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药物与活着的希望
2013-4-23 10:43:32 来源：经济学人 我要评论（）
在南非的大企业如何对抗艾滋病？
大多数的管理者都会向他们的雇员鼓吹保持积极性思维能带来的正面能量。然而在南非新瓦尔河（New Vaal）煤矿上，工人们却被要求“保持消极（阴性）”。这座矿的拥有者，矿业巨头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之所以有如此要求，并不是为了培养工人间沉闷的工作氛围，而是希望能帮助他们活命。
笔者采访时看到，这个煤矿的高层们穿着国家足球队的鲜黄色T恤，也是为了鼓励员工们自愿参加艾滋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一种引发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s，AIDS）的病毒的检测。到目前，矿上大约80%的员工都接受了艾滋病毒检测，并且从去年到今年，这80%员工中没有人从艾滋病毒阴性转为艾滋病毒阳性。当然，早期接受检测的人，往往是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他们的状态没有改变似乎不能说明太多问题。然而，这些数据依然鼓舞人心。
艾滋病毒阴性到阳性的转换率被转换作“安全性行为指数”。2005年在英美资源集团的热能煤部门，这个指数是每百人2.1。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个指数已经降到了0.63。英美资源集团的一名主管兼艾滋病政策拥护者，约翰·斯坦迪什·怀特（John Standish-White）介绍说，英美资源集团的老板每天都会收到邮件汇报，从数据上说明，哪个矿发生的性行为最安全。这个指数是评价管理者工作的标准之一，指数最低的部门还有奖励。英美资源集团给每一位艾滋病毒感染的雇员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让这17%南非雇员过上与常人无异的生活。对英美资源集团来说，当前最大的目标是减慢或杜绝新的感染发生。
十多年前，南非还面临着艾滋病毒感染者急剧增加的大灾难。成人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例从1992年的1%迅速升到了2002年的17%。那时富裕国家的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用于维持生命和健康的药物，对大多数南非人民来说是天价药物。无数的人处于垂死状态。甚至当时的国家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还在鼓吹一种异想天开的理论——艾滋病毒并不会引发艾滋病。如今这些状况都有所改善。无论是健康工作者还是艾滋病活动家都是敲响警钟的英雄。其中，大企业的帮助也功不可没。
有些产业特别脆弱。矿工多半是移民，住的单身宿舍周围有许多妓女。卡车司机常常在路边的妓院休息。这种现实状况下，病毒传播的特别快。熟练工们得病之后慢慢会死去。为了补上不知何时会犯病的工人的空位，企业不得不为每个煤矿的特定岗位同时训练两个员工。随之而来的生产力下降让企业面临着倒闭的威胁。鼓励安全性行为来降低感染率的方案因为没有起到作用，宣告失败。
2002年8月，英美资源集团的老板召见了首席医药官布赖恩·布林克（Brian Brink）并告诉他，是时候改变应对方针了。新的方案就是：所有英美资源集团的员工只要他们自己愿意，都可以接受艾滋病毒检测，英美资源集团还会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无偿治疗。即便那时这个方案的开销和有效性都还无从得知。布林克博士说，英美资源集团并非慈善组织，然而归根结底这依然是一个十分道德的决定。
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南非-米勒酿酒公司（SAB Miller）是第一个。因为当时南非-米勒从麦田到酒吧整个运作系统都面临着威胁：病毒袭击了为企业提供原料的小农户、运送啤酒的卡车司机以及喝啤酒的顾客（人们常在喝了两三杯之后发生一些不明智的性行为）。南非-米勒为员工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给客栈酒吧等地的销售员派送安全套来传递安全性行为理念。人们可能会忽略义正言辞的陌生人的建议，但是一般会把同伴的建议放在心里，比如在你和某个新认识的朋友一起离开酒吧的时候，某个朋友让你记得使用安全套之类的建议。
