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的房间里像头野兽一样来回奔走。三个小时过去，困惑不已的罗素忍不住打断他：“你到底是在思考逻辑还是在思考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道，然后继续他的奔走。
　　
　　我相信，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给所有企图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维特根斯坦怎么能够同时思考“逻辑”与“罪”——这两个处于平行宇宙里的主题，对于他的哲学和人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51年维特根斯坦去世，此后短短四十年间，已有五千八百六十八种二手文献探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诗歌、画作、音乐、小说、电视片以及数不清的传记刻画这个充满魅惑力的形象。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浩如烟海的各类解读不可避免地分化成了两极：要么完全割裂他的生活只研究他的哲学；要么受他的生活的吸引，却理解不了他的哲学。直至1990年，雷·蒙克出版了《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通过同时描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工作，这位三十三岁的英伦青年自信很好地展示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切与他感情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作为一名传记作家，在专业训练上蒙克具备足够的资质，他的专长是数学哲学与分析哲学史，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把握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想。蒙克在资料搜集方面下的工夫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曾多次请教维特根斯坦的三位遗稿保管人（冯·赖特、G.E.M.安斯康姆以及洛什·里斯），遍访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同事，专程奔赴奥地利和爱尔兰做实地考察，甚至有幸遍览了未经发表的维特根斯坦全部的加密札记。
　　
　　但是，所有这一切依然不足以保证蒙克能够回答那个难题——“逻辑”与“罪”是如何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合二为一的？要想做到这一点，蒙克还必须具备纤细敏锐的洞察力，深厚宽广的同情心，以及——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的能力。
　　
　　怎样才能“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打个比方，在《建党伟业》中，杨开慧为了看远方天空的烟花，跳啊跳啊跳，一旁的图书管理员看出了其中的暗示，把她托起放在了肩上。对这个充满文艺腔的桥段，我们可以用一种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方式去诠释它：你必须站到思想的高墙上，才有可能达致“ubersicht”（综观），这样你就能“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这样你的智力痉挛就得到了松弛。
　　
　　但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在这本厚达五百八十四页（中文译本正文）的著作中，你能读到万花筒一样的元素：玻尔兹曼、魏宁格、康德、歌德、罗素、弗雷格、叔本华、拉姆塞、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泰戈尔、柯勒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法、美国的《侦探故事杂志》、《圣经》、十九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化氛围、犹太人身份与同性恋，绝对的安全感、力求爆发开来的原初生命和野性生命、痛恨虚夸的浮饰、寻求直接性、综观……惟当把上述所有碎片组成整体，在其中看到联系，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
　　
　　幸运的是，这件事情蒙克不仅替我们做到了，而且做得一级棒。对此一个外在的尺度是，本书出版当年就被评选为“三十五岁以下作家年度最佳著作”，获“星期日邮报/约翰·卢埃林·莱斯奖”，次年又荣膺“达夫·库珀奖”。二十年来，蒙克的传记不仅销量最广，也是公认最好的维特根斯坦传记。值得一提的是，译者王宇光无论专业背景还是个人性情，都与蒙克颇为类似，译笔清畅准确，不辜负原著。
　　
　　在这本浸透着各种细节的传记里，蒙克告诉我们，早在八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曾经停伫于门前苦苦思索：“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这个问题既是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哲学思考，也是纵贯其一生的焦虑所在。
　　
　　蒙克还告诉我们，十四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读到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这本书里充斥着各种反犹主义以及反女性主义论调，痛恨现代的衰败，贬斥科学和商业的兴起，哀婉艺术与音乐的没落，其中，最让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心动的莫过于这句话：“逻辑与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
