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不能赋予9/11任何意义——也不能让3,000冤魂比其他生命的逝去更为重要
　　
　　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家DonDelillo曾说，恐怖主义代替了小说家，登上文化的主舞台。在接受《纽约时报》书评采访时，他说：“不久前，小说家可以认为，他可以影响我们对恐怖的理解；而今天，塑造并影响着人类意识的，却是恐怖分子。”
　　
　　这种说法在当时屡见不鲜，却似乎极其复杂，尽管您稍微动动脑筋，想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意识不仅仅是害怕，就算TimothyMcVeigh，TheodoreKaczynski这些声名赫赫的恐怖分子，在历史上也不过被记载为害人性命的疯子，而不是什么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们离HarrietBeecherStowe的境界还远着呢。[译者注：TimothyMcVeigh：右翼极端分子，96年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凶手，因为反政府炸政府大楼；TheodoreKaczynski：16岁读哈佛的神童，曾经的伯克利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蒙大拿州的隐士。他还有另外三重身份，17年连环爆炸案的主谋，恐怖份子，反科技“斗士”；HarrietBeecherStowe：美国著名作家、废奴主义者，《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
　　
　　但9/11事件与众不同吗？这次袭击那么惊天动地，死了那么多人，对美国人的自满和骄傲造成了如此深刻的打击，必须有其独特的影响，而反过来，只有小说家才有能力对其中的影响进行长篇、深刻的剖析，因为细致的联想是小说的专长。这没错吧？
　　
　　最起码，将场景设定在2001年或之后的每部小说中，都能感到这样的思潮。不过回顾这十年，就算是其中最出色的小说，也不过是泛泛而谈。
　　
　　有些小说直接就是记述9/11，比如JonathanSafranFoer的《特别响，非常近》，JayMcInerney的《美好生活》，还有关注9/11事后的作品，如AmyWaldman的《投降》和JosephO’Neill的《荷兰》。即便和袭击不太相干的书籍——如JonathanFranzen的《自由》，JenniferEgan的《恶棍来访》——也对9/11有或多或少的描写，在其中的某个章节提到2001年的几天或几周，他们坐在电视机前，听着阴郁的报道，满腹困惑，心情混乱。然后，故事再回归正题。
　　
　　这都似乎成了惯例，引起了众人关注。但并不是说，这些故事描述9/11事件不真实。相反，它们都在情在理。小说家所关注的，是缕缕起因结果其中的曲折，人们做出种种举动的原因，以及出乎意料的结果。小说关注的是个人，是这对其生活选择造成的影响。简而言之，小说是寻找和创造意义的引擎，因此，它与当天那段可怕的插曲格格不入：9/11究其深处，并无意义。
　　
　　我知道这听起来让人发指，但待我慢慢道来。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在历史上的确意义重大。2,996个生命就此陨灭，大部分都让他们深爱的人们痛不欲生。这次事件，还拉开了两次战争的帷幕，让美国的公民自由和国外的人权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爱国主义的心脏就此猛烈跳动，对灵魂的真正探寻广泛展开，无数情报和安全机构大幅扩张，数十亿原本和平的穆斯林被机会主义的煽动者描述成了魔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还有经济方面，一旦启齿，更是无从终结。但这就是我们对于那3,000冤魂，对他们可怕而又壮烈牺牲方式的回应。这不会改变死亡的本质：死，跟其他大部分的灾难一样，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
　　
　　不过警察、火警等人却是例外，他们为了从纽约燃烧的双塔中拯救生命，奉献了自己。利用他们的牺牲，在政治、文学和商业上作催人泪下的宣传，不应该模糊援救人员勇敢、英雄的事实。但是，从皇后区中家庭火灾里将人们拖出来的救火队员，他们的勇气和英雄气质相比之下也毫不黯淡。就老百姓而言，不管是在火灾，在洲际高速上因为薄冰造成的六车连环相撞，在暴风雨中船舶失事，还是在IHOP枪击事件中死亡，他们都这样走了，而他们的亲友也和9/11遇难者的家属一样沉痛。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说9/11遇难者的死亡意义更加重大，这些人的死亡就显得微不足道呢？
　　
