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2日，斯大林周围的人终于决定让他惟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前往孔策沃看一眼即将死去的领袖。她上一次见到父亲，是3个半月以前。
　　
　　她在社会科学院的法语课上被带走。在父亲的软榻前，站着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哭泣的赫鲁晓夫，房间里满是忙碌的医生和护士。凌晨3点，一名警卫员发现了倒在地板上的斯大林。他中风了，右半身不能动，也说不出话来。
　　
　　斯维特兰娜握着父亲的手。他的眼睛还能动，她希望他能认出自己。她后来写道：“我注视着这张端庄、安详、同时悲伤的面孔……，它正撕扯我痛苦的心。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完全没出息的女儿，从来不曾是个好女儿，是个生活在家里的陌生人，从来没有给这个孤独的灵魂、这个年迈的被世人拒绝的病人以任何帮助。而这个人，却是我的父亲，是尽他所能爱我的父亲，无论好坏我都必须心怀感激的父亲……”
　　
　　14年后，她跟谁也没打招呼就直接走进了美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在瑞士短暂停留后，她飞到美国,举世哗然。
　　
　　又过了44年，她因结肠癌于11月22日在威斯康星州去世。一星期后，她的死讯才被公布。
　　
　　斯大林式的父爱
　　
　　必须承认，斯大林对女儿的爱大大超过对两个儿子的总和。但这爱，是斯大林式的。
　　
　　在她小时候，父女间经常玩通信游戏，派专人递送。信中，父亲称女儿为“小麻雀”、“小女主人”，自称“管家的可怜书记”、“第一号秘书”。看这两封——
　　
　　“1934年10月21日致约维斯大林同志，第一号秘书。
　　
　　命令，第4号。我命令你带我去(看电影)吧。签名：女主人小斯维特兰娜。”
　　
　　“第一号秘书签名：我服从。约斯。”
　　
　　电影是美国电影，在当时的苏联，普通人这样做，是“资产阶级的腐蚀”。
　　
　　斯大林带她出入节日庆典和各种招待会，把她引荐给来访的丘吉尔，也允许摄影师们拍摄他抱着女儿、吻她的样子。宣传部门深谙此道：这是彰显领袖尚有人性的时刻，尤其是几百万人因此人死于非命。
　　
　　那时候的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是“克里姆林宫公主”，全苏联有成千上万的婴儿取名“斯维特兰娜”。
　　
　　当她长成少女，斯大林不允许她穿裙子，就连短袖毛衣也不行，因为他不喜欢别人看到女儿的膝盖和胳膊。
　　
　　当她16岁时迷上年近40的已婚犹太作家兼导演阿列克谢卡普勒，斯大林在忙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同时，接到了由贝利亚的秘密警察收集来的“情报”：两人正在热恋中，足迹遍布莫斯科的展览馆和大剧院（30年后，斯维特兰娜还记得他们一起看过的剧目：考涅楚克的《前线》、比利时舞台剧《蓝鸟》和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男的给了女的许多唱片和书籍，其中不乏禁书，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和《有钱人和没钱人》；有时，他们在黑暗中拥抱、接吻（30年后，斯维特兰娜回忆说：“当时的苏联，还没有婚前性行为的概念。”）……
　　
　　在斯维特兰娜眼里，阿列克谢是“最聪明、最漂亮、最温柔和最有欣赏力和热情的人，他浑身散发着知识的光芒和魅力”。在斯大林眼里，这个男人肥肥胖胖，长相难看，不会说俄语，写的作品也不那么好，惟一的本领是嘴皮子好使，擅长勾引女青年。
　　
　　这种矛盾在斯大林头一次扇向女儿的两记耳光中爆发——在斯拉夫民族，这是男人对女人常用的方式，斯大林的父亲就这样打过他的母亲。而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曾记载，在一次新年晚会上，斯大林扯着女儿的头发强迫她跳舞——他吼道：“你也不照照镜子，像你这样的谁要？！他周围娘儿们有的是，你这个傻瓜！”当着女儿的面，斯大林把阿列克谢写给她的情书、照片、阿列克谢的小说文稿和一个新剧本撕掉了。
　　
　　后来，阿列克谢自愿去斯大林格勒当战地记者，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格勒少尉的来信》，向远在莫斯科的恋人报道战事，顺便抒发一点小感情。对斯大林而言，这是挑衅。
　　
　　斯大林派人把这个文艺中年男投进监狱，前后两次，总计10年。
　　
　　斯维特兰娜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我并不想做斯大林的女儿
　　
