

    《中国经营报》：为何农村领域这样的改革被我们自己遗忘了呢?也不为外人所知？

    黄亚生：因为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把这些改革都推翻逆转了。我和一位新加坡学者合作写了一篇统计类的文章，用统计数据来讲述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逆转”。

    现在我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飞速的发展，很难说不是因为当时意义重大的金融改革。

    而到了2008年，在西方金融危机背景下，很多国外学者和观察家开始讨论所谓中国增长模式问题，这样的讨论很快传到了国内，并被发扬光大，国内有些学者和官员开始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模式，中国的成功是因为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模式，以后更是要加强这个模式，即增强国家实力、国进民退等等。

    正是在历史研究和现实观照的基础上，我认为很有必要把中国自己的故事讲清楚。

    因为你要纯讲理论的问题，很多人会站出来说“这不适合中国”。虽然我觉他们的说法没有道理，但用中国自己发生的事情、中国的实例来讲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这更有说服力。另外，因为我研究过印度和拉美，加上横向的比较研究，我更加坚定自己的观点，即中国成功的地方，别的国家也成功，中国失败的地方，别的国家也失败。

    《中国经营报》：中国近30年的快速发展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黄亚生：如果从静态看，是有独特性的，也可以说有中国模式，比如国家所有制、金融国家控股等等。但是研究经济发展不能看静态，所有的动态事实都说明，虽然现在仍然是金融企业国家控股，但已经不那么控制了，虽然国有企业还是那么强大，但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铁板一块的强大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做了很多产权改革、金融改革、甚至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改革加强了农民和农民企业家对产权和政治稳定的信心，这些都是符合任何经济学论述的，所以我想不出任何一个特别独特的中国模式。

    相反，中国的改革发展经验提供了自由经济的最好例证。因为，中国的改革路径不是中国领导人看书本设计的，而是放宽民间自主实践的结果。只要国家放开管制，自然就是市场经济。契约这些东西只要放开，人们就会自己去摸索，去形成，不是设计出来的。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改革进程中领导人的作用？

    黄亚生：政治上是否容许和鼓励市场经济按着它自己的规律运行，高层领导很关键。上世纪80年代的领导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们相信农民的智慧，给农民创业空间。我现在在看很多生物学方面的书，从生物学来看，市场经济是符合人性的，人是自私的，是受到自我利益驱动的，但自私并不意味着总是伤害他人，也要考虑互利，无私是建筑在有私的基础上。市场经济跟人类的生物进化吻合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巴西镜鉴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总结和评价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改革的转向？

    黄亚生：后来的模式就是转向以土地财政、强迫征地、大规模城市规划、压制本国小型企业、倾向外资等等为特征。这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我在书中曾经讲到巴西的例子，中国现在做的跟上世纪70年代巴西做的很相似。当时的巴西也是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多，但后来不可持续，一下子垮下来，一蹶不振20年。巴西的实践已经证明，政治手段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不可持续，且那样的模式带来的是不公正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贫富严重不均的后果。

    GDP的增加可以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此时此刻增加了生产规模，另外一个是为未来经济增长打下基础。中国和上世纪70年代巴西做的事情，就是增加了现在的生产规模，却很难说为未来打下了基础。

    《中国经营报》：巴西是如何走出原有的发展模式的?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黄亚生：巴西首先经过1988年的政治改革实现制度变革，然后用10年时间解决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然后开始解决微观的产权、教育等问题。

    巴西是一直到2002年以后才逐渐走出原有发展模式，不再盲目追求GDP，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更加重视民生。举例来说，巴西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农民涌进城市，在很多富人的庄园或者土地上建起很多房子，这就是巴西贫民窟最初的源起。政府现在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从富人手里买下贫民窟所在的土地，然后免费分给住在那里的穷人，确定他们对土地的产权。有了这个产权，穷人可以用来抵押去银行贷款，做小生意，路子就活起来。

    巴西这些年GDP增长不是很快，但老百姓收入却超过GDP增长，他们已经变为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些观念认为穷人阻碍经济发展，但巴西的经验表明，给穷人以教育、产权等权利，有了这些杠杆，穷人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政改是首选

    《中国经营报》：那“中国模式”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黄亚生：说实话，我不知道答案。目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效应消失殆尽，最近这些年大规模的投资，“打造经济”的模式在通胀压力下也走到尽头了。

