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高龄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日前在该国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在回答主持人提出的“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表示，“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这种差距正越来越大。很多外出的工人没有户口、教育、医疗保险等福利，他们的收入依然没有得到很大提高，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挑战。”

    李光耀的话切中要害。其实，中国贫富差距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不管是国际政要，还是著名机构发表对中国贫富差距相关的谈话或数据，常常引起坊间的广泛关注。李光耀作为国际政坛活跃的老政治家，对中国政经、社会问题发表了不少看法，虽然我们对他的观点不可能全盘接受，但他把影响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归结为贫富差距，却是有道理的。

    2010年12月，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挑战犹存》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0000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中国财富市场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长了约28%，达到5.4万亿美元。社会财富迅速流向富人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迫在眉睫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艰难中谋求破局。

    虽然中国人均GDP只有4628美元（2010年统计），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似乎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但在富豪增长的数量上，中国似乎优势明显。虽然美国百万富翁占人口比例1%超过中国的0.2%，但中国0.2%的人口却掌握了国内70%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只掌握着60%的财富。显然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到近期“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坚持共同富裕”——当今中国的主流贫富观经历了戏剧性的演变。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富豪阶层已经在中国出现，其扩张趋势已十分明显。换个角度看，官商结合、权钱交易的趋势就会愈加明显，社会天平进一步倾斜，致使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之大已成世界之最。

    “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观念一样根深蒂固，上个世纪80年代，万元户就已经是人们艳羡或另眼看待的富人了。近些年来，中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以前，国家统计局每年都要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年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至此，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这一系数。之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由经济学者或研究机构做出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更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

    不过，国内也有专家持不同看法，称应正确认识基尼系数，最好的办法是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他们认为，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更有人则干脆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越国际警戒线，是在危言耸听地制造并不存在的危机感，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

    然而，绝大多数的人感觉贫富差距比十年前变得更大了，80%以上的人表示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而一些专家却说没问题、不可怕，不用过于担心，不要任意夸大。公众与部分专家感觉差别这样大，看法向背这样远，是多数公众感觉错了，还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自我乐观和陶醉呢？

    这说明，尽管有李光耀的判断，或一些机构的数据支撑，但谁又在乎愈演愈烈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呢？当今的中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富人阶层往往占有大量的社会，政治，文化和自然资源，同时，金钱和权力的结合给他们创造了“穷人们”无法想象和触碰的机会和保障。更使他们有机会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取最大的财富，同时，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低收入阶层的生存资源和重新分配财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