　　1945年春，斯维特兰娜宣布，她准备跟犹太人格里戈里莫罗佐夫结婚。莫罗佐夫长得英俊漂亮，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科研所的副所长，本人当时是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的学生。斯大林说：“是的，春天来了，见你的鬼，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这段婚姻维系到1947年。“我想读完大学，但丈夫却想让我给他生10个孩子。他甚至从未考虑采取避孕措施！我做了4次堕胎，还有一次早产经历。我因此疾病缠身，后来便和他离婚了。”2007年夏，斯维特兰娜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说。
　　
　　这段婚姻留给她一个儿子约瑟夫。约瑟夫后来成为一名治疗心脏病的专家，住在莫斯科，2008年63岁时去世。
　　
　　两年后，斯维特兰娜第二次结婚。这一次，她顺从了父亲的安排，嫁给尤里日丹诺夫，当时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
　　
　　“因为是父亲的选择，我们便很快结婚了，婚前甚至没有约会过。当时父亲年事已高，我不能总是违背他的旨意。”
　　
　　这段不情愿的婚姻带给她一个女儿卡佳。“在叶卡捷琳娜出生后不久，我便与他离婚了。父亲对此极其不满，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明白，我总是做那些他不喜欢的事。”
　　
　　1952年12月的莫斯科，人们开始风传斯大林得了重病。斯维特兰娜想知道父亲的健康状况，可电话被秘密警察切断了。她最后来到他的身边，这是她是一个27岁的妇人，结过两次婚，有一儿一女，被父亲伤害过，也伤害过他。她知道他被动脉硬化打垮了，现场忙碌的人帮不了他，甚至都不再需要组建一个抢救委员会。
　　
　　“曾经27年，我是父亲在精神上走向毁灭的见证人，我亲眼目睹了人们逐渐离他而去。慢慢地，他变成了一尊阴沉的塑像。”在那本著名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斯维特兰娜写道。
　　
　　斯大林曾经送给妻子一只银手镯，斯维特兰娜6岁半时，母亲吞枪自杀，这只手镯就一直戴在她手上。斯大林一咽气，这只手镯就作为领袖遗物被没收了。
　　
　　2008年初冬，当俄罗斯《真理报》记者将这只被当局保管了半个世纪的银手镯戴在斯维特兰娜（此时她已更名拉娜·彼得斯）青筋暴突的手腕上、叫她“斯大林娜”时，这个脾气执拗、从不掉眼泪的女人声音轻柔地说：“是的，我是斯大林娜。”停顿片刻，她眨眨眼睛：“可是，我并不想做斯大林的女儿。”
　　
　　2010年，在接受《威斯康星州日报》采访时，被问及父亲是否爱她，她说，“他爱我，因为我有一头红发和雀斑，跟我母亲一样。”很久以前，她说：“我非常为母亲没有嫁给一个木匠而遗憾。”
　　
　　变节的代价
　　
　　斯大林死后的头几年，斯维特兰娜的日子还算好过。她仍享有父亲生前给予的舒适安逸的生活。1957年，她向当局提出改姓母亲的姓氏“阿利卢耶娃”，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批准。她同时要求政府收回对自己的一切特惠待遇，她想过自己的生活。
　　
　　然而，除了从父母身上继承的暴烈、叛逆、强势和绝情，她的身世和环境没能教给她谋生的技能，终其一生，她都缺钱。哪怕“出卖父亲”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曾给她带来250万美元的版税，临终时，她仍是一个穷人。
　　
　　从19岁到47岁，她有过4次婚姻，每次大约3年到期。其中后两任丈夫是她“真正爱过的”，可惜一个短命，一个受控于前丈母娘。长期养尊处优的“公主”生活不仅令她任性，也给了她头脑简单和轻率——在婚姻上，在对亲人、故国的“离弃”上，在许多需要抉择的时刻斑斑可见。
　　
　　没人知道，1967年3月6日，她走向美国大使馆前后完整的心理活动。她后来在《仅仅一年》中也只提到部分原因是认为当局虐待了她的印度籍丈夫布里杰什辛格。此外，“当时有一些人去了美国，我想效仿他们”（赫鲁晓夫下台后，他的儿子也去了美国），“大使馆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在把丈夫的骨灰撒到红海里之后，在原计划回苏联的前一天，她跟谁也没打招呼就直接走进了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一开始，使馆工作人员还以为是个玩笑。
　　
　　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之间需要这类兴奋剂。苏联克格勃的暗杀计划搁浅，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出动。在后者的帮助下，斯维特兰娜经意大利转道瑞士，住了6星期后抵达纽约，接着发表一系列讲话。譬如，斯大林是“一个冷漠而多疑的人”、“一个道德和精神上的怪物”，以及她怀疑在成长过程中灌输给她的共产主义，并谴责苏联的政策。
　　