    中国现在大规模的生产，但生产力低下，只能使用越来越多的投资，迫使银根日益放松。另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大规模投资增长，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剥夺私有企业的产权，但这样必然导致私人资本信心丧失，财富外流，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苗头了。更为重要的是，靠投资增加的GDP对老百姓福利增加很小，就会在政治上出现问题，造成社会不公。中国今后三五年这些问题都会接踵而来。2008年中国通货膨胀不是大问题，还有大量的金融财富，本该反思自己的增长模式，但这3年我们反而突出了自己的弱点，大规模投资短期解决了需求问题，但长期是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还要回到依靠出口的老路上。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跟其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相关关系，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怎么理解这样的表述？

    黄亚生：这听起来有些矛盾。我说是统计方面的一个结论。统计方面的结论有说服力，但也有局限。从这个结论来说，它只能靠考察不同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否有选举等指标来得出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有些集权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另一些集权国家的经济却非常失败。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了，但菲律宾却没有成功。反之，有些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而另一些则发展得非常缓慢。从这种统计来看，所谓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单。

    但其实除了上述制度指标，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指标，比如领导人的素质、领导人本身是否腐败等，这些是没法量化的。

    而在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方式催生了大规模的行业垄断，形成了大量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滋生官员的腐败，已经在阻碍良性的经济发展，损害老百姓的福利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主要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政治体制改革比产权改革更重要。产权背后是合同权，只要是法制社会，即使你没有产权，但你有合同权，就会受到法律保护，不管你是国家的拥有权还是私人合同权，在法律上是应该平等的。比如，香港地区土地是公有的，但政府通过合同权将土地交给私人，要更改就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法律手续。所以，这不是公有和私有的问题，而是法制问题，法制问题最后就是政治问题。

    证伪主义者

    体制的叛逆者，因为“曾经沧海”的缘故，往往比外部观察者对体制本身抱有更加质疑的态度。当然，叛逆者自己也永远要接受体制内部复杂目光的审视。

    黄亚生即是这样一个叛逆者。他生于一个真正的红色家庭，父亲黄钢是中国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曾任《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作者。而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的党员，毛泽东曾称赞“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

    然而，作为这个红色家庭的第三代成员，黄亚生却与父辈们的“革命”传统日渐疏离，年轻时代的他就时常与父亲在对社会的判断上产生争执，他认为父亲那一代人过于理想主义了，在意识形态的统摄下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社会，而他需要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去认识这个世界。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黄亚生这样的年轻人有了出走看世界的机会，他远赴美国负笈求学，成为一名哈佛新生。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海外知名经济学者的黄亚生很自然地将自己母国的经济社会变革纳入了最主要的研究视野。

    而这种关注是从质疑开始的。

    1996年，黄亚生出版了《中国通货膨胀与投资控制管理》一书，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国际知名企业。

    通过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中国南方做的大量企业调研得到的第一手资料，黄亚生在2003年撰写完成了《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这部书的英文版有一个夺人眼球的名字“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其中对中国的“外资依赖症”做出了深入的批判。在中国上下正在充分借用加入WTO之势将引进外资推向新高潮的时候，黄亚生这样的观点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而黄亚生真正引起国内学界和企业界关注的是源于当年的7月，他与人合作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印度能赶超中国吗?》，成为“龙象之争”的始作俑者。其实早在2001年，他就撰写了《中国应该不应该向印度学习》的文章。

    黄亚生贬中褒印的立场显然刺激到了刚刚富裕起来的国人那脆弱的自尊心，为此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国内年轻人的恶毒攻击邮件。黄亚生后来曾解释：“我热爱中国热爱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她有一个竞争对手。”

    相对于年轻人情绪化的指责，黄亚生更在乎国内学者对他“不了解中国”的批评，而他海外华裔学者的身份，又常常使得他在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被批评者直接冠以“西方立场”。

    他决心暂时抛开理论之争，回溯改革的历史把“中国自己的故事讲清楚”，而这对于20世纪80年代即已海外求学的黄亚生来说不亚于一次“补课”。3年间，通过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他惊奇地发现未来中国市场改革方向的产权改革、金融改革甚至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全面铺开，只是后来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而被“逆转”了。

    2008年，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系统整理了他3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了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传统范式。

    彼时，“中国模式论”正甚嚣尘上，而经过实证和国际比较研究的黄亚生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而很多学者推崇的政府强力主导的经济模式，在他看来既不新鲜，也不可持续。最近出版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就是黄亚生对“中国模式”批判的一个直接而完整的总结。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证伪不是证真，更不是挖空心思证明某种模式的合理性”，黄亚生如是总结自己的学术立场，否则改革和转型有可能陷入口号宣传而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