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我偶然遇见某中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有意思的是，这位中医学院的教授不相信中医。我问他为什么，他打了一个比方：“你要是住进了现代化的高楼，还愿意去住茅草房吗”？
　　
　　他这个比方实在难以令我信服。“一个农民老大伯”，我反驳教授说，“得了椎间盘突出的病，找到医疗专家，但专家一心想着自己的前途而把心思用在的给领导治病上。而另一个赤脚医生却热心的为农民老大伯治病、但并无多少经验，只能摸索。对于老电影《春苗》里的这个农民大伯而言，他选择谁来为他治病呢？他冒着被误治的风险选择了赤脚医生。老大伯不是不想住‘高楼’，‘高楼’不让他住。而茅草房更让他感到亲切”。
　　
　　尽管我说不服这位自认为对现代医疗技术了如指掌的教授，但对于这位教授的观点，我还是先用理解的眼光去加以还原。比如：他或许曾是一场中医医疗事故的受害人，那么，他为什么不可以严重地怀疑中医的治疗效果呢？只是，即使我们用非常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应该首先统计一下死于中医医疗事故与死于西医医疗事故的人各占的比例是多少。
　　
　　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中西医（或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争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医疗技术问题。它更是一个关乎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
　　
　　一部由英国著名女演员艾玛汤普森主演的名叫《深知我心》就从最深刻的人类之存在价值的层面探讨了医疗技术与患者的疾病的关系。研究古代诗歌的女教授薇薇安罹患了癌症，于是乎被置于高度理性的现代医学的病床上加以观察，而作为观察者的医生正是她不及格的学生。尽管对于古代诗歌，这位学生并不在行，但对于癌细胞的工作模式，他却颇有研究。他以一种科学家式的近乎冷酷的热情情不自禁地赞美着癌细胞这种奇妙的生物的表现，就像女教授薇薇安曾经情不自禁地赞美着古代诗人约翰但恩的诗句一样，当然这对于此时深陷绝望与痛苦之中的女教授而言，简直太荒谬了。现代医学的伟大成就并不能让癌细胞停止他们的脚步，而现代医学所代表的唯物主义、进步主义的世界观却一点也不能减缓癌症给女教授带来的痛苦，相反，她的痛苦被唯物主义、进步主义的世界观给放大了。不过最后，神秘的一幕出现了，女教授死去多年的奶奶出现在她的床前，并给她讲了一个“小白兔逃离妈妈、却总被妈妈找到”的童话故事。女教授立即平静了下来，她似乎在生命的尽头终于洞悉了人类某些来自宗教与哲学的智慧试图揭示的关于生死的奥秘———生对于永恒而言不过是一种逃离，而死乃是永恒本身。女教授决定放弃现代医疗技术在她身上的冷漠尝试，她决定平静的拥抱那其实并不那么坏的死亡。电影的最后，画外音响起了约翰但恩的诗句：“死亡，你终将死去”。
　　
　　电影反思了有唯物主义与进步主义支撑起的现代性的冷漠与傲慢，电影对折磨着人类的死亡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近乎幼稚但却那么古老有效的解决方式———接受它。电影似乎向告诉我们：死亡本不是问题，唯物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对肉身生命的执着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焦虑才是问题。
　　
　　现代西方的医学理念将“疾病”和“疾患”作了区分。将纯生理意义上的“疾病”归于医疗技术对付的范畴，而人的存在形态意义上的“疾患”之改善，则归之于宗教、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范畴。我不知道这样的区分是否已经被我们的医疗系统所普遍接受。但就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医学院教授而言，在他的“唯物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世界图式里，是不承认有“疾患”以及与之相关的“灵魂”这种东西的。对于他而言，人就是一堆肉，这堆肉出了问题，送去修理就行，而修理的技术较之过去，是大大地提高了。
　　
　　“疾患”的一个关乎人灵魂的问题，是现行的受唯物主义、进步主义的世界观支持的现代化的医疗系统所束手无策的。许多人的“疾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来自这个时代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因为这种思想与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灵魂是那样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通常会以疾病的方式表现在一个个体的身上。他们被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在医院里，他们遭遇到的就如电影中那位女教授所遭遇到的一样，他们被体制性地视为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甚至于，冷漠的现代医疗体制本身就是造成他们的不良感受的一部分，因为，“看病难”本身就成了他们的一大心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医疗体制本身就是“疾患”的制造者。
　　
　　我不知道那位反对中医的中医学院教授有没有灵魂、或者说对于他而言灵魂是不是一个问题。但我知道，如果人类没有灵魂的话，我们的现代医疗技术真是大大的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