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ephen L Carter
　　
　　最近您也许在琢磨：全家移动电话账单节节高，一定是那个15岁的小子/丫头搞的鬼，那您多半猜对了。近期Nielsen报告显示，年龄13至17岁的青少年平均每月发短信高达3,417条，约占短信总数的45%。除去睡眠时间，合每小时七条，即约每8.5分钟发一条。
　　但是，看到这些数据、担忧年轻人发短信过多的人，也许是在问错误的问题。更切实的忧虑，也许不是短信的数量、而是其作用。许多观察家的论点是，青少年现在的社交世界基本由短信组成。
　　也许如此。确实，据许多青少年说，用短信主要是因为它很有趣。在某些调查里，年轻人称他们更偏爱短信而不是交谈。“偏爱”也许有些轻描淡写。很多年轻人，当被禁止发短信时，会变得焦虑、紧张不安。
　　近年来，电视上关于研究人员说青少年手机上瘾的报道不少。也许对此数据较好的解释，是它说明了手机（短信是其特例）已经基本掌控了年轻人的经验世界。经济学家可能会预测：被剥夺了短信的青少年选用其他通讯方式就是了（如话语）。但结果相当一小部分人不会。据研究人员说，他们的行为与被剥夺了人际沟通者的一样。
　　
　　短信界定友谊
　　
　　换言之，手机不仅只是青少年与朋友保持联系的工具。它是界定其社交圈的技术。如果他们不能发短信给某人，那个人等于不存在。
　　然而，我不是在批评技术本身。像当今大多数人一样，我发现短信太方便了、不容忽视，但确实，我通常每天的限额是两、三条，而不是每小时七条。
　　麻烦是短信是蹿红的、而不是慢慢流行起来的：最初被引进到手机里，是为了让运营商能给客户发垃圾短信，而美国采用短信比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晚。David Mercer在2006年出版的《电话：技术的一生》中认为，短信突然兴起，是由于电视选秀节目如《美国偶像》鼓励观众以短信投票。
　　与过去做法的这个决裂如此极端，以至于成年人没有机会根据其经验为年轻人制定出合理的界限。年轻人无拘无束，创造了自己的天地，把年老者基本排除在外。
　　假如年轻人能够自由设计世界，会造成什么局面？这一恐惧一直伴随着我们，想想：《苍蝇王》、《发条橙》、《镰刀梦魇》等作品，这一无法估量的难题由他人来解决吧。我不相信发短信过多能造就危险的神经病患者，但却可能造出其他什么。
　　沉迷短信与年轻人睡眠不足相关，显然因为他们多少感到不能不回复，甚至是在半夜。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短信与所有东西都相关，从文盲到反应过度。2006年罗格斯大学James E.Katz（大概是手机使用方面领先的学术界专家）的研究发现，年轻人很难放弃手机，即使是很短暂的。多数都坚持不了两天的试验期，该试验旨在探讨没有手机时他们会做什么。
　　
　　短信对信件
　　
　　另一方面，如果短信使用有度，有助于避免一种怪异、无礼的手机规矩，即是，出于技术要求，不方便接听时，被叫者成了多少需要找个借口的人。短信则回归到以前、要求不那么严厉的通讯模式：回复取决于受者方便与否。过去和现在，该模式都叫写信。
　　手机用于通话以外，也许实际上有利。手机应用大爆发，也许有助于儿童学习。（但也可能导致数字鸿沟，即有人手机上有很多软件，有人却没有。）对担忧年轻人不停使用手机会生癌症（或者大脑吸收葡萄糖）的人来说，短信显然是个改善，因为操作时手机离耳朵较远。
　　短信更大的问题，对不断扩充的青年短信大军而言，既不涉及其他们的生理健康、也不涉及其心理健康。我担忧的是，短信无所不在，也许会加速独立思考的衰落，而这是我们正在挣扎的民主政体最需要的。确实，当短信排挤了其他活动时，它最终必然排挤沉寂，这就有了危险。因为沉寂与思考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
　　我说的沉寂，是指做不用脑的事，即用来反思。罗素写过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题目是“赞美悠闲”（也是包含该文文集的标题）。罗素的观点是，当其他人认为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如果大脑经过适当的训练，就会自行驰骋。他主张，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在思考。其他时间，我们在分析、反应，但我们的思维由回应他人的思想来决定。除非我们花时间（在悠闲中）反思，我们就永远别想有自己的思想。
　　今天的公开辩论被急智者把持，具有影响力的专家以为持不同意见者不可能说出什么高见、似乎经常以此为荣。如现在的白宫顾问Cass Sunstein在其佳作《Republic.com》中所指出的，言论自由关键的一方面，在于其不时强迫我们遭遇料想不到的声音、听取我们考虑不到的观点。
　　我们正在快速告别那个健康的民主愿景。我们成年人正在传给下一代一个不健康的政治世界，而短信大爆炸，当然不是该世界的源头，却凸显了治疗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