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四月初，清廷成立“皇族内阁”，舆论大哗，各省谘议局与朝廷的对立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张謇到上海邀集江、浙谘议局头面人物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人，联名向摄政王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阅历者（暗指袁世凯）。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派两名代表到南通访问张謇，请他进京摸清摄政王对立宪的真实态度，以决定各省谘议局如何采取联合行动。
　　
　　状元进京
　　
　　张謇电邀江苏谘议局议员雷奋和杨廷栋到南通，与湖北代表会商。另有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商会，因上年南京开博览会时美国商会组团前来参观，曾邀请华商组团赴美考察，四商会拟筹组代表团访问美国，因有与外务部、农工商部接洽办理护照及安排出访等事，公推张謇进京办理。雷、杨与湖北代表会谈终了，认为张謇有必要借这两件事进京，一则办事，二则会见君臣权要，考察君主立宪有无实现的可能。张謇起初无意进京，被他们反复劝说，渐渐动心，恰在这时，南通大生公司租用汉口纱、布、麻、丝四厂的谈判有了结果，汉口方面邀请张謇亲自出席承租合同的签字仪式，于是，张謇决定先去汉口，再取道京汉铁路进京。
　　
　　张謇的得力助手、大生公司经理刘厚生建议他过彰德时，顺便访问袁世凯，交换对于未来时局的意见。张謇因与袁世凯在朝鲜时稍有芥蒂，不想见袁，刘厚生遂与雷奋商量，雷奋极表赞成，他说：“我亦早有此意，可在途中慢慢商量。”
　　
　　四月二十七日，张謇一行乘“江裕”轮赴鄂。
　　
　　在船上，雷奋开始劝说张謇访袁。张謇说：“我只是谘议局议长，袁慰亭是个罢官的人，我们都无职无权，有什么好谈的？”雷奋说：“不错，您只是谘议局议长，与督抚相比，个人并无势力，但您的言论，您的奏疏，足以引起清廷的重视，您在东南各省比两江、两广、湖广总督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您有在社会上一呼百应的声望，足以领导各省谘议局对抗清廷。袁世凯虽隐居彰德，但他在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任上提拔的官员极多，真可谓门生故吏满天下，他虽去职，这些人还身居要职，而他亲手所练的北洋六镇，仍归旧部掌握，等于间接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他的实力并未因革职而受到多大的削弱，他隐居彰德，犹如猛虎踞山，时机一到，随时都会扑出来的。你们俩，一位是民意领袖，一位是有可能重新出山掌握朝政的权要，推心置腹，交换意见，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局早作安排，于国于民，岂无益乎？”
　　
　　张謇承认雷奋的分析的确有理，但他认为见袁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他在官场历练了几十年，已老于世故，我们见面，他不会和我说心里话的。”雷奋分析时局，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早已失去民心，断无不倒之理，上月底广州暴动虽然失败，孙、黄还会举事的，他们终究是要推翻朝廷的，等到他们事成那一天，您和袁世凯都必须在君主与共和之间作选择。”雷奋据理力争，激情中带着恳切，他用两个黄昏的时间说服张謇接受了访袁的建议。
　　
　　五月初二，张謇抵达汉口，初八签约。五月初十，张謇搭乘京汉铁路南段总经理施省之的专车离开汉口，在驻马店住了一夜，十一日晨北上。
　　
　　双雄会
　　
　　在火车上，刘厚生等人与张謇讨论会晤袁世凯时如何措词，如何与袁交换意见，如何说明时局的危机，如何商量安定时局的办法。下午五点车到彰德，因事先给袁拍了电报，站台上早有副官和轿子恭候。
　　
　　“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夜十二时回车宿。”（《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p650）
　　
　　此事张謇虽在日记和自编年谱里都有记载，但除了治淮一事，他与袁世凯交谈的其他话题，只字未提。
　　
　　“我们同车的一觉醒来，见张謇登车含笑对我们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p180）刘厚生为张謇作传时，对这场双雄会评价甚高，称其“决定清廷之命运”，作为当时仅存的知情者，他也未披露密谈的内容，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窥其大略：“当謇初晤世凯时，世凯对张謇的来意不明，谈吐之间，一味闪避，专打官话。后来见謇坦白的态度，诚恳的语言，已完全明了謇的本心，不由得不把自己的意见略略吐露。”（《张謇传记》，P181）
　　
　　张謇与袁世凯谈了什么？如何打动城府极深的袁世凯，令其“略略吐露”意见？袁究竟吐露了什么意见？这些秘密都被二人带进了棺材里。
　　
　　世凯于送张謇出门时，很恳切地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恉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刘厚生：《张謇传记》，P181-182）
　　
　　双雄会的政治果实
　　
　　这次密谈影响了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政治态度和策略，他看出立宪派对君主立宪已不抱希望，对革命党也不抱好感，大乱一起，清室必亡，共和政体是惟一的选择，而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是倾心于他的，他们代表了士绅阶层的利益，必须与他们联手，才能在政治上压倒革命党。因此，他出山之后即通过特殊渠道与张謇保持联系，兑现洹上密谈时的承诺。
　　
　　刘厚生认为袁还是信守诺言的，这表现在：“一、他把汉口、汉阳攻破之后，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二、当张勋在南京受攻时，他若派清江的军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援救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三、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时，他很秘密地叮嘱绍仪，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诉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先到汉口与黎元洪晤谈一次，不得要领。遂到上海，另派蔡廷幹在汉口与黎元洪接洽。绍仪到上海之后，首先访问赵凤昌，要求凤昌密约张謇在凤昌宅中见面。绍仪先述世凯诚意，但已吐露南方须举世凯为总统之要求。后来黄兴、孙文，先后到沪，亦即在凤昌宅中会谈，甚至革命军方面全权代表伍廷芳亦每晚到赵宅晤面，至于双方代表之公开会议，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刘厚生：《张謇传记》，P182）
　　
　　这次密谈也影响到了张謇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态度。张謇在南北议和期间明显为袁出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他为实业总长，他婉拒再三，亦不到任，汉冶萍抵押贷款一事披露后，他立即辞职，批孙不遗余力。袁任临时大总统后，张謇进京，一月之内六谒“洹上”（《张謇全集》第六卷，pp670-671）。民国2年9月，袁世凯特任张謇为熊希龄内阁的工商兼农林总长，10月，袁当选正式大总统后，派军舰“飞鹰”号到南通迎张北上就职，礼遇之隆，举国无二。时值宋案过后，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张却衔命入阁，风光十足，其与袁、孙之亲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