　　
　　什么责任？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发掘和绽放天才的因子。什么是天才？就是“具备最强最清澈的明确和清晰”，灭绝肉体生活，取而代之以“精神生活的完全发展”。这种完全发展的精神生活反映在逻辑上，就是要求彻底的清晰性，“彻底清晰，或者死——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不能解决‘全部逻辑的根本问题’，他无权——至少没有欲望活着。不妥协”。反映在伦理生活中，则是必须不断地彻底清算自己，做一个彻头彻尾诚实的人。
　　
　　必须成为天才，否则去死！这条康德式的绝对命令纠缠了少年维特根斯坦整整九年的时间，自杀的念头反复出现，直到他在剑桥遇见罗素。1912年1月，在满腹狐疑地观察了维特根斯坦一个学期之后，罗素明确地向他确认了他的天才特质，才让维特根斯坦那颗狂暴的心安顿下来。
　　
　　虽然同时在思考“逻辑”和“罪”，但恰如蒙克所分析的，当时的维特根斯坦仍旧将二者视为平行的两条线，他的哲学工作完全围绕着逻辑而展开。明确意识到“逻辑”与“罪”的同一性要到1915年的冬天，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一年有余，作为志愿兵维特根斯坦正在奥地利的一个炮兵团服役。
　　
　　“现在我有机会做一个得体的人了”，第一次撞见敌人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写道，“因为，我站在这儿，盯着死亡的眼睛。”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如果不是通过“直面死亡”亲临“某种宗教经验”，如果没有阅读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和《圣经》，蒙克说，维特根斯坦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包含的内容将会是：意义的图像论、“逻辑原子主义”的形而上学、用“重言式”和“矛盾”这对概念作出的逻辑分析、在说出和显示之间的区分以及真值表。换言之，这本著作将包含现在包含的几乎所有内容——除了结尾处关于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
　　
　　这最后的结尾，让《逻辑哲学论》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一本著作。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1916年6月11日这一天，一个问题打断了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基础的思索：“对上帝和生命的目的我知道点什么？”他列下长长的一个单子予以回答。其中包括：“生活的意义、即世界的意义、我们可称之为上帝。”对此蒙克的评价是：“个人的事和哲学的事融合起来了。伦理和逻辑——‘对自己的责任’的两个方面——终于走到了一起，不只是同一个人目标的两方面，而是同一哲学工作的两个部分。”
　　
　　蒙克用四分之一共七章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逻辑”与“罪”这两个主题的合二为一。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雅典王子忒修斯，蒙克成功地带领我们抵达维特根斯坦思想迷宫的中心地带。然而这并非终点，而恰恰是起点，因为只有找到阿里阿德涅之线，帮助我们成功地走出这座迷宫，蒙克才会成为英雄。
　　
　　要想走出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迷宫，我们现在手握两个线头，一个是逻辑，一个是罪，虽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已然合二为一，但我们依旧可以追问这个问题：逻辑和罪，哪一个对维特根斯坦更加性命攸关？
　　
　　蒙克告诉我们，维特根斯坦对此想的很清楚：伦理生活的重要性要远重于逻辑，改善自己是为改善世界所能做的一切。越是在逻辑研究上突飞猛进，他就越是痛苦地意识到，相比起在逻辑方面获得的彻底清晰性，在个人生活里他还差得很远。
　　
　　在信中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或许你认为这种对我自己的考虑是浪费时间——但我怎么能在是一个人之前是一个逻辑学家！最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清算！”
　　
　　那么他最终想要清算的罪究竟是什么？综观整本传记，除了在开篇处，蒙克简单介绍了维特根斯坦传记的写作史，几乎没有专门处理任何此前的传记。但在正文结束后，我们惊异地发现蒙克另辟附录专论W.W.巴特利三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下的短论《维特根斯坦》，这一谋篇布局足以表明巴特利三世对蒙克构成了多么大的挑战。简单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1919到1929年维特根斯坦丢下哲学跑到奥地利农村当小学教师的那十年里，是否曾经迷失过他的本性？
　　
　　好吧，让我们放弃“为尊者讳”的陋习，打开天窗说亮话：维特根斯坦在这期间有没有搞过同性乱交？巴特利三世主张有，蒙克的回答是无。从材料掌握的充分性看，蒙克的判断更加可信，他通读了维特根斯坦全部的加密札记，其中只是记录了维特根斯坦对那些“粗野而直接的同性恋少年”的着迷，但找不到任何性乱交的记录。
　　
　　相比巴特利三世的捕风捉影、夸大其词，另一本流传甚广的传记——布莱恩·麦吉尼斯的《维特根斯坦：一生》又是另一个极端，全书只字不提同性恋，将维特根斯坦反复出现的自杀念头和绝望情绪完全归因于他的智性生活。蒙克决定走一条中间道路，他毫不避讳维特根斯坦对同性男友的爱慕：从大卫·品生特到弗朗西斯·斯金纳，最后是本·理查兹，正是这些人让维特根斯坦成为维特根斯坦之所是。但是蒙克认为，加密札记向我们揭示，维特根斯坦忧虑的不是同性恋，而是性欲本身，因为性欲的勃发——无论是对同性的还是异性的，都不容于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虽然我接受蒙克的判断，但是在我看来，即使维特根斯坦有过同性乱交的经历，也无损于维特根斯坦的人格魅力。须知维特根斯坦虽然有着最为鲜明的圣徒气质，但他并非生而就是一个圣徒，就好像虽然在思考哲学和逻辑时，他的每个细胞和毛孔都渗透着天才的光芒，但是维特根斯坦也时常陷入“我真是个该死的傻瓜”的自责之中。
