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金宇澄的上海
2013-4-27 10:29:47 来源：现代书评 我要评论（）
《繁花》网名《独上阁楼，最好在夜里》，源自金宇澄有一搭没一搭的网络帖。故事从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1960年代讲到1990年代，包括他们的情欲、梦想和迷茫，都是他听来的故事。
用金宇澄的话说，用的是“苏州说书的方式”：“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不说教，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形象，不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2012年8月，《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上，原本33万字的《上海阿宝》删掉2万字，变成《繁花》问世。几十年不发评论的《收获》破了规矩，邀请评论家程德培、西飏撰写了2万字的长篇评论，和小说一起发表。杂志脱销，只能加印。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说，吴语方言进入小说，过去一些上海作家进行过试验，效果都不如金宇澄。
“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四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茅盾奖评委、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对《繁花》做了相当高的评价。
在2013年2月26日，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牵头的《繁花》研讨会上，李敬泽、吴亮、程德培、郜元宝、汪政等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大多把《繁花》、金宇澄和张爱玲、《红楼梦》相提并论。
在《收获》发表的版本基础上金宇澄又改了4次，加了20幅手绘插图。2013年3月，单行本《繁花》出版，拿下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最佳小说榜首、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提名等荣誉。
金宇澄还没习惯被拎出来示众：“等于侬吃一只茶叶蛋荷包蛋，蛋是啥地方生，啥地方鸡？毫无意义。朋友说，这可以无所谓，不对的。妙龄女子，肚皮凸出，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讲一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是难堪——步态，心情，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不习惯，不自然。”
“西式面包很多，我就煮碗面条吧”
记者：没有网络，就不会有《繁花》。网络写作给你的新奇感和刺激在哪里？
金宇澄：在网上别人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些跟我帖的人是谁，写作者和读者非常近，让我的写作热情逐渐升温，这是非常新奇的事情。
过去我特别佩服1930年代在上海报纸上连载小说的那些作家，他们一天躺在鸦片榻上面，报社的人都挤在门口，鸦片抽好了，写一段交稿，报社就立刻去排版印刷，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写完《繁花》，我觉得这种连载方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做到。
弄堂网是一个上海方言网，我上来发帖就是闲扯，第一次用上海话写作，越写越有意思，一下去就回不来了。我和很多上海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女人的话，我实际上跟她分别有七八年的时间，一个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人，和一个离开她七八年的你，对这个城市的想法，对这段生活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记者：相比《收获》发表的版本，单行本里增加了哪些东西？
金宇澄：说到工人阶级这块，我加了抄家的详细场景，比方说保险箱打开里边什么东西。过去的工人是什么样？我所知道的工人情况加了很多，包括他们成千上万参加青帮，工厂里边全是帮派，帮派内部又分广东帮、浙江帮、绍兴帮、苏北帮、湖北帮。当时就连共产党地下组织进去搞运动，也要先参加青帮。
