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说，几年前看过一本《大英百科狂想曲》，一直也想读完这套书，但“名利场让人凌乱，日日为浮云奔波”，这次在“看守所总共不足千本书的小小阅览室里赫然发现没开封一整套《大英百科》”，他现在已经看完了A字头，同时在翻译马尔克斯的一部小说。消息传出后，有作家说也想入狱半年到一年。
　　
　　7月底，美国作家托尼·佩罗蒂提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汇总了在监狱中写出杰作的作家的名单。1775年，萨德踏上了壮游意大利一年的旅途，随后写了一部枯燥的意大利游记草稿。这部凌乱的作品充满对弗洛伦萨博物馆和那不勒斯风俗的思考，但从没写完。他的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感官享受，1777年他因为一系列伤风败俗的行为而被捕，被关进万塞讷的监狱，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余生。《意大利游记》遂加入了他年轻时没写完的书稿的行列——都是些诗歌片段和古板的剧本。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坐牢是萨德侯爵遇到的最好的事情。萨德在监狱中得以放开手脚，创作出使他成名的想象性作品。1784年，他被转移到巴士底狱，那里成了他的文学殖民地。他有一个自带家具的套间和一个有600册书的图书馆（由他的贴身男仆打理）。在那里，萨德开始疯狂地写作。他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小说《朱丝蒂娜》的初稿，37天就写完了《索多玛120天》25万字的定稿。到1788年，在坐了11年牢之后，萨德共写出了8部长篇小说和故事集、16部历史小说、2卷随笔集、1册日记和大约20个剧本。
　　
　　现在很多作家都对无法聚精会神写作感到苦恼，主要是因为网络，它的诱惑力会打碎我们的注意力的宽度，使时间化为碎片，使我们处于永久的焦虑状态，每30秒就去查一次邮件。而历史上也有很多像萨德一样只有在极端、非自愿的隔绝状态下才能写作的人。到处游历的马可·波罗只是因为1298年在海战中被俘才得以写下他经典的中国游记。五百年后，花花公子卡萨诺瓦在耗尽了钱财与利比多之后，隐居到波希米亚，得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清闲工作后，才得以写出他的自传。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口述了他的多卷本回忆录。1897年，王尔德在狱中写出了《自深深处》。1942年，因盗窃罪入狱的让·热内在狱中写出了处女作《鲜花圣母》。
　　
　　当然不会有哪个作家会梦想着去巴士底狱住着。很多作家转而自己创造一种被禁闭的环境。1992年，安妮·迪拉德说，她坐在书桌前本来能看到漂亮的松树林，后来她把书桌转了一下，对着空荡荡的墙壁。“要避开吸引人的工作环境。需要一个没有风景的房间，以便让想象力在黑暗中与记忆相遇。约翰·契弗更喜欢他在纽约的公寓黑暗、阴沉的地下室，让自己的圆桌对着冷库的砖墙。
　　
　　今天，把自己拴在桌子前已经不再是产量的保障了。点一下鼠标就能打开聊天对话框、世界一流的图书馆的网站、无数网店、游戏中心，谁也不能持续盯着空荡荡的文档了。在一度偏僻的文学殖民地，可以看到作家们在荒野中游荡，用智能手机寻找网络接口，以便更新一下自己的Facebook。“如果瓦尔登湖有Wi-Fi，梭罗可能会终日在YouTube上观看可爱的野生动物的视频，萨德可能会发现很多限制级的网站。”据说，无线的辐射会造成树木掉皮，对蜜蜂和人体都有害。不仅如此，Wi-Fi对世界文学造成的破坏也是不可估量的。
　　
　　人人都承认网络对注意力的影响，但很少有人努力抵制。在纽约文学圈中，没有Twitter账号的人都算激进的反技术分子了。但确实有人强迫自己断网。小说家乔纳森·勒瑟姆说，他有两台电脑，其中一个上不了网的用于写小说。编剧诺拉·埃弗朗等人称赞过一个叫自由的电脑程序，它可以切断电脑的网络联接长达八小时。乔纳森·弗兰岑写《自由》时把电脑的网络接口用强力胶堵住了。（作者：贝小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