　　如果你不再去按照我们所被灌输的方式来思考9/11，开始真正地思考，就会提出这一系列问题。这实质上就是小说家的工作：去探寻生命的本质，而不是人们谈论的生命，相片、书籍和电视呈现的生命。然而，我们不可能将9/11的苦难从其周围的媒体解脱——媒体正是这次暴行现在面貌的根源。这些杀戮本身就是为摄像机设计，左看右看，都恰如其分。
　　
　　因此，图片文化和这次袭击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袭击像一场噩梦，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图片文化之恶。圣战分子袭击世贸双塔，而这个社会中大家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就包括观看大型的爆炸，这其中有些让人不安的联系。9/11的场面马上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景象之一，也是所有媒体所垂涎，所有观众调台观看的画面。
　　
　　将这样的图像上上下下反复研究后，小说家就开始发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次死亡和其他逝去的生命有如此大的差距？这很难回答，而但凡得到的答案，都可能听起来不尊重，愤世嫉俗，冷酷无情，也不够严肃。即便如此，小说家可能还是会继续，有些从情感（如《特别响，非常近》）着笔，有些则是谄媚的自负（《美好生活》），但这些小说效果不够饱满，透着虚假和庸俗。“这样的小说家是引火上身。”我的一位批评家朋友曾这样评价9/11事件。
　　
　　更有想法的作家会选择对9/11一笔带过，或将其化身为另一事件。在TomPerrotta的新作《被遗弃的人》一书中，几百万人突然不知所踪，故事体现了小说的张力：将9/11人类的惨案脱离无休止的意识形态大论，互相指责以及随后的守株待兔。JamesHynes的小说《下一个》的主角是一位中年男子，他为人自私，满腹怨言，故事将他放在了一次类似9/11的袭击中，因此，他能够在文字中度过死前的时间。Waldman的《投降》则选了另一个视角：在围绕纪念仪式的争议中，悲剧不久就会在媒体的喧嚣中销声匿迹。
　　
　　然而，在此其中的死亡，仍无法解释。死得其所，鲜而有之。我们和当天冲进世贸双塔的救火员一样，不会有多少人为信仰而死，而仅仅会将信仰丢失。这样的损失，有时会有人背负责任，而有时并无。所谓“罪魁祸首”，通常不过是粗心大意——做饭失手，救援不慎——只有极少部分和9/11劫机者一样心怀险恶。故意杀人的罪犯们，只有极少数杀人理由能被理解。我们拼命地探寻解释，就好像去年一个疯子谋杀美国众议员GabrielleGiffords，评论员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寻找替罪羊，但这并不意味着替罪羔羊真的存在。
　　
　　我们的祖先明白：突如其来而毫无意义的死亡随处可见，尽管它们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入侵的蒙古人，十字军，维京海盗；风暴，洪水，地震，火山，火灾；瘟疫，旱灾，还有饥荒。现代的美国人不必面对所有同样的威胁，但我们绝大部分都认为自己身边不仅可能存在保护的屏障，这还是我们天赋的人权。9/11袭击原本可以提醒我们，这样的美梦有多么空泛，然而此事过后，国民却开始要求政府做出荒唐的安全承诺。我们作为国家所放弃的许多，已经为了这个幻想而牺牲，为了我们继续对自己撒谎。
　　
　　可能关于9/11，小说家写出最好的文字并非小说，而是DavidFosterWallace在2007年《大西洋杂志》中发表的一篇短文，叹息我们公民自由的逝去。他指出，每年有40,000多起高速公路死亡事件，是9/11死亡人数的10倍，年均自杀数将近两倍。我们愿作出这种牺牲，换取在自己的汽车中随意驾驶的自由，那为什么不愿为“让美国人的观念无比珍贵的权利和保护”，而忍受风险？他当然也该问，为什么我们认为，9/11失去的3,000生命，会比美国公路上死去的几万人有更多的意涵？
　　
　　伟大的小说，是记述真实的谎言，但如果对谎言说谎，而得到真实，那是天方夜谭。9/11的冤魂特别，因为任何不合时宜的死亡都是特别的，但如何将他们和平常——而经常不曾道出的——信念区别开来，告诉世人不是因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人，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些死亡才不同凡响？如果不去降低9/11带来的恐惧，不去黯淡幸存者的悲伤，可能无法对这种信念发出质疑；孩子们已将浴缸里的水吞入腹中。
　　
　　探寻真相的小说家们，现在只剩下零星的时间片段，可能拼接起来有一个钟头，它们在这栋燃烧的大楼中上下奔跑。Hynes可能已经将这些片断利用到了极限，即便如此，《下一个》也无法触及题目的那个瞬间。小说家的主题是生命，不是死亡。关于生命，话题有千种万种；而对于死亡，可能一无所有。安静，同样可以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