上海解放的时候，上海总工会向全国总工会做了一些汇报，比如上海工人阶级的情况：某某厂多少工人有小老婆，多少工人有性病，多少工人穿西装，食堂里边怎么浪费粮食，还有人喝啤酒……农民对工人不满意：工人的疗养院，地毯比他的被子都好。
包括“文革”时候，工人师傅抄家，为什么掘地三尺找金条？这其实是农民思维，他们在土地上挖了几千年，挖土豆、红薯，房子里边也要挖。后来还办抄家日用品展览，主要增加这些有趣的细节场景。我觉得等于像画画一样，你可以把它画得更细一点。
记者：《繁花》只往人生琐碎里去，为什么要这样写？
金宇澄：我觉得好像小说不应该有政治主张，应该有一个生活主张。你把这些人的生活写出来，不要去强调什么东西。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人生好像是一棵树，或者像一张树叶，一朵花，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人是非常脆弱的。树叶一旦被风吹走，根本找不到它在哪里。你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把它描写好就可以了。
我觉得小说的实际状态和人生状态是一样的，它有一个规律，像朵花一样，花开必定凋零，最后枯萎死掉。我20年没写小说，反过来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题材在20年以前就写掉的话，我还没有把人生看这么清楚。
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前受苏俄文学影响，改革开放后受欧美和拉美文学影响，从小说的文体、结构到叙述语言、句式，穿的都是别人的衣服。许多小说，长得都是同样面貌。既然西式面包很多，那我给大伙做一碗面条。我给读者煮的“面条”，是传统话本，可以用橄榄油。
饭局上听来的故事
记者：你说很多故事是从饭局上听来的，你平时的饭局多吗？
金宇澄：老外讲起来，中国人见面就是吃饭。吃饭就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我除了工作上的应酬，和文学圈的朋友吃吃饭，更加重要的是和底层的圈子吃饭，比如小毛这种朋友圈子。我插过队，在工厂当过工人，这样的老朋友不少。
有一次饭局，一个人说她们家小保姆回家过年的时候，老家人叫她带十双皮鞋，这种皮鞋20块钱一双，一大堆才一百多块钱，她说累死了。我觉得这个有意思：这种乡情，即使觉得重，也要带回家。
很多饭局上，每个人讲一点奇闻异事，讲讲饭吃完了，也结束了。如果你随身带着录音机，一年饭局筛选下来，肯定能够录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繁花》里经常写没有任何意义的吃饭，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更加有意义？我已经60岁了，这么多年，有多少饭局，会遇到多少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会特别记住一些有趣的故事。好的故事你是不会忘记的。
记者：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你记住？
金宇澄：有一个饭局，一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她干嘛的，饭桌上有几个弄堂里边的人。有人问女孩子，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她回答说，我阿姨跟我讲，让我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我当时一惊，问她阿姨做啥，她说，我阿姨给一个日本人包着。
有人事后说，弄堂里的小姑娘，如果找一个小职员结婚，之后就吵架，如果找一个高级干部，找一个优质的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了，气质也不一样了，不等于是上一个免费三年学习班吗？
我觉得奇怪，在市民阶层里边这种事情是可以公开场合谈的，我们这个圈子是不可能这样谈的。这个事情就永远不会忘记了。
巴尔扎克写两姐妹，姐姐是一个大公司小职员，每分钱都存起来，找了一个小职员平平安安过一生；妹妹一样是小职员，每个月把钱全部花完，还借钱买衣服打扮，她不愿意过姐姐的平凡生活，要打入上流社会，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钱的老男人。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有意义。究竟是姐姐平淡一生有意义，还是妹妹这样起伏、折腾更有意义？我就在小说里讲一些大家疏忽的边角材料，我对这个感兴趣。
记者：但什么故事你会用到小说里？
