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其实是治理危机
主持人：近年来，西方国家很不安宁，世界金融危机尚未消停，又出现了美债危机、欧债危机，一些国家财政状况艰难，经济下滑。经济学家对此有许多解释，作为一位政治学家，你认为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毛寿龙：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西方国家最近的财政和经济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治理的危机。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社会上实行福利政策，对公民实行高福利；社会政策使得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这些国家穷人的生活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富人要过得好。但是，社会政策虽然照顾了很多弱势群体，但也提高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其竞争力。社会福利需要大量的支出，而进入危机之后，政府的税收收入有限，不得不依靠财政赤字来维持社会福利支出，进而导致了财政危机。而一旦依靠金融工具来筹措社会福利支出，如美国多年来在财政上给购房行为免税，在金融上给没有还贷能力的人购买住房提供政府担保，并通过金融工具把风险转移到金融市场，结果引起了次贷危机。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保基金都利用金融市场来增值保值，希望社会基金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但是一旦金融出现低谷，不仅没有增值保值，反而折损大半，而这又需要政府财政来进行填补。其结果是，西方国家不是陷入金融危机，就是陷入财政危机，而且往往是双重危机。
主持人：西方国家之所以对公民实行高福利，社会政策照顾弱势群体，是由于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实行民主选举，政治领导人定期更换，政治家不得不倾听民意，关注民情。
毛寿龙：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西方国家之所以容易陷入财政或者金融危机，一般来说，与其民情有很大的关系。在民情偏左的国家，选民一般习惯上都倾向于政府提供更多的福利，在民情偏右的国家，选民习惯上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一般都倾向于政府节约支出，实行有限政府，让社会和个人自己来解决福利。
主持人：秦晖教授曾总结说，西方国家的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宪政民主。
毛寿龙：政治家也必须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活动。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其政治生命基本上来自选民的投票，所以在选举年，一般都会迎合选民的短期需要，许诺给公民更多的福利，更少的税收。结果民情偏左的国家，一般都很容易导致财政赤字。如果这些国家幅员小，人口密度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或者丰富的森林资源，或者矿产资源，而且开采成本和国际市场价格相差很大，有很多额外的利润，除非资源枯竭，或者石油价格下跌，否则它们就不会出现财政问题。最近几十年，资源价格总体上都处于上升状态，对于这些国家，福利至少可以支撑数十年。
主持人：北欧的挪威就是如此，人人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
毛寿龙：但是，对于很多没有资源的国家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冰岛，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但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虽然整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世界第一，人均GDP 世界第五，但国家陷入破产，它还搞了个全民公决，决定不还债，冰岛的银行还停止支付英国等国存在其银行的资金。接着，希腊、葡萄牙等国也陷入了财政赤字危机，国家收入减少，但支出依然无法减少。
希腊这个国家，55 岁就可以退休并享受很好的退休金。于是，希腊的政治家提出了节约计划，推迟退休年龄，但却遭遇各方面的抵制。法国和英国也是如此。法国实施节约计划，遭遇了罢工。英国实施节约计划，最近遭遇了骚乱。
主持人：为什么欧洲只有德国是例外呢？
毛寿龙：德国的民情偏右，他们信仰有秩序的自由市场经济，实施有秩序的竞争政策，有很好的财政纪律，并且整个国家比较守规矩，所以，政府可以实施节约政策，并得到选民尤其是现行制度的认可。现在，德国人的退休年龄是68 岁，在欧洲可以说是最高的。
事实说明，福利政策一旦在政治上获得优势，就很难有机构能够阻止它成为实践。而一旦福利政策成为实践，很多选民尝到了甜头，越来越成为坚固的多数。偏左的政党尝到了甜头，议员也尝到了甜头，其结果是，福利政策一下子实施起来，并成为政策刚性。
主持人：到七十年代末因石油危机导致财政危机，瑞典开始反思“瑞典病”，英国也出现“撒切尔革命”，而英国后来的工党也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转型”。
毛寿龙：即使如此，福利政策的趋势，再也没有改变。英国只是缩小了国有资产的规模，免费福利依然。很多国家只是在福利体制内部引入了一些市场因素，但大政府的格局，依然不变。这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稳态经济”的提法，认为不需要发展，发达国家的日子已经很好了。
因此，民主国家的经济危机，其实就是这些国家的治理危机，它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财政治理结构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其追求彻底民主，甚至公民表决的治理结构，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治理危机将依然存在
主持人：既然民主国家的经济危机就是国家的治理危机，那么如何才能走出治理危机？
毛寿龙：从财政结构来说，要让赤字财政机制转变为收支平衡财政。财政应该是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就是说，公民需要多少公共服务，就交多少钱的税。比如公民需要什么等级的安全和清洁，那就出多少钱给政府。这样的服务，有多少钱，就做多少服务，钱多了，服务就好，钱少了，服务就差。如果交很少的钱，却要提供很好的服务，只能是赊账，赊账不还，迟早会出现问题。财政平衡，一般的服务可以是年度平衡。而特别的服务，比如比较大的公共工程，则可以多年度平衡。财政平衡制度，应该作为一项宪政制度确立下来。只有这样，欧洲国家才能真正约束政治家乱许诺的行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要有服务，公民就需要付钱。这样，公民也就会有比较契合实际的要求，其投票行为也会逐步在经济意义上理性化。
另外，还要让西方国家集中的财政治理转变为多中心的财政结构，也就是说，财政是跟着公共服务走的。全国性的公共服务，才需要中央政府来提供。而区域性的，则由区域性政府提供，实体性的城市和乡镇，则自己可以直接向公民提供。公民在小范围的公共服务单位里，可以直接知道公共服务的成本和价格，从而知道什么样的服务，必须有什么样的负担，他们的行为就比较理性。比如伦敦政府第一次降低地铁票，伦敦选民同意了，伦敦政府再次降低地铁票，伦敦人发现要交的税还多于降低地铁票价获得的好处，他们拒绝了政治家低价地铁票的建议。如果是中央财政补助，我估计伦敦人不会去计算其税收成本，其行为也会偏于非理性。
