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安吉拉·卡特的小说刚在大陆出版，一读之下，惊为天人。我们常谓天才小说家，但能真正担当此称呼者，寥寥无几，读安吉拉的作品，却总给我这样天才的印象。天才的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天才的小说无迹可寻，无法模仿，无法评论。但天才的小说家总给人短命的印象，人生如此，文学人生亦如此。文学史上有很多天才的小说家，但大多数如流星一闪而过，留下一两部闪耀着光芒的天才之作，剩下的尽是平庸。但是在安吉拉的小说中，天才的禀赋贯穿在她所有的作品中，不但体现在她对华美繁复的语言，入魔一样锤炼修饰上，更多还体现在她对语言变形乐此不疲的痴迷上。
　　
　　但是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安吉拉似乎有意舍弃了自己的天赋，甘心做起一个默默无闻的讲故事的人。这让我感觉很是诧异。众所周知，童话故事大都起源于民间的传说，通过民间手艺人的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因此每个人都会是创作者，不会留下某一人的风格；但是作为小说家，更多是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打上烙印，形塑自己的风格。安吉拉也提到这点：“我们的文化是高度个人化的，我们坚信艺术作品是独特的一次性事件，艺术家则是富于创意和灵感的神人，能创造一系列独特的一次性事件。可是精怪故事就不是这样。”
　　
　　换句话说，安吉拉整理精怪故事的初衷就在于，她想延续某种失落的传统，从这种传统中，某些被成见和习俗压抑的社会意识经过层层剥离，会得到很好的呈现。安吉拉在整理故事的时候，着重体现了两点：第一点是，在童话故事的讲述传统中，讲故事的人大多是典型的女性，但是很多整理童话故事的人都忽略这个重要层面；另外一点是，很多故事都是围绕某个女主人公而展开的，“不管她是聪明、勇敢、善良，还是愚昧、残酷、阴险，也不管她有多么多么的不幸，她都是故事的中心”。如果说在更具社会意识的小说中，女人一直是第二性的，那么安吉拉想证明的是，在最具民间特色的童话故事中，女主人公不仅是女人的专利，她们也同样经常性地出现在男人的故事里。这也几乎是安吉拉所有小说作品的特点，她的极度张扬的语言，对文学世界颠覆性的构建，都想证明这一点，文学也同样是真实的，就如同童话故事也有它真实的层面：女性被压抑了起来。
　　
　　读《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很难不联想到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而卡尔维诺对意大利童话的观察恰好论证了安吉拉的观点。卡尔维诺认为，《意大利童话》与《格林童话》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就在于意大利的童话很少能够发展到凶残和血腥的地步，而且意大利的童话中尽管有残忍的情感和非人的不公，但这些血债却从未逃脱过惩罚。故事情节并不详细描述对受害者的迫害，而是马上发展到挽回局面的结局：“在结局中，坏人（通常是坏女人）会得到迅速的惩罚，在意大利童话中，这种惩罚通常是毫不留情的：仿照惩罚女巫的传统酷刑，坏人被全身涂上沥青，然后在火刑柱上烧死，在西西里，则‘先被从窗子扔出去，然后再烧死’。”在《意大利童话》中，女人是惩罚和说教的对象，是第二性的，但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女人天生的、强势的，是智慧的化身，就如同“女巫”这个词汇的原初含义一样。
　　
　　大部分的童话都源于民间故事，通过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因此很难找到原初的作者。一般的童话故事集，不会有作者的署名，最多称之为编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不是卡尔维诺，我不会去读《意大利童话》，不是因为安吉拉，我不会去读《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我的关注恰恰在于，想在这些整理的童话故事之间发现蛛丝马迹，发现安吉拉留下的文字气息，这是这部故事集对我的价值所在。即是说，童话故事的价值就是由讲故事的人一次又一次反复编制出来的，人们口口相传，不断为它增加新的内容。童话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无名长链不断传播开来。卡尔维诺告诫说，然而作为这条长链上的一个环节，永远不应该只是纯粹的工具或被动的传播者，要成为真正的“作者”，在故事中渗透作者的影子和风格。比如与大部分童话故事集中男性主导不同，安吉拉的这部故事只关涉到女性意识的成长。
　　
　　本雅明还提到了使童话得以流传的另一个特点，即，不掺杂心理分析，尽可能简洁凝练，“讲故事的人越是将故事讲述得自然而然，不借任何心理描绘，就越能够将故事嵌入到听众的记忆深处；故事越能够融入听众的经验之中，他就越想要在日后某一天将故事转述他人”。简洁是童话故事的最为明显的特点，但是简洁也往往让人误认为简单，正如同这部故事集没有翻译成童话故事集一样，译者在开篇时就这样提到：中文的“童话”带有很强的指涉性，似乎只适合儿童读，为了与一般的儿童童话作出区分，翻译为“精怪故事”。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化差异。
　　
　　童话故事的简洁在于用简单的二元对立，各种超现实的神奇意象解读这个混乱世界。在童话中，神奇色彩一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甚至凌驾于道德意图之上，因为神奇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童话的特点。童话中的道德说教往往是含蓄的，无论是好人的胜利，还是坏人的惩罚和堕落。而我们习惯了用一种道德的有色眼睛阅读童话的时候，恰好说明了，童话的说教功能根本没有存在于故事的内容之中，而是存在于童话自身的模式，或者讲述童话的过程中。安吉拉的这本故事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自己的“恶趣味”，而且是故意为之。对她而言，这些“恶趣味”的故事愉悦程度越高，越能代表女性智慧的胜利。
　　
　　安吉拉说，我整理这些故事并不是出于怀旧，而是想让人们记住我们的曾祖母，还有她们的曾祖母是多么智慧、聪明和敏锐，“她们有时抒情，有时古怪，有时候简直就是疯狂；我也想让你们记住鹅妈妈还有鹅宝宝们对于文学的贡献”。从童话到文学，从故事的传播者到故事的创作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其中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讲故事的那个老妇人又复活了，而且一直在重复讲述着那些听来的传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