金宇澄：《繁花》里陶陶和小芳很恩爱，他们同居了。后来小芳不小心从阳台上掉下摔死，警察拿出她的日记，里边都是小芳在骂陶陶，几月几号没交房租，几月几号在干嘛……他们两个恋爱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特别懂事，特别好，陶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故事是我看电视看来的，很多年前一个上海中年男人在饭店吃饭，认识一个服务员，他离婚后跟这个服务员结婚，每个月工资交给她。这个服务员原先是一个三陪小姐，男的一出差，这个女的以前的男朋友就到她家里来。男人回家里总觉得情况不对，男人深爱服务员，每次吵架都让步，服务员总把这个男的骂得狗血喷头，男人不吭气。
最后一次，男人几年积压的情绪一起爆发，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男人大哭一场后，给服务员买了化妆品、文胸和里外衣服，把她放在床上化好妆后，他准备躺在她边上触电自杀。没想到电线短路跳闸，整个楼断电，他就跑到屋外去看，门没关好，结果灯突然亮了，楼道里的邻居发现不对头。因为他不会化妆，给服务员抹的口红一塌糊涂，看上去特别吓人。于是案发，他承认自己掐死了她。
法院取证，打开女服务员日记，日记里结婚三年，一个字没提男人，老是在说：我缺钱，我这个月要挣多少钱；下个月记账，我太需要钱了，太需要钱了。因为这个日记本，法官觉得这个男的太可怜了，最后法院判他15年徒刑，本来这种案子肯定判死刑。这个故事看一眼就记住了。
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中年妇女跟丈夫过得没意思，儿子读高一，她在外面跳舞和舞厅音响师有了婚外情。未婚的音响师每晚送她到弄堂门口，看她进门才离开。后来弄堂里一个小孩把此事告诉了她儿子，高中生跟踪母亲去了舞厅，次日拿了一把长刀，跑到舞厅把音响师捅死，然后跑掉了。
音响师当时还没死，他一看知道是女人的儿子，为了保护女的，对警察说凶手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安徽人。后来公安局调查出真相，儿子被抓，女人号啕大哭，老公也跟她离了婚。
这些令人震撼的故事，作家是想象不出来的，才能够收到小说里。
言情小说给你希望文学给你真相
记者：1990年代部分写了很多年轻人，你怎么了解他们的生活？
金宇澄：因为工作，我会认识不一样的人。我碰到一个女中学老师，学生跟她讲，爸爸妈妈是吃“城市低保”的，成天就在外头那种最差的地方打牌跳舞。学生说，我读什么书啊，我将来也可以吃“低保”。女老师急坏了，跑到学生家里去，一看傻眼了，爸妈跟孩子在一起看黄色录像。这种场景你能想象出来吗？
还有个朋友讲的故事。一个女职员认识了一个在加拿大留学的男生，两个人有感情，男孩子就不回加拿大，变成男女朋友。在上海同居一年多，男孩子爸妈根本不知道，还以为儿子在加国留学，平时就是发e-mail联系。
这就是时代带来的变化，在1960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记者：时移世易，你的小说中对1960年代市民生活的描摹勾动了很多人对旧事物的缅怀。
金宇澄：老舍先生说过，写一个人，你要有一千个人做准备，得上知绸缎，下知葱蒜，什么都要准备好。《红楼梦》前8回，荣府的菜单，一大家人分别穿什么衣服，戴的什么饰物，淋漓尽致，写得特别漂亮。
我觉得这才是小说关心的事情。那些生活的风貌、场景已经过去了，那些细节逐渐被遗忘，我写这个小说，应该把它补上，把当时生活的场景还原出来，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消失的时代。
小说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实际上还是需要很多传统功夫，比如他是一个什么时代的人，就要讲什么话。他是一个海员，你一定要让他讲海员的话，或者说写一些航海故事和一些机器方面的知识。
这一点上，西方小说家做得更好。格拉斯有一个小说《猫与鼠》，他写几个孩子在一个二战废弃的兵舰上面玩，这个兵舰上面所有的炮、螺丝钉，都有具体的名称。
记者：物质与生活内容的新旧更迭当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吗？
金宇澄：生活中不变的东西就是生命吧，市民阶层中的一种生命力。每个时代的生命力都不一样，但这个生命力都非常顽强，它能够适应不断的变化。
打比方说上面规定下来我们要五讲四美，要怎么样，底下人就会非常灵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有些人调整不好，就完蛋了。
这个支撑点我觉得是生命力，或者说是人的欲望。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面讲话、做事情、交朋友，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人都是一样，我父亲告诉我，人一到70岁就准备吃苦。他的意思就是人生从此没有乐趣了，你胃口不好了，也不想吃东西，也不想买东西，也不想干嘛，什么也不想，而且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刚出生的小孩子眼睛明亮，年纪大了眼睛就非常浑浊。人必定衰老，必定死亡，从荣到衰，《红楼梦》最后就是这样。人像一朵花，花开花落，你无法抗拒，但大部分的人不喜欢悲剧。就像鲁迅先生所讲，一个孩子出生，有人说他将来要死的，结果被人家打一顿；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做官发财，大家就喜欢。但我觉得文学，应该和言情小说不大一样，言情小说给你留一点希望，文学应该是直面人生，告诉你真相。
