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即位那年，荷兰公主凯瑟琳嫁到英国，把喝茶的习俗带给了英国人。
　　
　　英国人本来是不喝茶的，在他们眼里，茶叶不是饮料，而是药物。那些绅士和贵妇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冲泡一杯茶汤，再掺进其他药剂，然后捏着鼻子一气喝完。而荷兰人跟中国打交道比较早，早早就习惯上了喝茶，所以凯瑟琳公主的嫁妆里面有大批的茶叶、茶具和泡茶的侍女。每逢宫廷宴会，凯瑟琳都会用茶水招待宾客。贵族们见状也回去学，紧接着新兴中产阶级也立马效仿，这样不到十年时间，英国上流社会开始弥漫起一股喝茶风，谁不在客人到来时泡上一杯茶，就被视为是“下等人”。
　　
　　英国不产茶叶，整个西方都不产茶叶，英国人想喝茶，得从中国大陆进口。而中国大陆正处于满清统治之下，满清跟割据台湾的国姓爷小朝廷隔岸对峙。为切断台湾方面的物资供应，清政府在沿海各省实施“禁海”和“迁界”：从广东到福建，从江苏到浙江，从山东到河北，滨海地带五十里内严禁居住，严禁耕种，严禁下海捕鱼，房屋被推平，船只被烧毁，“片板不许入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英国的商船到中国进货，还是中国的商船扬帆出海，都变得异常艰难。商人只能小规模地、偷偷摸摸地贩运茶叶，运输成本高得出奇，茶叶在英国的售价当然也高得出奇。于是矛盾出现了：英国人为了面子，需要经常泡茶，可是除了极少数特别有钱的贵族之外，大多数家庭都买不起茶叶。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低价购买别人喝剩的茶叶渣。英国不是那么有钱的家庭买不起茶叶，就从特别有钱的家庭购买消费过的茶叶，据说那时候某些管家和女仆通过出售茶叶渣赚了不少外快。茶叶渣泡不出色来，又有人突发奇想，从家里铜器上刮铜锈，也就是俗称“铜绿”的那种东西，把它掺进茶叶渣里，开水一冲，通杯碧绿，看起来就像上等绿茶似的。茶叶渣容易变质，铜绿更是一种有毒化合物，常喝这样的茶，对身体肯定没好处。可是健康是小事，面子是大事，为了在客人面前证明自己喝得起正宗的绿茶，中毒不中毒的就不管了。
　　
　　直到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发现茶树并广泛种植，同时中国大陆的海禁也已经取消，大量优质而且廉价的茶叶输送到不列颠岛，连劳工阶级都喝得起茶了，那些为了面子不怕中毒的英国绅士才不用再打肿脸充胖子。
　　
　　上面的事情可不是我瞎掰，它来自一本漫画：EmmaVictorianGuide（《艾玛维多利亚导读本》）。众所周知，《艾玛》是简·奥斯汀的名著之一，写的是十九世纪英国女仆艾玛的爱情故事。后来日本漫画家森薰女士根据该著作创作出漫画版的《艾玛》，在日本很受欢迎。再后来，日本作家村上与森薰女士合作，为漫画版《艾玛》做了一个关于十九世纪英国生活习俗各种细节的导读本，即《艾玛维多利亚导读本》。值得一提的是，《艾玛》出版于1815年左右，那时距离维多利亚女王出生（1819年）还有四年，漫画版的《艾玛》显然是“偷换了概念”，将艾玛的时代背景拖后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这本漫画以“导读本”为题，目的自然是让《艾玛》的读者了解一下小说主人公艾玛生活的时代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它介绍得实在是太详细、太立体、太生动、太有趣，以至于从没读过简·奥斯汀原著、也从没有看过森薰改编的漫画版《艾玛》的朋友，都会对这个导读本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我看来，这本漫画不应该叫作《艾玛维多利亚导读本》，应该叫作《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社会生活史》。
　　
　　“维多利亚时代”一般指1837年到1901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巅峰时代，也是英国殖民地最辽阔的时期。在这一时代，无数新发明纷纷问世，并迅速应用于日常生活。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可避免地被“日新月异”这个词一再击中。人们的饮食、居所、衣着、工具、货币和语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可以说那个时代已经奠定了现代生活的雏形，那个时代的城市格局跟现代城市已经相差无几。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一个强大而且保守的贵族阶层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仍然固守着传统的习俗和道德，为一些今天看起来完全莫名其妙的身份面子问题，人们仍然会做出一些可笑的甚至是可怕的选择。例如为了充场面而购买人家喝剩的茶叶渣，并在茶叶渣里勾兑铜绿。一句话概括，那是一个接受新发明很快、接受新思想很慢的时代，那个时代既伟大又搞笑，既严肃又荒诞。
　　
　　为了勾勒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全景，《艾玛维多利亚导读本》一共用了三个章节：工作之章、事物之章和历史之章。“工作之章”描绘艾玛时代的贵族家庭都有哪些仆役，仆役之间有什么等级，他们的工作分别是什么，以及像艾玛这样的小女仆怎样跟同事相处。“事物之章”为十九世纪末期的伦敦画了地图，标注了公园、广场、车站、商店、书屋、酒吧、议会、富人俱乐部、贫民窟、白金汉宫和其他重要建筑的位置，还特别介绍了“水晶宫”，那是1851年英国举办万国博览会后留下的一幢伟大建筑，在地位上近似于今天北京的“鸟巢”，或者上海的世博园。“历史之章”则回顾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印度关系史，以及从十八世纪初期到十九世纪末期在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发生的、对普通人生活造成过重大影响的一些历史事件。
