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章条理清晰，情感真挚自然，对于露天电影的描叙生动有力中，让人历历在目，也释放着作者对那段岁月和青春最美好的回忆，读来让人温暖，也令人感怀！
　　
　　前些日子，我去了惠州的惠环一趟。那是来广东打工的第一站，那里还有许多曾经的朋友。那晚，与几位朋友在仲凯工业区散步，突然间，我被一种久违的场面吸引：哦！电影，露天电影！
　　
　　放电影的是海格电气公司。它与我曾经工作过的讯强电子公司，仅隔开一条十余米的马路。当我们一进入路口，就透过海格那铁栅栏围墙，看到了那挂在公司大楼墙上，不停地晃动着人影的电影幕布。我不由自主地朝那铁栅栏走去，探头往里张望。幕布离得太远，根本就看不清放的是一场什么电影，就连电影的声音也是时断时续，只能分得清哪是说话哪是唱歌而已。但我倚在那冰冷的铁栅栏上，却是那么的专注那么的入神。直至一位朋友拍了我的肩膀，我才悚然惊醒。朋友说，你怎么在这里？还以为你失踪了呢。我说，我在听电影。你喜欢看电影？朋友赶紧说，那我们今晚就去影院看一场好啦。我说，我不喜欢看电影，但……我没有再说下去。我能告诉他，我只喜欢看露天电影，不！我只喜欢露天电影那种感觉吗？朋友笑笑，很有点对我莫名其妙的味道。
　　
　　是的，我对露天电影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就是伴着露天电影度过的。
　　
　　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初，我家乡那个村子，一直沉浸在一种露天电影的氛围中，甚至可以说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那个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责任制两大历史变革，久经苦难和贫穷的家乡父老，开始过上了从未有过好日子。加上粮食连年丰收，手里有了点积蓄的村人，就筹划着推倒世代居住的破土砖房，烧砖制瓦修建红砖青瓦的楼房。
　　
　　村子里的建房热，开始起于五砖塘那几个在云南当建筑包工头的人家，后来逐渐漫延到一般家庭。这股热潮整整持续了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月都有数家不是制瓦烧砖，就是拆屋建房。起初时，那几家包工头较着劲儿赛热闹和喜气，请来乡上甚至区上的电影队，你一场我二场你一晚我二晚地放电影。于是乎，放电影便成了我们湘南那个小村子建房人家的必备节目。有时一个二、三十来户的院子，竟然在村东村西都挂上了电影幕布，两家建房的主儿唱起了对台戏。后来，除了建房、烧砖放电影外，一些人家儿女上大学，长辈生日，办红白喜事，结婚生子也来凑热闹。有一年，一户人家母猪下崽也放了一场电影，以至于有人非常乐观地预言，以后塞淤凼烧火灰，我们也有得电影看了。
　　
　　村子里没有电影院，放的自然就是露天电影了。现在想来，即使有非常正规的电影院，乡亲们也决不会将场子拉进去。因为，他们放电影图的就是那个喜庆场面，那种热闹气氛。
　　
　　露天电影的场地，往往是逼仄而简陋的。除了办丧事放电影必须在院子正屋前的坪地上外，其它的事放电影场地的选择，往往显出一种随意的大气。新建的房屋墙壁上拉上幕布可以放，晒谷坪边竖两根杉树可以放，新收割的晚稻田里可以放。至于观看电影的乡亲，上了岁数的老人、抱娃带孩的女人，大多早早搬了板凳竹椅，在幕布前占了各自的位子，电影开场后就在那里规规矩矩地观看。至于那些年轻力壮的男人，好动的小把戏，情窦初开的姑娘小伙，他们或在人家的平房顶上，或在树枝上，或在周围那些如碉堡般耸立的红砖窑上。甚至还有一些情男痴女，躲在田地里的稻草堆里，一边观看着电影里的故事，一边上演自己主演的爱情大戏。
　　
　　那些年，我们村子里每天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今晚哪里放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半下午看到有人挑着电影担子，就赶紧跑过去打听，然后一传十十传百，不消一个时辰便传遍了十八个院子的家家户户。于是，男人们便招呼自己的女人或孩子，回去煮饭喂猪，收好在外晾晒的衣服，唤回在外的鸡鸭，并嘱咐儿女赶紧搬凳子椅子，占个好位子。不一会，男人便也从地里收工回家，早早吃了饭与家人去看电影了。一些恋爱中的姑娘小伙，这时则忙着往对象家赶，遇见了熟人，也许就捎个口信过去：麻烦你告诉某某某一声，叫他（或她）过来看电影吧。于是，在这样一个下午，“某某某，你男人（或老婆）让叫你过去看电影。”这句话就异常地流行，如果那时有网络的话，肯定要比“贾君谊，你妈叫你回去吃饭”更火十分。
　　
　　那时放的电影大多是一些《上甘岭》、《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战争片。后来又有《永不消逝的电波》、《冰山上的来客》，再后来又有《天仙配》、《白蛇传》、《尤三姐》、《红楼梦》等爱情影片。记得有一年，《红楼梦》特别火爆，曾在我们村子的一些院子里，连续放了七个晚上共十一场。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即有趣又可悲的事件。
　　
　　在后来放的几个晚上，我们总是发现一个并不认识的小伙子，每当电影放到一半时，他就异常激动，不顾人们的阻拦，爬上那根挂幕布的杉树柱子，用双脚夹住，双手向幕布伸出，口里喃喃地喊着“林妹妹！”看他那执迷而晃悠的样子，所有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放电影的师傅不敢再放《红楼梦》，任凭主家恳求，就是不放。他说，万一出了人命，谁担当得起？然而，事情终于还是出了，不过是在另一个公社的一个村子。那小伙又去爬柱子抱幕布，一下就从上面摔倒下来，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那小伙子是隔壁一个区的，与一个姓林也长得跟电影里林黛玉很相像的姑娘谈对象，那姑娘病死了，他也就疯了。于是天天追着看《红楼梦》，幻想着去抱自己的林妹妹。听到这些，大人们都唏嘘不已。
