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解读伦敦骚乱
　　
　　重复，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在历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当某件事只发生一次，它可以被视为意外，是倘若用别的方式处理或可避免的事；但当同样的事件重复上演，它就是一个征兆：更深层的历史进程正在展开。1813年，当拿破仑败走莱比锡时，看来像运气不好；当他在滑铁卢再次失败，那显然就是他的时代已然终结。对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而言同样如此。2008年9月时，某些人将之说成可通过更好的规范加以纠正的异常情形；如今又一次金融崩溃的迹象愈来愈多，显然我们正在对付的，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
　　
　　我们被一再告知我们正逐步摆脱债务危机，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分担这重负并勒紧裤腰带。所有人，也就是说，除了（非常）富有的人。对其多加征税是种禁忌：如果我们那样做，争论就会持续，富人会没有足够激励来投资，创造出的职位更少，我们所有人都会受苦。将我们自己从艰难时世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是令穷人更穷，富者更富。那穷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尽管英国的骚乱疑似因MarkDuggan被射杀而起，但每个人都会同意他们表达一种更深层的不安——但是哪种不安呢？与2005年巴黎郊区焚车事件类似，英国的骚乱者们也没有信息要转达。（这与2010年11月的大规模学生示威迥然不同。学生们清晰地表达了他们反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方案。）因此很难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设想这些英国骚乱者，将之视为革命主体出现的例子；他们更贴合黑格尔的“乌合之众”的概念，那些游离于有组织的社会空间之外的人，他们只能通过“非理性的”破坏性的暴力来表达自身的不满，黑格尔称之为“抽象的消极”。
　　
　　从前有个被怀疑偷盗的工人的故事：每天傍晚，当他离开工厂时，他身前的独轮手推车都会被仔细检查一番。警卫什么也没发现：它总是空的。最后，真相大白：那个工人偷的正是独轮手推车本身。警卫遗漏了最显而易见的真相，正如那些骚乱的评论家们一样。我们被告知一九九零年代初共产政权的解体预示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工程导致极权主义灾难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进入了理性、实用主义政治的新纪元。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的老生常谈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从最近爆发的暴力事件中看出这点。这是一种零度抗议，一种没有索求的暴力行为。当社会学家、编辑、作家们渴求从骚乱中寻找意义时，他们模糊了骚乱带来的谜思。
　　
　　抗议者们，尽管属于弱势群体且事实上为社会所排斥，但他们并非活在饥饿边缘。那些处于更严重的物质困境的人们，更别说那些在生理上或意识形态上受压迫的人们，都有能力组织起来，成为有明确议程的政治力量。因此骚乱者并无议程这一事实本身值得被解读：它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关于意识形态－政治困境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那种社会颂扬选择，但其达成民主共识的唯一可选项只有盲目行事。对制度的反对不再能通过现实途径、或甚至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加以表达，而只能采用这毫无意义的爆发的形式。如果只能在按游戏规则玩与（自我）毁灭的暴力之间选择，那么我们倍加赞颂的自由选择还有什么意义呢？
　　
　　阿兰·巴迪乌曾声称，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空间正愈来愈变得“无界”（Worldless）：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抗议所能采取的唯一形式便是毫无意义的暴力。或者这就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危险之一：尽管凭借全球化，它囊括了整个世界，但它却维持了一个“无界”的意识形态星图，人们在其中无法寻找到发现意义的途径。全球化最根本的教训在于，资本主义能够适应各种文明，从基督教到印度教或佛教，从西方到东方：但却没有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没有相应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问题是一种缺乏意义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