　　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回敬她是一个“道德上不可靠的人”，一个“有病的人”。
　　
　　约瑟夫和卡佳留在苏联，因她的离去而难过，而倍受压力。在她1984年底回国时，卡佳，那位住在堪察加半岛的地球物理学家甚至拒绝跟她见面——她不能原谅母亲的冷酷，一如母亲不能原谅外祖父的冷酷。
　　
　　面对“无情抛弃自己孩子”的指责，斯维特兰娜辩解说：“我儿子当时已婚，女儿也已经17岁，上大学了。他们不是襁褓中的婴儿。他们已经成人。在美国，这么大的孩子已开始独立生活，母亲在他们的生活中已不再扮演关键角色。”
　　
　　然而，41岁开始的流亡生涯并没有带给她安宁和幸福。她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来到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由“公主”变成“叛逃者”。美国社会的新规则新秩序让她尝尽炎凉、孤独、抑郁、失望和贫困，她需要为生存挣扎。在许多次面对西方记者的采访中，她都提到自己的孤独，以及对一双儿女的思念。
　　
　　第4次离婚后，斯维特兰娜获得了女儿奥尔嘉的监护权。她入了美国籍，并注册成为共和党人。为了让女儿能上英国的寄宿制学校，她们一度移居伦敦。那期间，她开始说父亲的好话。1983年的《时代》报道说，她宣布撤回当年对父亲的谴责，并承认“如果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他会枪毙我的”。
　　
　　当她带着女儿回到苏联，她开始攻击美国，自称“中情局的宠儿”；而之后重返美国，她又说自己的言论因为翻译问题被误解了。这类出尔反尔，一方面透露当事人的性情，另一方面也可投射周遭的环境——总有一些利害，让一个人频频改口。
　　
　　1984年，她对德国历史学家马尔塔萨德道出一些“成长的思考”和“变节的代价”——
　　
　　“我今天要对所有潜在的变节者说，不要忘记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类，他们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闷的、无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们所离弃的那些人。我17年前所不懂的，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好的和坏的方面竟是这样相像。
　　
　　“我住在莫斯科时，有40年是在克格勃的监视下度过的。来到美国后，监视含蓄了一些，我被放到律师手里，签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法律文件。我的生活再度瘫痪，我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讲自己所想的事。没有一个变节者是完全自由的。”
　　
　　晚年无边无尽的孤独
　　
　　她一生中美好的时刻不多。6岁以前母亲身上的香水氛围算是吧！还有她面容憔悴头发凌乱地在医院过道上初遇同样穿着病号服的布拉耶什，她后来的印度爱人。那一瞬，一首诗歌浮现：“今天我敞开了心扉，和平闯进来，并且拥抱我。”
　　
　　到晚年，像她的父亲一样，可陪伴的除了孤独，还是孤独，无边无尽。她孤身一人住在英国西海岸的一家养老院里，每月70英镑的膳宿费由政府支付，此外每周可领65英镑10便士的养老金。
　　
　　她在70岁时进了修道院，想成为一名修女：“因为在修道院的院墙里，我找到了一生都在寻找的平静和失去的希望。”
　　
　　2007年夏天，俄罗斯电视台纪录片制片人帕尔辛娜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的一家养老院找到了她。
　　
　　“您很幸运，我同意开口了。我一般不接受采访，记者们总喜欢添油加醋，乱贴标签，我不喜欢。我之所以同意和您聊，是因为您叫我斯维特兰娜，另外，您很年轻。”
　　
　　她声明只讲英语：“我拥有美国公民护照已经30年了。我不想讲俄语。我一直憎恨俄罗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无论怎样，我永远都不会回到俄罗斯。我已经不是俄罗斯人。”
　　
　　但谈话间，她常常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同样跳跃的是她的情绪，她时而生气，时而暴怒，时而笑，时而哭，还常语出惊人。制片人后来说，与这位老人交谈需要足够的忍耐力。
　　
　　晚年的斯维特兰娜喜欢缝纫和阅读。她说自己得承担债务和失败的投资，她的房里没有电视机。
　　
　　“无论我去哪里，瑞士、印度还是澳大利亚，或者某些小岛，我从来都是父亲这个名字的政治囚徒。
　　
　　“我这一生太沉重了，沉重得不堪倾诉，不堪活下去。”
　　
　　她活了85岁，死于结肠癌。临终没有子女在身边。一星期后，她的死讯才被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