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外交官德拉卡萨1558年出版的《礼貌行为准则》有了一个新的英译本，译者鲁斯纳克认为，这本书中的准则至今依然有用。“放在今天，他教训的对象便是在火车上化妆的女子，在公园椅子上剔牙的人，在独奏会上用脚打拍子的人，在美术馆里聊天或打电话做买卖的人。”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意大利是礼节的中心，意大利的君主、廷臣和贵族学习如何表现得更有礼貌，其他国家的权贵没有这种追求，而且表示不服。在莎剧《理查二世》中，约克公爵对理查二世的叔叔约翰·刚特说：“理查爱听的是淫靡的诗句和豪奢的意大利流行些什么时尚的消息，它的礼貌，我们这落后的效颦的国家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模仿。”意大利的凯瑟琳·美第奇嫁到法国时，把叉子引入了法国。但100年后，路易十四看到皇宫里一位小姐使用叉子时仍会感到恼怒，他往那位女士的汤里放了头发。
　　
　　德拉卡萨认为礼貌很重要。“行为得体、令人愉快、礼貌是美德，或者接近于美德。虽然开明、忠诚、大方比潇洒、礼貌更重要、更值得赞美，但令人愉快的习惯、端庄得体的礼貌和语言跟勇气和自信一样有用。”他说，擤鼻涕时，“不要打开手帕凝视自己的鼻涕，就好像你脑袋里能流出珍珠或宝石一样。这种习惯不仅不会让别人爱上你，而且如果有人爱你的话，也会马上抛弃你。”
　　
　　德拉卡萨希望人们讲礼貌，但警告人们不要奉承别人：“溜须拍马者明显地显示出，他们认为被表扬的人虚弱、自大，并且愚蠢、迟钝，迟钝到很容易就能引诱他。”
　　
　　英国作家亨利·希钦斯在《对不起！英国人和他们的礼貌》中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粗野的网球选手约翰·麦肯罗会在温布尔登网球场上发火，朝裁判怒吼，把球拍摔在地上。但麦肯罗在回忆录中说，在别人眼中他那么做很粗野，而他的那些行为是为了对抗统治阶层。“对我来说，礼貌意味着温布尔登球场上睡着了的边裁，礼貌就是向不纳税、有世袭头衔的有钱人鞠躬、行屈膝礼”。但30年后，麦肯罗成了最有礼貌的评论员，现在“温网”冠军如费德勒是风度的典型。斯蒂芬·平克认为，在西方礼仪确实衰落了，但这是文明的胜利，说明现在社会很安全，我们不再需要用古老的礼仪来保证和平。麦肯罗的例子却说明，礼貌的历史并不是一路下坡，而是潮涨潮落，有些礼貌变糟了，有的提高了。现在不是没有礼貌准则，而是有各种相互冲突、暧昧不明的礼貌准则。
　　
　　技术的进步会对礼貌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1962年，英国作家伊夫林·沃说电话机是一种有害的设备。“人们把所有的约定都说得很含糊，因为知道他们可以在最后一刻打个电话，修改约定。”如今有了手机，约定不仅含糊，而且毫不确定。
　　
　　希钦斯挖掘了许多趣闻，如脱帽的起源是，战士抬起头盔的帽舌，让人看清他的脸。1933年，登山者埃里克·希普顿和比尔·蒂尔曼在喜马拉雅山上合住一顶帐篷。一个月过后，希普顿提议他们别再叫对方的姓。蒂尔曼说：“你是说我该叫你埃里克吗？恐怕我做不到。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傻子。”现在，希普顿和蒂尔曼不仅会直呼对方的名字，而且在问候对方时，会用拥抱代替握手。
　　
　　作者说，礼貌（Manner）和礼节（Etiquette）的区别是：在现代礼节是一套奇怪的守则。礼貌是自然的风度，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在12世纪，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规定，在就餐时很优雅的人可以免税。1829年，英国社会改革家弗朗西斯·普雷斯说，由于人们穿得更好、吃得更好、更干净、受过更多教育，所以也比以前更有礼貌了。这是因为棉花变得便宜了。以前人们穿皮衣和毛衣，会一直穿到发臭、穿破为止，但棉衣一脏人们就能看出来。
　　
　　有的礼貌只是侮辱的升华。你提一个简单要求，店员会回答说“没问题”，好像对不像她那样宽容的人来说，那样的要求就是有问题的。讲礼貌确实要付出代价，它们会拖延时间、让人感到无聊和身体上的不适，但是不讲礼貌，我们的原始冲动就会爆发出来。礼貌会让社会平稳地运行，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希钦斯说：“估价和调整我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他人不管不顾，我们不是在表达自己的自由和本事，而是限制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