记者：当下和过往之间，你更享受哪一边？
金宇澄：每个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肯定是怀念过往的。人生最早的那个时期，实际你已经想不清楚了，那时光像一个舞台，中间隔着几层，有薄纱有大幕，朦朦胧胧，有诗意，散发着光彩。你越靠近，越发看不清楚。艺术有这个魔力，把这朵花开的时候延长时间，用一个慢镜头，留住它绽放的时光，让它仔仔细细地开在你面前。
记者：小说结尾为什么用黄安的歌词《新鸳鸯蝴蝶梦》？
金宇澄：阿宝讲，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新内容呢？小毛要死的时候，他要抓住什么呢？什么也抓不住，惟一能够带走的，就是一些温柔同眠的事情。你的房子，你的钱，你的汽车，能带走吗？我经历了一些同伴们的死亡，包括那些很有钱的人，死的时候告诉我，惟一能带走的就是我过去和某某人的记忆。还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是能够触碰到他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他说，我惟一能够把这个带走。
王沪生是被丑化的上海人
记者：“沪生”这个名字乍看感觉是土生土长，多想一步，恐怕是外来的人在上海生了孩子才会起的名字。
金宇澄：我为什么要用沪生？因为北京一个电视剧《渴望》，里面有个上海人王沪生，是被丑化的上海人。真正上海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上海人是什么样子？北京人并不想了解，也不想知道。《繁花》里的沪生肯定和外人描写的上海人不一样，因为我懂上海人。没有什么其他意思。
记者：小毛、阿宝、沪生、蓓蒂，这些名字自然而然带出了他们的“出身”：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子弟、知识分子……命名来自记忆，还是有意经营？
金宇澄：当然是有意经营的。取名主要是为了稍微的符合一下他们的身份。我的一个弟兄，过去工人阶级的子弟，弄堂里边他的小名叫“猫狗”，就等于像北方叫拴柱。猫狗就是好养活。当时普通老百姓给小朋友取的外号，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外号是有区别的。
我要增加一些真实感，肯定名字也重新做过，所以和网上（版本）的名字很不一样。而且小说里有很多女人，也不能有重复，比如有芳的，最好别的女人就不要叫芳，因为怕混在一起了。
记者：阿宝、沪生、小毛的原型都是谁？
金宇澄：小毛的原型是我插队的时候，在火车上认识的，当时他就坐在我对面，我和他一起下乡。他家里就住在类似于“大自鸣钟”这块地方，插队后回到上海，就是看门、在食堂里做。我一直跟他有来往。这个人的死和小说里一样，一辈子没有结婚，死的时候，不到60岁，我们去看他，周围都是女人。
阿宝和沪生，都是由几个人捏起来的。阿宝死的情形是真实的，他妈妈问他要股票账户和密码，他当时非常悲痛，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死。他妈是没办法，他家里的房子是租赁房，要办理过户给侄子，不然他一死，国家就收掉了。问完以后，他妈妈就跑到外面抱着电线杆大哭。
记者：在《繁花》里，手绘地图和建筑示意图为什么那么重要？
金宇澄：地图是真实世界的坐标，也是故事场景的发生地，主人公们在此地出没。我写的时候，就会觉得地图会帮助读者，从视觉上增加一点情趣，帮助读者进入那个时代。
我在《上海文学》的时候，开过一个叫《城市地图》的专栏，要求每个作者就写他熟悉的街区，每个人都画一个地图。后来我发现，他们稿子都写得挺好，但画不来地图。《繁花》的单行本里，我画了20幅，16幅插图加上4幅地图，就是希望有点情趣吧。
记者：你不同意“城市无文化”的论调，为什么？
金宇澄：这是中国特色的结论吧。中国文学喜欢为城乡分类，写到城市，必然是资本主义，是阴暗、罪恶的。农村则是阳光、明亮、诗意、美好的。以往作家一写农民题材，家门口一条路，一侧是个猪圈，一侧一块菜地，房前屋后几棵大树，但不管如何歌颂赞美，还是单调。
我觉得城市里边更丰富，街上有各种各样店铺，不一样是风景吗？城市一直有炫目的生命，有好的故事。西方小说的大部分，都是书写城市的。乡土并不高出城市一等，乡土情感的发现、表达，与城市情感的途径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写得好和不好之分。
记者：上海是最常受外人批评的城市，是否因为上海在文学中的建构远未完成？
