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6月的一天，接近正午时分，在中东某国的首都,美国中情局六个情报官员，五男一女挤在一辆黑色轿车内，车里比外面热很多。他们坐着等待，汗流不止。
　　
　　他们两天前飞抵这里，任务是潜入南亚某国大使馆，窃取秘密电码，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经过数月的策划，他们已向当地情报局人员确定，在这个时间点上大楼内只有一人——为中情局充当内线的使馆工作人员。
　　
　　突然，司机的手持对讲机发出加密语音警告：“原地不动，不要接近目标。”这是美国中情局当地情报站接到内线消息后传来的警告：来了个女清洁工。
　　
　　坐在后排的道格拉斯·格罗特低声骂了一句。他43岁，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是这次特别行动小组的头儿。至此——1990年，他已在这种高风险工作中干了7年，堪称行家里手。“大白天，我们是呆在车里的小白脸，”格罗特回忆道，日子显然过得太滋润了。他们静静地等了一小时。直到对讲机又滋滋啦啦地响起来，他才说，“好，接近目标”。女清洁工已经离开。
　　
　　格罗特和同伴迅速下车。内线把他们从后门放入使馆。格罗特撬开密码室的锁，小组人员搜索了整个房间，室内空间狭小、无窗，可确保秘密通讯的安全，是大多数使馆的标准格局。15分钟之后，格罗特打开了保险箱。以前在美国他曾在类似的一款保险箱上实践过。那名女组员和另外两个男官员接受过摄影训练，中情局称之为“迅速开封和装封”;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密码簿、一次性密码本，或记录着随机数字的小册子，那些数字用于编制几乎无法破译的密码，拍照，然后将每份文件重新封装，按原来的样子重新放回保险箱。潜入大使馆两小时后，他们消失了。
　　
　　司机把这几名情报窃取专家送安顿在酒店后,将照片送到美国大使馆，再通过外交邮袋发往中央情报局总部。次日早上,情报小组飞离该国。
　　
　　中情局没有讨论秘密行动的习惯,但情报机构的意图足够清晰。1994年，当时的局长詹姆斯·吴尔西在对情报人员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存在的真正目的是窃取机密。”事实上,情报机构拒绝对本文置评,但对80多人的采访中，其中有25人(包括至少十多名前特工官员)谈及到中情局某秘密分队曾雇佣格罗特和专家们窃取密码，而这些密码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
　　
　　格罗特和他的组员一直遵循间谍机构的传统。举个例子，二战期间，苏联间谍窃取了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而英国人从波兰情报机构处窃取德国英格玛密码机后，秘密破解了纳粹的通信。1942年6月的一个晚上，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把目标指向位于华盛顿的维希法国大使馆。安排代号为辛西娅的间谍与她的情人在大使馆约会，她的情人是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如我们所料，约会是个掩饰，以便向守夜人员解释她的出现。31岁赤褐色头发的间谍辛西娅和情人在密室外的大厅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仅剩珍珠项链和高跟鞋，她向在窗外等候的战略情报局保险箱专家发出信号，该专家就是著名的“乔治解码高手”。他很快便打开了保险箱，拿出电码本;战略情报局小组在附近一家旅馆给电码本拍了照，黎明前辛西娅将电码本安全送回。据说被盗的电码有助于战略情报局在北非的卧底行动，为六个月后盟军入侵铺平了道路。
　　
　　195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全国代表大会非公开会议上，领导人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谴责斯大林搞大规模恐怖活动和“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尖锐地批判了他的前任，他的讲话削弱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导致了莫斯科与中国的决裂。“秘密讲话”泄漏后，中情局受命搞到一份讲话副本，承受着巨大压力。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弄到一份了，并透漏给《纽约时报》——他从未公开怎么弄到的，然而，大多数人认为，资料来自以色列情报局。他后来写到，获得那次讲话内容是职业生涯中重要的情报成就之一。