　　
　　导读本里占篇幅最多的还是“事物之章”，“从艾玛平日走过的街头的模样，到当时的物价以及女性的内衣，以巨细靡遗的观点来追踪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令人迷恋的魅力”。其实叙述对象也没那么大，作者只描述了十九世纪末的伦敦，而不是当时的英国。
　　
　　十九世纪末的伦敦街头，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由于全国劳工的涌入，市区人口已经多达六百万，核心区的人口密度尤其惊人，每平方公里超过五万人。因为过分拥挤，居住成为难题，开发商用最快的速度建起最简陋的公寓，仍然满足不了广大劳工阶级的需求。伦敦东区贫民扎堆儿，通常三户人家拼租一间小阁楼，每户仍要分担三十便士的月租。三十便士放在今天根本不算钱，可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便士能兑换零点零三克纯金，三十个便士将近一克金子。一克金子也值不了多少钱，问题是那时候人们收入低，一些文化不高的中年妇女开杂货店卖东西，或者受雇做洗衣工，或者去有钱人家里当女仆，一个月才挣到七十便士。也就是说，如果不跟人拼租，根本租不起房子。为了节省开支，有的四五个家庭共同租住一间房，这么多人挤在屋里，床都摆不下，只好轮班：白天上班的房客夜里休息，夜里上班的房客白天休息。
　　
　　民国时的上海也出现过类似的房屋恐慌，抗战时租界人口密度曾超过每平方公里五万人，房东趁机高抬租额。收入较低的难民租不起房子，就街头露宿，或者携家带口蜗居在一方小小的阳台上，出来进去都得从其他房客的床头绕着走。但上海的房荒主要是因为战争，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因为工业化浪潮吸引大量人口前来就业，才使居住问题变得紧张起来。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国民政府曾在上海杨浦区、卢湾区和闸北区建造了类似于今天廉租房的“平民住所”，小区里设有学校、礼堂、公厕和公共洗衣处，每间房限住一户居民，月租在两块大洋到两块五角之间（市价需十块大洋以上，碰上黑心房东，还得另缴公厕费、开门费、扫街费、洗衣用水费和电灯维修费）。
　　
　　十九世纪末的伦敦也有为穷人建造的廉租房，甚至还有免租房，也就是不要入住者一分钱房租。但那个时候经济上英国走的是彻底的自由放任路线，政策制定者认为穷人之所以没有房住，是因为他们懒惰，所以政府提供房屋救济的前提是申请者必须在指定地点从事艰苦劳动，以至把廉租房小区搞成了劳改营。这跟今日英国针对低收入者制定的从居住、饮食到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全方位福利政策完全相反，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特色。
　　
　　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当然不限于此，那个时代的历法跟今天也不一样。从导读本“事物之章”的“维多利亚时代物品事典”可以读到，当时习惯于把一年分成四个部分而不是十二个月。从告知节（3月25日）到仲夏日（6月24日）是一年的第一个部分，从仲夏日到米迦勒节（9月27日）是一年的第二个部分，从米迦勒节到圣诞节（12月25日）是一年的第三个部分，从圣诞节到告知节是一年的第四个部分。那时候英国人把圣诞节当作是一年的结束，把圣诞节之后的那一天也就是12月26日当作是一年的开始。维多利亚时代的白领阶层和贵族家里的仆役通常都是年薪制，他们领薪水的时间不是每个月的月底，也不是每年的年底，而是在四个重要节日领取，即告知节领第一次薪水，仲夏日领第二次薪水，米迦勒节领第三次薪水，圣诞节领最后一次薪水。圣诞节那天，仆人可以从主人那里领到红包，类似我们中国的压岁钱。
　　
　　假如有人穿越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他会对街头不计其数的自行车表示惊讶。法国制的踏板式自行车在1869年问世，随即被喜欢赶时髦的伦敦青年当作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并从伦敦迅速影响到英国境内的其他城市。上世纪二十年代，溥仪也在紫禁城里锯掉宫门的门槛，兴高采烈地骑起自行车来。而在溥仪学会骑自行车前大约十年，印度王子哈基姆已经斥巨资买下一辆用汽油作燃料的汽车，开着它到处兜风了。从这个小画面可以看出，印度的“西风东渐”要比中国早一些。
　　
　　除了自行车，马车也是十九世纪伦敦非常普遍的一种交通工具。公共马车在十九世纪末期出现于伦敦街头，这是一种由几匹马共同拉动的大型厢式马车，车厢里有一条过道，过道两边是成排的座位，可以同时乘坐二三十个人。公共马车有司机，有售票员，有固定的停靠站，价格低廉，方便快捷，它是后来公交车的前身。在维多利亚时代，公共马车叫作Ominibus，现在英语里管公交车叫Bus，应该就是从这个词演变过来的。
　　
　　有钱人一般是不乘坐公共马车出行的，他们都有私人马车。在维多利亚时代，手杖、礼帽、仆役、私人马车，都是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必备要素。那时已有了交通法规，规定公共马车遇到私人马车时必须让路，让私人马车先走，因为私人马车上都是绅士，公共马车上的乘客以劳工为主，劳工当然要让位于绅士。阶级社会，这一艾玛曾经的爱情阻力，与维多利亚时代随着一战的爆发一同走向终点，英剧《唐顿庄园》正记录了这一段最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