金宇澄：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丰富的地方，是都市的样板，上海的生活方式、市民状态，在中国很具代表性。人是城市的精神象征，要写好城市，应该深入小弄堂，看看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有8年时间在东北，我可能看上海比一直未离开上海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我有时候上网看，对上海的历史很多人不了解，甚至很多人说全国人民养了上海多少年，所以我在小说里就做一些实事求是的交待，包括1949年以后，从电影厂，出版社，大学老师，翻译官，大量的机构和人才搬到北京。上海淮海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公寓，里边所有的暖气设备一解放就拆到北京去了。后来的几十年，因为备战，上海大量的工厂迁到北京、安徽等地，这些都是上海真实的经历。
所有城市知识分子相互之间沟通没问题。但这些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眼光来批判上海市民，就产生问题了。如果用市民的眼光对照市民，这样可能更加准确。
用金宇澄的话说，用的是“苏州说书的方式”：“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不说教，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形象，不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2012年8月，《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上，原本33万字的《上海阿宝》删掉2万字，变成《繁花》问世。几十年不发评论的《收获》破了规矩，邀请评论家程德培、西飏撰写了2万字的长篇评论，和小说一起发表。杂志脱销，只能加印。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说，吴语方言进入小说，过去一些上海作家进行过试验，效果都不如金宇澄。
“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四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茅盾奖评委、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对《繁花》做了相当高的评价。
在2013年2月26日，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牵头的《繁花》研讨会上，李敬泽、吴亮、程德培、郜元宝、汪政等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大多把《繁花》、金宇澄和张爱玲、《红楼梦》相提并论。
在《收获》发表的版本基础上金宇澄又改了4次，加了20幅手绘插图。2013年3月，单行本《繁花》出版，拿下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最佳小说榜首、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提名等荣誉。
金宇澄还没习惯被拎出来示众：“等于侬吃一只茶叶蛋荷包蛋，蛋是啥地方生，啥地方鸡？毫无意义。朋友说，这可以无所谓，不对的。妙龄女子，肚皮凸出，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讲一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是难堪——步态，心情，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不习惯，不自然。”
“西式面包很多，我就煮碗面条吧”
记者：没有网络，就不会有《繁花》。网络写作给你的新奇感和刺激在哪里？
金宇澄：在网上别人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些跟我帖的人是谁，写作者和读者非常近，让我的写作热情逐渐升温，这是非常新奇的事情。
过去我特别佩服1930年代在上海报纸上连载小说的那些作家，他们一天躺在鸦片榻上面，报社的人都挤在门口，鸦片抽好了，写一段交稿，报社就立刻去排版印刷，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写完《繁花》，我觉得这种连载方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做到。
弄堂网是一个上海方言网，我上来发帖就是闲扯，第一次用上海话写作，越写越有意思，一下去就回不来了。我和很多上海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女人的话，我实际上跟她分别有七八年的时间，一个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人，和一个离开她七八年的你，对这个城市的想法，对这段生活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记者：相比《收获》发表的版本，单行本里增加了哪些东西？
