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纪尚轻，无知无畏的时候，真是胆大包天，竟然翻译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
　　
　　那是他的自传第一卷《living to tell the tale》，我从国外背了回来，一个朋友主翻，我客串，一天2000字，翻了15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翻译的那段是这样的：
　　
　　“那事儿发生在周一。
　　
　　等到下一星期的周二，我和我这辈子最铁的哥们Luis Carmelo Correa在玩陀螺时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时是午睡时分，万籁俱寂，我们俩突然被窗外的声响吸引过去。在荒凉的街区中央，一个女人穿着丧服缓缓走过，她旁边是个大概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捧着一束包裹在旧报纸里的垂头丧气的花。她们都擎着黑伞以躲避灼人的阳光，但对同样灼人的路边恬不知耻的观客的目光，她们毫不在意，从容走过。这是那个贼的妈妈和小妹，她们要为那个可怜的墓碑献花。”
　　
　　这个场面曾经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进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一个贼被枪杀了，他的妈妈和小妹坐着火车到镇上祭拜他。马尔克斯后来在《番石榴飘香》里讲过这个场面的由来——他的小说全部来自某个形像，大家对他的这个创作小秘密早就了解了吧——他说这是他最好的一个短篇。
　　
　　我翻译的时候怀着捣鬼的心情，加进了许多儿化音，还有什么“哥们”这类词，这引起了一个马尔克斯迷的不满，他觉得我太不严肃了，简直侮辱了大师。当然对于《livingtotellthetale》该怎么翻译我们也有些争执：我觉得为了与内文的北京胡同腔搭配，该叫《故事大王》或者《生来侃大山》，不过，马尔克斯迷怀着郑重地心态为它起了一个更体面的名字：《为小说而生》。
　　
　　马大师在中国有如神明，他来自遥远的过去和异乡，可他深深地扎根在几代文学青年心中——如果有什么办法让那些憋着劲儿的文学青年袒露终生梦想，你会发现，有一半想再写出本《红楼梦》，另一半正在酝酿着再来一部《百年孤独》。因此，我跟马尔克斯迷朋友之间的友谊经历了小小的考验不足为奇，更大的波澜早已发生，并且持续了超过20年。
　　
　　那是1990年。马而克斯已经写完了他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有人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暴躁的老头，还有人说，因为名声，他必须学会深藏不露。他不用再担心下一顿吃什么，而是在墨西哥城和巴黎各有一间别墅，房间里有恒温的空调，桌子上放着黄色的玫瑰花；他也不再热衷给朋友写信——名声的确带来了一些麻烦，他发现自己的信件被卖给了出版社，但是他爱打电话，声调大大咧咧的，加勒比味儿十足，不过，他再也不吐露心声了。
　　
　　那一年马尔克斯跑到日本探望黑泽明，顺便来了趟中国，“未授权版本”《百年孤独》太多了，他非常生气，声称永不将作品授权给中国出版社。当时流传的主要有1984年黄锦炎等合译本（西语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和高长荣翻译版本（英语翻译，十月文艺出版社），其他杂本无法估计。但是“不授权给中国”，还有另外一种猜测：因为政治观点。
　　
　　马尔克斯虽然赞赏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但那是出于文学考量——在马尔克斯眼里，卡斯特罗是个极为热心的文学爱好者，总是在演说词里保持着愉快的文学风格，甚至忧愁地说：“我来世真愿意当一个作家。”不能说马尔克斯赞赏或贬损社／／会／／主义，但他肯定赞赏为公民谋福利的政／／权，有一回一个记者问他，你觉得你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他回答：“任何能为穷人谋幸福的政府，你好好想想，有没有道理！”
　　
　　最近，授权版本《百年孤独》中文版出版（新经典引进，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范晔译），我跑到新经典出版公司去拜访，他们的总编辑黎遥陪我聊了半天。谈起了那有点沉重的“出版梦想”，“获得《百年孤独》授权，简直是中国出版总署的胜利”。谈了马尔克斯的出版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一个如同大师笔下的那种女人，在男人把世界搞乱之后，她镇定自若，表现出花岗岩一般的坚强。当然还有获得授权的那一天，那是春节假期，版权编辑收到了卡门的短短来信，在此之前20多封信都无回音。
　　
　　黎遥说，最后一封打动卡门的信，引用了那个著名的段子，就像段子里的场面一样，他们呼唤大师，并且渴望得到大师的回应。那是1957年，记者马尔克斯在巴黎偶遇海明威，他激动之下把手围成喇叭，对着海明威大喊：”大师——”，海明威不知声音来自何处，朝着街道回应：“再见——，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