　　
　　在一项名为HTLINGUAL的秘密计划中，在1953年和1973年间，中情局筛选了超过2800万封普通信件，打开了其中的21.5万封。尽管最高法院早在1878年的杰克逊案和1970年的范·吕文案中再次重申，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第三方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私拆信件。计划的公开目的是得到国外情报，但也针对国内和平和民权主义者。1962年给中情局安全办公室主任的备忘录中，反间谍机构负责人警告说，该计划可能导致“严重的邮件滥用刑事指控”，因此，美国情报机构必须“强烈否认”HTLINGUAL计划，“秘而不宣应该是相对容易的。”
　　
　　1968年，一艘前苏联潜艇在距夏威夷西北数百英里处沉默，所有船员下落不明。中情局因此开始筹备另一次最具雄心的偷盗计划。为完成此项任务，中情局花费了至少2亿美元建造了一艘打捞船，并于1974年，在失事潜水艇所在的17000英尺深海域实施秘密打捞。格洛玛勘探者号打捞船使用巨型抓斗将潜水艇从海底提起，但潜水艇上升时断成两截。中情局只修复了潜水艇前部三分之一船体，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E·科尔在他侥幸通过中情局审核的法文版回忆录中说，秘密打捞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未能修复携带苏联核导弹的潜水艇部件，也没找到密码本。密码一直是间谍活动的首要目标，随着加密程序的日益普及与复杂，它们变得越来越有价值。现在，即使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个专门负责加密和破密的组织和最大的情报机构，面对如潮水般的拦截信息时也会头疼不已。当破解他国密码困难重重的时候，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窃取密码。这就是为什么早在1955年(或许更早)美国中情局就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执行所谓的“秘密任务”的原因。该机构极为隐秘，在中情局总部也鲜为人知，甚至在中情局的机密电话簿中也没有记录。官方称它为“特别行动部”，但少数中情局官员称之为“车间”。
　　
　　在道格·格罗特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车间”坐落在一栋不起眼的单层平房里，位于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华盛顿郊区购物中心南部。平房也是政府办公楼的一部分，周围环绕着铁丝网，窗户上镶着鹅卵石马赛克，可以透光，但外面的人无法看清屋内的景象。“商店”的男女成员组成一个小组，每人各有所长，有的善于撬锁，有的精于开保险箱，还有的是拍照人员、电学奇才以及密码破解专家。小组中有一个成员精通于破坏各种报警系统，还有一个人擅长快速解封和装封机密文件。简单地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周游世界，打入其他国家的驻外大使馆窃取机密，但这也是极其危险的任务。他们不受政府的外交庇护，一旦被捕，便有可能面临监禁或死刑。而中情局可能会宣称对此一无所知。格罗特回忆道：“通过与其他情报窃取人员的谈话，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没有人愿意过多触及此类话题。”
　　