金宇澄：说到工人阶级这块，我加了抄家的详细场景，比方说保险箱打开里边什么东西。过去的工人是什么样？我所知道的工人情况加了很多，包括他们成千上万参加青帮，工厂里边全是帮派，帮派内部又分广东帮、浙江帮、绍兴帮、苏北帮、湖北帮。当时就连共产党地下组织进去搞运动，也要先参加青帮。
上海解放的时候，上海总工会向全国总工会做了一些汇报，比如上海工人阶级的情况：某某厂多少工人有小老婆，多少工人有性病，多少工人穿西装，食堂里边怎么浪费粮食，还有人喝啤酒……农民对工人不满意：工人的疗养院，地毯比他的被子都好。
包括“文革”时候，工人师傅抄家，为什么掘地三尺找金条？这其实是农民思维，他们在土地上挖了几千年，挖土豆、红薯，房子里边也要挖。后来还办抄家日用品展览，主要增加这些有趣的细节场景。我觉得等于像画画一样，你可以把它画得更细一点。
记者：《繁花》只往人生琐碎里去，为什么要这样写？
金宇澄：我觉得好像小说不应该有政治主张，应该有一个生活主张。你把这些人的生活写出来，不要去强调什么东西。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人生好像是一棵树，或者像一张树叶，一朵花，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人是非常脆弱的。树叶一旦被风吹走，根本找不到它在哪里。你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把它描写好就可以了。
我觉得小说的实际状态和人生状态是一样的，它有一个规律，像朵花一样，花开必定凋零，最后枯萎死掉。我20年没写小说，反过来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题材在20年以前就写掉的话，我还没有把人生看这么清楚。
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前受苏俄文学影响，改革开放后受欧美和拉美文学影响，从小说的文体、结构到叙述语言、句式，穿的都是别人的衣服。许多小说，长得都是同样面貌。既然西式面包很多，那我给大伙做一碗面条。我给读者煮的“面条”，是传统话本，可以用橄榄油。
饭局上听来的故事
记者：你说很多故事是从饭局上听来的，你平时的饭局多吗？
金宇澄：老外讲起来，中国人见面就是吃饭。吃饭就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我除了工作上的应酬，和文学圈的朋友吃吃饭，更加重要的是和底层的圈子吃饭，比如小毛这种朋友圈子。我插过队，在工厂当过工人，这样的老朋友不少。
有一次饭局，一个人说她们家小保姆回家过年的时候，老家人叫她带十双皮鞋，这种皮鞋20块钱一双，一大堆才一百多块钱，她说累死了。我觉得这个有意思：这种乡情，即使觉得重，也要带回家。
很多饭局上，每个人讲一点奇闻异事，讲讲饭吃完了，也结束了。如果你随身带着录音机，一年饭局筛选下来，肯定能够录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繁花》里经常写没有任何意义的吃饭，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更加有意义？我已经60岁了，这么多年，有多少饭局，会遇到多少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会特别记住一些有趣的故事。好的故事你是不会忘记的。
记者：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你记住？
金宇澄：有一个饭局，一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她干嘛的，饭桌上有几个弄堂里边的人。有人问女孩子，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她回答说，我阿姨跟我讲，让我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我当时一惊，问她阿姨做啥，她说，我阿姨给一个日本人包着。
有人事后说，弄堂里的小姑娘，如果找一个小职员结婚，之后就吵架，如果找一个高级干部，找一个优质的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了，气质也不一样了，不等于是上一个免费三年学习班吗？
我觉得奇怪，在市民阶层里边这种事情是可以公开场合谈的，我们这个圈子是不可能这样谈的。这个事情就永远不会忘记了。
