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来自欧猪（PIGS）国家的主权危机连续剧不断上演，从希腊、葡萄牙到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和西班牙，搅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地鸡毛。面对着这种情景，各路人士纷纷发言，其中大部分持悲观看法，认为希腊应该退出欧元区，甚至是放弃欧元。而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中国自身的问题还一大堆，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出手援救，而且也没有能力去援救。

    今天我们讨论欧债危机，从微观层面上看对欧洲国家主权信用的下调。但是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和宏观的背景下去思考。当下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往前走就会迈向更高层次的经济体系一体化，这意味着要建立起统一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创立泛欧债券（common Euro bond），往后走就以邻为壑和各自为政，这就意味着德国、低地国家以及北欧诸国将结束支持南欧遇到严重经济困难的国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不仅预示着欧元的终结，甚至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终结。

    回顾历史，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危机和争吵中扬帆起航的。欧洲最初的一体化组织就是在危机时刻诞生的。二战结束不久，西欧各国还是各扫门前雪，用复杂和累赘的双边协议来安排彼此之间的贸易。到了1947、1948年，这套刚硬的体制临近破产。

    伴随着马歇尔的经援计划，欧洲领导人就倡议成立了欧洲支付联盟（EPU）。只经过略微数年，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开始增长，同时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遇到了第二个的严重挑战，这就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开始解体。这个事件严重影响到当时欧洲国家建立的共同农业政策（CAP）。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式，欧洲领导人思考的不是后退，而是更前一步，1969年提出的维纳计划（Werner Plan）就考虑西欧国家要逐步建立一个货币联盟，以及一个泛欧的中央银行体系。

    于此同时，西欧国家实施了“蛇形蠕动”的汇率机制，以此来限制汇率波动的幅度。尽管在70年代单一货币联盟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却是推动了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上更进一步。欧洲面临的第三次危机是80年代出现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涨现象，不仅如此，当时欧共体虽然建立了关税同盟以及消除了大多数商品的关税壁垒，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广泛存在于金融、保险和电信等重要的服务行业中。为此，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体密特朗以及欧共体主席德洛尔，他们认为解决欧洲经济问题的钥匙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一体化，由此他们一起推动建议一个统一的自由的金融服务市场。正是在这种思想下，我们看到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看到了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

    回首往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欧洲的领导人思考的是如果通过加深一体化进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先后退回到多国诸侯的状态。在7月份的时候，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被授权可以从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手中购买欧洲的国家债券，以支持受到冲击的欧元区国家，这表明德国在内的西欧和北欧国家还是意识到了对欧元区较弱国家所承担的义务，EFSF并非是一个财政联盟的计划，但是它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关键一步。

    基于上述判断，我个人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以及欧元的前景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当然目前的欧债危机发生和历史上所面对的难题性质不太一样，比如说欧洲福利国家政策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但是欧洲领导人应会向历史一样从前行中解决问题。

    有了上述对于欧洲一体化前景的判断，我们接下来才可以理性地去讨论中国当下面对欧债危机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一个总体结论就是中国当下应该尽自己能力去帮助欧洲度过这场危机。这里面包含着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双重考虑。从经济理由上说，中国和欧盟已经维持了7年的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当下欧洲还是中国第二大进口地，因此维持欧盟地区特别是欧元区的经济状况符合中国总体经济需要。其次，从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来看，一个强势的欧元有助于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从而避免美元资产一股独大的现状。从政治理由上说，在美国自身国力衰落而无暇解救自己在大西洋对面的朋友时，这个时候出手援助可以有利于中国介入到欧洲事务，特别是通过援助当下目前遭受困境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大经济体可以增加中欧未来对话中的话语权。

    另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是到了需要考虑承担一定国际义务的时候了。虽然毛泽东式的国际主义思想并不足取，但是面对着全球相互依赖的格局，在自己尚有救助可能性的时候而不出手援助，总是于基本的人类价值不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