　　
　　有人赞扬G.E.摩尔孩子般的单纯，但是这对维特根斯坦毫无价值：“我不能理解，除非一个孩子也值得为之得到赞扬。因为你谈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而来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生的确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
　　
　　因此，在这本传记中，我们读出最多的不是浑然天成的哲学天才和道德圣徒，而恰恰是在担负起天才的责任之后，维特根斯坦对自身的褊狭、软弱、伪善以及绝望的永恒克服。维特根斯坦总体人生态度的核心是成为“自己之所是”，这意味着“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其中，对他而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成为一个卓越的人，但不要设法表现得是一个卓越的人。
　　
　　罗素曾说维特根斯坦也许是他所见到过的“传统观念里的天才的最完美范例，激情、深刻、强烈和强势”。蒙克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够始终保持克制，虽然全书充满了激情，但是这些激情不是蒙克本人的激情，他把自己藏在后面，通过排列组合各种硬事实和硬材料，让维特根斯坦的激情去推动整本书。
　　
　　现在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这种决不姑息的自我清算究竟能把维特根斯坦带到哪里去？细细品味下面这两句话也许会有所助益：
　　
　　当一切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已被回答的时候，人生的诸问题仍然没有触及。
　　
　　在我做哲学的方式中，哲学的全部目标是给出某种形式的表达，从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
　　
　　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哲学工作：“我破坏、我破坏、我破坏。”仿佛一头闯进瓷器店的犀牛。但是维特根斯坦要砸碎的不是精致美妙的瓷器，而是对智性生活不必要的困扰，是那些力图在寻常事物中“看出古怪问题”的哲学诱惑。对于生活的清算同样如此，它不是要将自己连根拔出，而恰恰是要把自己重新放回。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表述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同样的，蒙克认为，“若能把自己的生活事件放进某种模式，那将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种慰藉。”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这种生活“模式”可以是十九世纪世纪末的维也纳文化氛围，可以是托尔斯泰式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或者干脆就是与智性生活彻底无关的纯体力劳作——维特根斯坦不是没干过这些事情，他曾经先后当过乡村教师、建筑设计师、园丁以及医院的护工。
　　
　　只是仿佛就像是一个咒语，他身上最最鲜明的几个身份都让他永远无法把自己放回到某种模式，比如，作为曾经的奥匈帝国遗民，作为犹太人，作为同性恋者，以及作为哲学家，所有这些身份都让他天然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一位朋友曾这样回忆说，维特根斯坦使他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维特根斯坦说：“写出好的哲学和对哲学问题作出好的思考，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更甚于是一个智性的问题——抵抗误解之诱惑的意志、抵抗肤浅的意志。妨碍一个人获得真正理解的，常常不是他缺少智性，而是他的骄傲。”其实，哲学如此，生活亦如此。
　　
　　在生命最后的阶段，蒙克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异常安详的画面，维特根斯坦和他的房东太太贝文夫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每天晚上六点散步至小酒馆，贝文夫人回忆说：“我们总是要两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饶有兴味地泼到蜘蛛抱蛋盆栽里——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实行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异常的轻松，维特根斯坦从不跟贝文夫人讨论她不理解的话题，“所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从未觉得自己次等或无知”。
　　
　　看起来，维特根斯坦终于和生活达成了和解。1951年4月28日，维特根斯坦去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的一生，无论在智性上还是灵性上，都呈现出一种“生活中骤然凝聚起来的密度之美”。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人生让人窒息，或许有人因为这座迷宫太过繁复，而对本书望而却步。对于这些有畏难情绪的读者，我依旧强烈推荐这本传记。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阅读此书让他回忆起早年读金庸的感觉，对于这个奇怪的比喻我一点都不诧异，因为在这本书里，你不仅可以读到精神世界里的金戈铁马，更重要的是，你看见的不只是天才，更有人性。（作者：周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