巴尔扎克写两姐妹，姐姐是一个大公司小职员，每分钱都存起来，找了一个小职员平平安安过一生；妹妹一样是小职员，每个月把钱全部花完，还借钱买衣服打扮，她不愿意过姐姐的平凡生活，要打入上流社会，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钱的老男人。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有意义。究竟是姐姐平淡一生有意义，还是妹妹这样起伏、折腾更有意义？我就在小说里讲一些大家疏忽的边角材料，我对这个感兴趣。
记者：但什么故事你会用到小说里？
金宇澄：《繁花》里陶陶和小芳很恩爱，他们同居了。后来小芳不小心从阳台上掉下摔死，警察拿出她的日记，里边都是小芳在骂陶陶，几月几号没交房租，几月几号在干嘛……他们两个恋爱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特别懂事，特别好，陶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故事是我看电视看来的，很多年前一个上海中年男人在饭店吃饭，认识一个服务员，他离婚后跟这个服务员结婚，每个月工资交给她。这个服务员原先是一个三陪小姐，男的一出差，这个女的以前的男朋友就到她家里来。男人回家里总觉得情况不对，男人深爱服务员，每次吵架都让步，服务员总把这个男的骂得狗血喷头，男人不吭气。
最后一次，男人几年积压的情绪一起爆发，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男人大哭一场后，给服务员买了化妆品、文胸和里外衣服，把她放在床上化好妆后，他准备躺在她边上触电自杀。没想到电线短路跳闸，整个楼断电，他就跑到屋外去看，门没关好，结果灯突然亮了，楼道里的邻居发现不对头。因为他不会化妆，给服务员抹的口红一塌糊涂，看上去特别吓人。于是案发，他承认自己掐死了她。
法院取证，打开女服务员日记，日记里结婚三年，一个字没提男人，老是在说：我缺钱，我这个月要挣多少钱；下个月记账，我太需要钱了，太需要钱了。因为这个日记本，法官觉得这个男的太可怜了，最后法院判他15年徒刑，本来这种案子肯定判死刑。这个故事看一眼就记住了。
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中年妇女跟丈夫过得没意思，儿子读高一，她在外面跳舞和舞厅音响师有了婚外情。未婚的音响师每晚送她到弄堂门口，看她进门才离开。后来弄堂里一个小孩把此事告诉了她儿子，高中生跟踪母亲去了舞厅，次日拿了一把长刀，跑到舞厅把音响师捅死，然后跑掉了。
音响师当时还没死，他一看知道是女人的儿子，为了保护女的，对警察说凶手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安徽人。后来公安局调查出真相，儿子被抓，女人号啕大哭，老公也跟她离了婚。
这些令人震撼的故事，作家是想象不出来的，才能够收到小说里。
言情小说给你希望文学给你真相
记者：1990年代部分写了很多年轻人，你怎么了解他们的生活？
金宇澄：因为工作，我会认识不一样的人。我碰到一个女中学老师，学生跟她讲，爸爸妈妈是吃“城市低保”的，成天就在外头那种最差的地方打牌跳舞。学生说，我读什么书啊，我将来也可以吃“低保”。女老师急坏了，跑到学生家里去，一看傻眼了，爸妈跟孩子在一起看黄色录像。这种场景你能想象出来吗？
还有个朋友讲的故事。一个女职员认识了一个在加拿大留学的男生，两个人有感情，男孩子就不回加拿大，变成男女朋友。在上海同居一年多，男孩子爸妈根本不知道，还以为儿子在加国留学，平时就是发e-mail联系。
这就是时代带来的变化，在1960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记者：时移世易，你的小说中对1960年代市民生活的描摹勾动了很多人对旧事物的缅怀。
金宇澄：老舍先生说过，写一个人，你要有一千个人做准备，得上知绸缎，下知葱蒜，什么都要准备好。《红楼梦》前8回，荣府的菜单，一大家人分别穿什么衣服，戴的什么饰物，淋漓尽致，写得特别漂亮。
我觉得这才是小说关心的事情。那些生活的风貌、场景已经过去了，那些细节逐渐被遗忘，我写这个小说，应该把它补上，把当时生活的场景还原出来，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消失的时代。
小说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实际上还是需要很多传统功夫，比如他是一个什么时代的人，就要讲什么话。他是一个海员，你一定要让他讲海员的话，或者说写一些航海故事和一些机器方面的知识。
这一点上，西方小说家做得更好。格拉斯有一个小说《猫与鼠》，他写几个孩子在一个二战废弃的兵舰上面玩，这个兵舰上面所有的炮、螺丝钉，都有具体的名称。
记者：物质与生活内容的新旧更迭当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吗？
金宇澄：生活中不变的东西就是生命吧，市民阶层中的一种生命力。每个时代的生命力都不一样，但这个生命力都非常顽强，它能够适应不断的变化。
打比方说上面规定下来我们要五讲四美，要怎么样，底下人就会非常灵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有些人调整不好，就完蛋了。