　　
　　那时放电影，经常还有一个附加节目，就是打架。其实我们村子里参与打架的人很少，大多是左右相邻的另二个村子里的一些青年。每晚电影放着放着，就听到场子里某处喧哗起来，有人高喊，新陂岭跟石湾又打起来罗！赶过去一看，一大群人正打斗得热闹。
　　
　　看电影打架，大多是为了某位姑娘。有时是新陂岭，有时则是石湾，某位小伙泡上了某位姑娘，对方“看不惯”或“不服气”，就乘人家浪漫之时，去吵场伙找岔子，充当“救美”的英雄。于是，一场战斗因情的名义，在或宽敝或逼仄的电影场地里展开。如此这般打过了几场，双方就变成了斗红了眼的“牛牯”，不管有事没事，只要一照面就准得打上一场。可以说，到这时，看电影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打石湾的人”、“打新陂岭的人”才是他们进电影场的真实目的。
　　
　　不过，那时打架的风气尚好，只限于拳脚，不象现在动刀动枪。所以，尽管后来每场电影都要或大或小地打上一场或几场架，却并没有闹出什么伤残和命丧的大事来。
　　
　　说实在的，当时对他们的“战争”，包括我在内，有许多人是颇为不屑的，认为为了一个女人而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不值得。不过，现在的我却改变了看法。纵观中外历史，原来却有那么多的赫赫有名的王侯将相，不也是在为女人而发动战争吗？武王伐纣，是为了妲己，。勾践反攻夫差是为了西施。吕布杀董卓，是为了貂蝉。唐朝安史之乱，是为了杨玉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为了陈圆圆。特洛依战争，因美人海伦而起。英法百年战争，原是为了维多利亚皇后。再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的贪官，竟然也是为了情妇而敛财丢官陨命。如此一想，也就对家乡青年为姑娘打架一事释然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帮打架的青年小伙大多娶媳成家，再加上我们村里放电影的热潮消退，一年甚至是几年都不再放电影，新陂岭与石湾青年打架的事，也就逐渐偃旗息鼓了。现在，当年的战将们已是悉数人到中年，他们为了生活各自奔忙，偶尔相逢，拍拍肩膀，再递一支烟，说不尽的是对生活的感慨，丝毫不觅当年的情仇恩怨。
　　
　　说到“烟”，我这个“瘾君子”的炼成，还得“益”于家乡的露天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学生变成回乡青年，正赶上五砖塘建房放电影火爆的时候，因只相隔里来路，所以每天晚上都去看电影。那些建筑包工头财大气粗，每场电影中途都要派专人到电影场上散几次香烟。记得那时乡亲们平时大多是抽自己种的旱烟，即使抽盒烟也是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和“建设牌”。可是，主人家散的却是二毛一包的“洪桥”，间或还散些从云南带回来的“大重九”。一晚电影下来，每个男人都会接到三、四根主人家散发的烟卷。一来二去的，我也就叼上了，先是“大重九”，再又加上“洪桥”，后来索性自己也去买“经济”和“建设”来抽了。再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写文字，依赖着在烟圈里捕捉那所谓的灵感，即使想戒也是莫可奈何了。
　　
　　说到写文字，现在想起来我的“处女作”，其实就是发表在家乡的露天电影场里。那时放电影除了正片外，往往还有二个“加映片”的节目。它们都是在正片放映前进行，一是加映一部切合当前形势的电影记录片，或者是一部幻灯片。二是大队干部讲话，安排某些事物。讲话的一般都是大队支书，先咳几声清清嗓子“喂……喂……喂……”，再就是“同志们”，连喊二遍，“今晚放电影，借这个机会我讲几句”。支书每句话都要停顿几秒，于是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就在电影幕布两边的扩音机里回响，“喂－喂…喂……”“们－们－们……”“句－句－句……”音阶由高渐低，韵味悠长。然而那一次，当我在那里讲的时候，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1984年我开始在村里当干部，某次，村里安排我写一个禁止砍伐树木的公告。记不得自己从哪里找了一个写公告的范文，依样画葫芦地写了个“照得……”的模式。第二天晚上村子里放电影，支书居然要我在电影的广播里宣读。那时我二十出头，从没在公众场合发表过讲话。但支书安排，无奈也得上。我慌张着对着话筒，连“喂”和“同志们”也忘记了说，照直就去念那自己写的“处女作”。幸好满场的电影观众见不是支书讲话，也就不再顾忌，照样嘈杂一片。我小声地念“照得……”他们大声地嘈杂，竟然给我打了掩护。我乘机快速念完，十二月的寒夜里，我已是满头大汗。
　　
　　弹指一挥，二十几年过去，家乡的露天电影也消逝了十来年。现在即使想再在寒冬里站在电影机旁冒一头汗水，也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了。
　　
　　哦，露天电影，一场关乎我的家乡，关乎我的青春，而今却又久违了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