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好。免费的药物给了工人们接受检测的动机，并让他们最终自愿接受了检测。多亏了活动者们的游说以及技术的进步，药物价格也从1990年代后期的大概每人每年1万美金降到了如今的100美金。制药企业让吃药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了，每天只需要吃1~2颗药而不是每天一大把。通过减少缺勤和员工流失，公司的艾滋病项目已经不需要公司的额外资助了，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对改善公司道德水平的提高。英美资源集团的布林克博士提到了“把一场灾难转变为我们可以掌控的局面”。
积极的家长作风
与艾滋病的抗争巧妙地改变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在艾滋病这个问题出现之前，矿场主可能会担心塌方等安全问题，但是对工人在家时是否会有危险漠不关心。而之后，他们就像家长般关心自己工人的性生活状况。南非-米勒的管理者也和自己的供应商和销售员变得亲近。英美资源集团开始仔细监控员工的健康状况后，对同时发现的其他问题也采取了处理，比如不断增加的肥胖和高血压患者。皮纳尔博士（Dr.Jan Pienaar）为英美资源集团的煤矿开发了健康管理系统，他开玩笑说，要把这个系统连上餐厅转门，这样体重超标的员工会被带到沙拉柜台。
煤矿企业有充分的理由来维持工人们的健康。矿工们熟悉他们所在矿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因此难以取代。英美资源集团每年的员工流动率仅为2.4%。同时，在遇到其他病毒性疾病，比如疟疾的时候，对抗艾滋病毒的记录能够帮煤矿获得社会许可。
这些企业联合对抗艾滋病的行为，最终使南非政府羞愧地改变了艾滋病政策。姆贝基总统在2008年离任，现任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也好不到哪里。他在一场涉嫌强奸的审讯（最后他被判无罪）中声称，自己在与一名女艾滋病毒感染者发生性关系后洗了澡，以避免感染。然而不管高层的无知，南非目前已知有6百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他们的免疫力水平降到了某个特定水平，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些措施让携带者更不易感染，从而减缓了传染病的扩散速度。企业在这场变革中起到的也许只是一个支撑作用，但是依然做出了可敬的贡献。
大多数的管理者都会向他们的雇员鼓吹保持积极性思维能带来的正面能量。然而在南非新瓦尔河（New Vaal）煤矿上，工人们却被要求“保持消极（阴性）”。这座矿的拥有者，矿业巨头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之所以有如此要求，并不是为了培养工人间沉闷的工作氛围，而是希望能帮助他们活命。
笔者采访时看到，这个煤矿的高层们穿着国家足球队的鲜黄色T恤，也是为了鼓励员工们自愿参加艾滋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一种引发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s，AIDS）的病毒的检测。到目前，矿上大约80%的员工都接受了艾滋病毒检测，并且从去年到今年，这80%员工中没有人从艾滋病毒阴性转为艾滋病毒阳性。当然，早期接受检测的人，往往是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他们的状态没有改变似乎不能说明太多问题。然而，这些数据依然鼓舞人心。
艾滋病毒阴性到阳性的转换率被转换作“安全性行为指数”。2005年在英美资源集团的热能煤部门，这个指数是每百人2.1。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个指数已经降到了0.63。英美资源集团的一名主管兼艾滋病政策拥护者，约翰·斯坦迪什·怀特（John Standish-White）介绍说，英美资源集团的老板每天都会收到邮件汇报，从数据上说明，哪个矿发生的性行为最安全。这个指数是评价管理者工作的标准之一，指数最低的部门还有奖励。英美资源集团给每一位艾滋病毒感染的雇员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让这17%南非雇员过上与常人无异的生活。对英美资源集团来说，当前最大的目标是减慢或杜绝新的感染发生。
