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迈克尔·斯宾塞

    过去十年间，在亚洲的领导下，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出现稳步上升。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来说，可持续性增长已经变成了一个战略性问题。这标志着全球实现可持续性增长的激励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能源消费、城市化、汽车使用、航空旅行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增长都将来自于新兴经济体。

    到本世纪中叶，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内的人口数量，将从当前的10亿人增至45亿人。而全球GDP也将在未来30年里在当前60万亿美元的规模基础上翻3倍。

    如果新兴市场试图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且采用后者曾走过的路，那么自然资源和环境将受到巨大甚至灾难性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个或数个引爆点，使得新兴市场的高收入之路戛然而止。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那么结果将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所造成的压力都会引发持续性和巨大的全球性挑战，极端的免费搭车问题将蔓延全球。

    这一糟糕趋势将在大约十年后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总数占了全球总数的40%，规模巨大且仍在高速增长。尽管目前两国的GDP之和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还很小（约15％），但这一数字正快速增加。

    到本世纪中叶，在印度和中国，收入能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人数，将增加15亿（全球将增加35亿）。仅仅依靠这两个国家，就能使全球GDP在未来30年间至少翻一番。

    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它们的增长模式和战略，及其在生活方式、城市化、交通、环境和能源效率等方面的权衡和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经济是否能完成向高收入的漫长转型。

    此外，中国和印度的决策者、商人和公民正逐渐意识到：简单地沿着先前的历史增长路径前行是没有前途的，因为随着世界经济在目前的规模基础上翻3倍，这样的模式是不可能“同步”翻3倍的。

    因此，这两个国家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来实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它们规模太大，当不了免费的搭车者，因此，与可持续性有关的激励机制，正在内部化为其国家的优先选择。可持续性必须成为增长的一大关键要素，旧的模式迟早会失去效果。

    当然，实现这一目标，需经过发现、实验、创新和创造等一系列过程。前进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需要权衡的因素。但是，忽略这些问题的激励因素已被消除，不论其他国家选择怎么做，也不论全世界将达成一个怎样的协议。

    高速增长的大规模新兴经济体具有一定的优势。将可持续性这个标准整合到其增长战略和政策当中去，这种做法符合其自身利益，与它们长期的发展目标也是一致的。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已经降低了增长预期，以便给解决权益、可持续性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创造“空间”。寻找新增长模式的大幕已经拉开。

    可持续性成为世界上未来最大经济体增长战略中的关键性元素，这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因为国家需要、目标和优先级，依然是比国际协议有力得多的激励。

    随着亚洲人开始让经济增长方式朝着一系列更加具有持续性的方向转变，他们将会刺激到其他地区的人们，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后者将会开发出新的技术，降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并且会让这样的争议减少：领导者会刺激竞争并且带来一系列经济方面的成本，但几乎没有什么收益。

    免费搭车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一系列国际性的多边协议已经不再值得追求，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受需求和自我利益驱动的平行发展方向，正在成为亚洲地区中期发展的最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