　　格罗特1982年开始在“商店”工作，后来成为中情局顶级大盗和首席开锁员。他部署并参加了在欧洲、非洲、南美和中东的六十次任务，因成功完成入室窃取任务而多次获得五千美元的奖金——在那个年薪不足四万美元的年代，这绝对是笔大数目。另外，他还分别获得过中情局秘密勤务部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奖励。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在中东国家首府的任务中，格罗特担任入室小组的头儿，但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任务。清洁女工在他们工作时不合时宜地出现——这一简单事实引发了一连串事件，使他与雇主产生了矛盾。格罗特和办事处的其他前员工以及一些情报专家称，办事处的行动说明中情局千方百计地窃取别国秘密情报。发生在格罗特身上的事则表明，该机构也在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机密。
　　
　　从外表看上去，格罗特就应该非常胜任窃取情报这项工作。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相貌英俊，能说会道;此前他是“绿色贝雷帽”的成员，接受过轻便潜水、水下爆炸、跳伞、生存和躲避训练;知道如何自制手枪、猎枪、消音器、陷阱和炸弹;他还会说中文普通话。他说，喜欢在“车间”办事处工作的原因有两个：有机会为国效力、享受在险境中肾上腺素急速上升的刺激。
　　
　　他在纽约市靠近奥尔巴尼的斯科舍长大。1967年，他和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结婚后参军，在特种部队任上尉。四年后，他离开部队到一些执法部门工作。在纽约格伦威尔做警员的时候，格罗特表现出了不屈的品质：他给一辆他认为违规的消防车开了罚单。“这些消防车当时并没有在执行灭火任务，只是在检查消防栓，却开着闪灯，”他说。“我警告过他们，如果再这样做我将给他们开罚单。而他们竟然真的做了，我也就真的开了罚单。”这件事后，格罗特被解雇了。他通过上诉赢回了工作，也就在那时，他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辞职后成了凤凰城联邦法院的副执行官。
　　
　　那时，格罗特和妻子已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1980年，他加入了美国中情局，举家迁至弗吉尼亚州大瀑布市。33岁时，他被送往威廉斯堡附近的“农场”，中情局的训练基地，学习间谍技能。两年后，完美地通过手部协调及细节关注能力测试后，被“车间”接收。训练中他表现出了卓越的开锁天赋，因此，中情局送他去学习开锁及开保险箱的职业课程，最终成为中情局的头号大盗，同时也是美国锁匠联盟成员，编号13526。格罗特还是保险箱保险库技师协会的认证成员。
　　
　　尽管在好莱坞电影中，盗贼们都是将耳朵紧贴保险箱，仔细倾听锁栓的响动，格罗特却说，活儿根本不是那么干的。“感受锁栓，靠的是手指，”他说“普通保险箱的密码锁内有三到四个转轮。拨动数字转盘时，每转动一下，就会有感觉，因为转盘上有额外张力。然后，每次操作一个转轮，直至里面的自落杠杆落到开启位置，保险箱就打开了。”
　　
　　训练结束后，真正的较量开始了。“真是太刺激了”，格罗特回忆第一次任务时说，目标是位于欧洲北部的某南美国家大使馆。前往目的地时，他使用化名，随身带着装有假身份证的小包，这是间谍行内的规矩。他的假身份是万无一失的，也就是说，要是有人打电话到真实的公司，核实名片上的信息，会有人证明他的确是该公司的员工。他还有化名使用的银行卡和信用卡，用以支付旅行费用。
　　
　　由于格罗特的工作非常敏感，他不得不隐瞒。虽然妻子理解他的工作性质，但在很多年里他的孩子们并不知道。“直到我上高中，九年级或十年级时，我才知道我爸在哪工作，”格罗特的儿子肖恩说。“我姐姐把报告打在了能溶在水里的特殊纸上，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爸发现之后说，‘你不能用那张纸，’接着就把那张纸给吃了。”
　　
　　“然后他让我们坐下，说，‘我不是为国务院工作，而是在给中情局效力。’”国务院不过是个幌子，用以向亲戚朋友以及邻居们解释频繁出差的理由。他说，他负责检查美国各大使馆的安全。关于他和同事们窃取过哪些国家的密码，格罗特守口如瓶。据其他情报来源透露，1989年，他曾领导了一次非凡的行动：到东德驻尼泊尔大使馆窃取读码机——跟“车间”合作密切的中情局及国家安全局(NSA)迫切想得到该设备，格罗特被告知，他得走一趟，弄走那个装有读码机的保险箱，再溜出来。不用在意留下蛛丝马迹，因为如此巨大的东西不见了，谁都能立刻看到。
　　
　　据两位中情局官员透露，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对东德加密信函的收集已经长达三十年;这台码读码机能够破译，而且，如果苏联或其他华约国使用的系统与之相近，还可能破译苏联的通信。