十多年前，南非还面临着艾滋病毒感染者急剧增加的大灾难。成人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例从1992年的1%迅速升到了2002年的17%。那时富裕国家的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用于维持生命和健康的药物，对大多数南非人民来说是天价药物。无数的人处于垂死状态。甚至当时的国家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还在鼓吹一种异想天开的理论——艾滋病毒并不会引发艾滋病。如今这些状况都有所改善。无论是健康工作者还是艾滋病活动家都是敲响警钟的英雄。其中，大企业的帮助也功不可没。
有些产业特别脆弱。矿工多半是移民，住的单身宿舍周围有许多妓女。卡车司机常常在路边的妓院休息。这种现实状况下，病毒传播的特别快。熟练工们得病之后慢慢会死去。为了补上不知何时会犯病的工人的空位，企业不得不为每个煤矿的特定岗位同时训练两个员工。随之而来的生产力下降让企业面临着倒闭的威胁。鼓励安全性行为来降低感染率的方案因为没有起到作用，宣告失败。
2002年8月，英美资源集团的老板召见了首席医药官布赖恩·布林克（Brian Brink）并告诉他，是时候改变应对方针了。新的方案就是：所有英美资源集团的员工只要他们自己愿意，都可以接受艾滋病毒检测，英美资源集团还会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无偿治疗。即便那时这个方案的开销和有效性都还无从得知。布林克博士说，英美资源集团并非慈善组织，然而归根结底这依然是一个十分道德的决定。
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南非-米勒酿酒公司（SAB Miller）是第一个。因为当时南非-米勒从麦田到酒吧整个运作系统都面临着威胁：病毒袭击了为企业提供原料的小农户、运送啤酒的卡车司机以及喝啤酒的顾客（人们常在喝了两三杯之后发生一些不明智的性行为）。南非-米勒为员工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给客栈酒吧等地的销售员派送安全套来传递安全性行为理念。人们可能会忽略义正言辞的陌生人的建议，但是一般会把同伴的建议放在心里，比如在你和某个新认识的朋友一起离开酒吧的时候，某个朋友让你记得使用安全套之类的建议。
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好。免费的药物给了工人们接受检测的动机，并让他们最终自愿接受了检测。多亏了活动者们的游说以及技术的进步，药物价格也从1990年代后期的大概每人每年1万美金降到了如今的100美金。制药企业让吃药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了，每天只需要吃1~2颗药而不是每天一大把。通过减少缺勤和员工流失，公司的艾滋病项目已经不需要公司的额外资助了，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对改善公司道德水平的提高。英美资源集团的布林克博士提到了“把一场灾难转变为我们可以掌控的局面”。
积极的家长作风
与艾滋病的抗争巧妙地改变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在艾滋病这个问题出现之前，矿场主可能会担心塌方等安全问题，但是对工人在家时是否会有危险漠不关心。而之后，他们就像家长般关心自己工人的性生活状况。南非-米勒的管理者也和自己的供应商和销售员变得亲近。英美资源集团开始仔细监控员工的健康状况后，对同时发现的其他问题也采取了处理，比如不断增加的肥胖和高血压患者。皮纳尔博士（Dr.Jan Pienaar）为英美资源集团的煤矿开发了健康管理系统，他开玩笑说，要把这个系统连上餐厅转门，这样体重超标的员工会被带到沙拉柜台。
煤矿企业有充分的理由来维持工人们的健康。矿工们熟悉他们所在矿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因此难以取代。英美资源集团每年的员工流动率仅为2.4%。同时，在遇到其他病毒性疾病，比如疟疾的时候，对抗艾滋病毒的记录能够帮煤矿获得社会许可。
这些企业联合对抗艾滋病的行为，最终使南非政府羞愧地改变了艾滋病政策。姆贝基总统在2008年离任，现任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也好不到哪里。他在一场涉嫌强奸的审讯（最后他被判无罪）中声称，自己在与一名女艾滋病毒感染者发生性关系后洗了澡，以避免感染。然而不管高层的无知，南非目前已知有6百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他们的免疫力水平降到了某个特定水平，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些措施让携带者更不易感染，从而减缓了传染病的扩散速度。企业在这场变革中起到的也许只是一个支撑作用，但是依然做出了可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