主持人：既然调整财政结构有助于平衡财政收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以至于最后陷入了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
毛寿龙：在很大程度上，这与西方国家的选举治理结构有关系。毋庸讳言，从选举的治理结构来看，欧洲政治同样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大范围的民主，往往意味着多数选民缺乏成本和收益相关的意识，他们愿意让别人多支付成本，而自己多获得收益。其结果就是，民情往往偏左，空口许诺的政治家和政党就容易执政。小范围的民主，其成本和收益相关性的意识就比较强，强调自由和责任的政治家和政党就容易执政。所以，更多的本地自主治理，有助于应对国家层次的财政危机。
另外，要尽可能把国家层次的选举化解为地方选区的选举。单名制选区，而且由政治家个人去努力，不搞政党投票，不搞政党按照其所得选票按比例分配议会议席，提高行政相对议会的独立性。这样做，虽然降低了多数派的政治地位，但是可以减少政治党争的危害，可以让政治家个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当一个真实的政治家，可以保护少数选民的利益，尤其是可以保护未来选民的利益，从而避免让没有选举优势的选民承担负担，尤其避免让没有选举权的未来选民承担负担，而具有当前选举优势的选民获得好处的情况发生。
主持人：要改变西方国家的选举治理结构，把国家层次的选举化解为地方选区的选举，这意味着需要在宪政意义上重新改革欧洲的宪政结构及其选举制度。显然，这样做会面临很多利益集团的阻力。
毛寿龙：是的，这些利益集团因为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其利益开始受到威胁，但应该还没有到不得不改的地步。而现行制度结构，也不容易让这样的改革发生。至少在短期内，欧洲的宪政结构和选举制度不可能有什么改革。所以，欧洲国家的治理危机必将依然存在。
中国可能的两个前景
主持人：近两三年来，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论调：既然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和治理危机，那么中国还是应该搞自己的一套，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搞民主制度。
毛寿龙：中国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不能因为西方国家现在出现的问题，而否认民主制度的价值。中国现行的体制在发展经济方面固然有很大优势，但是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过去20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将来还会增长得这么快。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过去的增长毕竟不能说明未来的情况。”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高度集权的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确保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中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发展选举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建设民主政治责任制度。目前，地方政府中，乡镇级和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已经实行直接选举。
主持人：有些人担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民主有可能导致 “民主的暴政”。
毛寿龙：中国的民主，应该是公民负担得起、也愿意负担的民主，是支持有限政府，并以依宪治政和依法行政为框架，以分权框架下的自主治理为基础的民主。这种民主提供特定的激励机制，它激励公民适当地参与公共生活，激励政府官员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一味地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偏好。在这种低要求同时也是低成本的现实的民主制度下，公民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使得政府官员在竞争的激励下，有效降低施政成本，提高效率。
我们不能因为民主可能带来新的问题而裹足不前。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具有2000 多年的传统，这一体制在古代有利于建立帝国，在现代有利于建立计划经济，有利于动员人力和资源集中解决比较简单、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却不利于建设市场经济，而且一旦在政治上缺乏高度集权所需要的控制资源，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崩溃的状态。这是历史的经验和警示。
主持人：从传统的集权体制走向现代民主体制的变革，往往是充满荆棘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任务。
毛寿龙：确实，许多政府想改革，却错过了改革的时机，等到真的要改革的时候，却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改革了，因为该政府已经失去了政治能力，为新的政府所取代，或者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战争。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为幸运的是，我们抓住时机，经过了20 多年的变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且到现在为止，变革中的政府，依然掌握着变革的主动权，虽然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再加上以学习其他国家变革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在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里，取得较好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就。
1997 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新世纪的发展挑战：2020年的中国》说，在2020 年，中国可能有两个前景：一是“中国僵化症”发作，中国依然是低收入的国家，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将会增加，城市也会出现贫困，落后省区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消除贫困，穷人和名流共同生活在城市里，名流左右法律和制度为自己服务，城市成了火药桶，外国投资减少，贸易摩擦和报复增加，国际贸易陷入困境；二是持续发展的前景，那时中国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充满关怀的、自信的、已经消除了今天意义上的贫困的、能为孩子们创造美好健康未来的国家。中国究竟会走向哪个极端呢？显然这取决于进一步改革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