　　
　　中情局加德满都站安排了一次官方典礼，地点距离首都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们邀请了各国外交官。中情局料定东德不会拒绝参加。这样一来，格罗特小组就有近三小时的行动时间。两天前他们扮成游客到达加德满都，潜藏在一处安全的房子里。在约定那天，他们离开藏身之处，戴上中情局专家特制的伪装——全副乳胶面具将他们变成了尼泊尔人，皮肤黝黑，头发黑亮。到了大使馆，格罗特用很小的撬杆打开前门。进去以后，闯入者们摘掉了令人窒息的面具，用断线钳剪断了进入大使馆警戒区的挂锁，进入密码室，格罗特和两名组员费了好大力气才抬起地板上的保险箱，并搬下楼，放进等候在外的面包车。
　　
　　他们驱车将保险箱送到美国大使馆，打开箱子却发现里边根本没有读码机。由于情报错误，害得中情局潜入小组白费力气。
　　
　　格罗特说，在行动策划过程中，他一般都会亲自对目标进行侦察。但他被告知在1990中东首都城市任务之前，中情局没有预算安排给他做调查之用，因此他不得不相信中情局当地机构的保证。尽管他的小组在两天内完成了这次任务，并返回“车间”，但格罗特勃然大怒，因为他认为行动准备工作太草率了。
　　
　　“此次行动可谓是死里逃生，太危险了，”他说，“我没法不发火。它很可能会给美国政府和涉案官员造成重大损失。”
　　
　　不必担心，格罗特的上司安慰说，会亲自告诉“车间”的主管发生了什么事。格罗特说，上司警告他：要是他通过其它渠道私自向主管投诉，“会因此失业。”格罗特最终还是去找了主管官员，“我告诉他如果我们被抓，卧底就会被杀，”格罗特说。“他说他不在乎。这次是失误，不会有下次了。”格罗特并没有就此了事，而是把事情闹大，投诉至中情局监察长。当时的监察长是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律学教授弗雷德里克·P·希茨。希茨回忆称他的办公室调查了此事。
　　
　　“关于本次进入大使馆行动准备不充分一事，我们觉得他的投诉的确值得考虑，”希茨说。“事实上他有理由不满。他觉得草率使他和下属涉险，而他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他的行动被准备成这样，他感到愤懑也在情理之中。”
　　
　　考虑到格罗特与经理之间不断攀升的紧张关系，监察长还建议将格罗特调往其它单位。希茨说他确定曾力劝采取这一建议，以避免格罗特曾遇到的问题再次重演，并“希望这类事件不再发生。”然而，调动格罗特的建议有了新问题：没有类似“车间”的其它单位。格罗特说，他得到一个在中情局大楼上班的工作，在北维州的泰森斯角。但连续14个月都没事可做。他说，1922年10月，他又被调到北维州的另一单位，不过还是没任务给他。他在中央情报局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身体，到上午11点就回家。
　　
　　那时，格罗特已经无路可退了。“我的辞职压力越来越大”他说。“我被排挤，眼看着连退休金都没指望了。”他打电话给监察长，“他让我另觅工作，因为再不能回到‘车间’工作了。”
　　
　　在格罗特看来，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要求最高、价值最大，危险最多的岗位上，为国家效力十年。他做得很出色，然而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一些官员已经将他排挤出局。
　　
　　因此，他决定自己行动，跟中情局对着干。1998年9月25日，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庭里，格罗特站在了法官托马斯F.霍根面前，被判处五年监禁。
　　
　　由于表现良好，格罗特的刑期减为三年十一个月，2002年3月，他被释放出狱，和妻子阿勒泰住在美国南部一个80亩的农场。除此之外，格罗特不愿再透露更为详细的地址。他没有告诉邻居或者朋友们前半生的间谍生涯。他寄情耕种，努力忘记过去。
　　
　　追忆往昔，格罗特尽力关注美好的部分。“我喜欢在中情局的工作。刚从一次行动中回来，我就等不及待想知道下次行动，”他说道。“我觉得这工作是有益于国家的。只是我对工作尽职尽责，中情局竟如此对待我，实在让人寒心。”
　　
　　中情局不愿谈及道格拉斯·格罗特和有关他案子的任何事。当被问及中情局是否有一个小组在世界各地闯入外国大使馆窃取密码时，该机构发言人惜字如金：“中情局拒绝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