这个支撑点我觉得是生命力，或者说是人的欲望。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面讲话、做事情、交朋友，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人都是一样，我父亲告诉我，人一到70岁就准备吃苦。他的意思就是人生从此没有乐趣了，你胃口不好了，也不想吃东西，也不想买东西，也不想干嘛，什么也不想，而且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刚出生的小孩子眼睛明亮，年纪大了眼睛就非常浑浊。人必定衰老，必定死亡，从荣到衰，《红楼梦》最后就是这样。人像一朵花，花开花落，你无法抗拒，但大部分的人不喜欢悲剧。就像鲁迅先生所讲，一个孩子出生，有人说他将来要死的，结果被人家打一顿；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做官发财，大家就喜欢。但我觉得文学，应该和言情小说不大一样，言情小说给你留一点希望，文学应该是直面人生，告诉你真相。
记者：当下和过往之间，你更享受哪一边？
金宇澄：每个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肯定是怀念过往的。人生最早的那个时期，实际你已经想不清楚了，那时光像一个舞台，中间隔着几层，有薄纱有大幕，朦朦胧胧，有诗意，散发着光彩。你越靠近，越发看不清楚。艺术有这个魔力，把这朵花开的时候延长时间，用一个慢镜头，留住它绽放的时光，让它仔仔细细地开在你面前。
记者：小说结尾为什么用黄安的歌词《新鸳鸯蝴蝶梦》？
金宇澄：阿宝讲，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新内容呢？小毛要死的时候，他要抓住什么呢？什么也抓不住，惟一能够带走的，就是一些温柔同眠的事情。你的房子，你的钱，你的汽车，能带走吗？我经历了一些同伴们的死亡，包括那些很有钱的人，死的时候告诉我，惟一能带走的就是我过去和某某人的记忆。还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是能够触碰到他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他说，我惟一能够把这个带走。
王沪生是被丑化的上海人
记者：“沪生”这个名字乍看感觉是土生土长，多想一步，恐怕是外来的人在上海生了孩子才会起的名字。
金宇澄：我为什么要用沪生？因为北京一个电视剧《渴望》，里面有个上海人王沪生，是被丑化的上海人。真正上海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上海人是什么样子？北京人并不想了解，也不想知道。《繁花》里的沪生肯定和外人描写的上海人不一样，因为我懂上海人。没有什么其他意思。
记者：小毛、阿宝、沪生、蓓蒂，这些名字自然而然带出了他们的“出身”：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子弟、知识分子……命名来自记忆，还是有意经营？
金宇澄：当然是有意经营的。取名主要是为了稍微的符合一下他们的身份。我的一个弟兄，过去工人阶级的子弟，弄堂里边他的小名叫“猫狗”，就等于像北方叫拴柱。猫狗就是好养活。当时普通老百姓给小朋友取的外号，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外号是有区别的。
我要增加一些真实感，肯定名字也重新做过，所以和网上（版本）的名字很不一样。而且小说里有很多女人，也不能有重复，比如有芳的，最好别的女人就不要叫芳，因为怕混在一起了。
记者：阿宝、沪生、小毛的原型都是谁？
金宇澄：小毛的原型是我插队的时候，在火车上认识的，当时他就坐在我对面，我和他一起下乡。他家里就住在类似于“大自鸣钟”这块地方，插队后回到上海，就是看门、在食堂里做。我一直跟他有来往。这个人的死和小说里一样，一辈子没有结婚，死的时候，不到60岁，我们去看他，周围都是女人。
阿宝和沪生，都是由几个人捏起来的。阿宝死的情形是真实的，他妈妈问他要股票账户和密码，他当时非常悲痛，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死。他妈是没办法，他家里的房子是租赁房，要办理过户给侄子，不然他一死，国家就收掉了。问完以后，他妈妈就跑到外面抱着电线杆大哭。
记者：在《繁花》里，手绘地图和建筑示意图为什么那么重要？
金宇澄：地图是真实世界的坐标，也是故事场景的发生地，主人公们在此地出没。我写的时候，就会觉得地图会帮助读者，从视觉上增加一点情趣，帮助读者进入那个时代。
我在《上海文学》的时候，开过一个叫《城市地图》的专栏，要求每个作者就写他熟悉的街区，每个人都画一个地图。后来我发现，他们稿子都写得挺好，但画不来地图。《繁花》的单行本里，我画了20幅，16幅插图加上4幅地图，就是希望有点情趣吧。
记者：你不同意“城市无文化”的论调，为什么？
金宇澄：这是中国特色的结论吧。中国文学喜欢为城乡分类，写到城市，必然是资本主义，是阴暗、罪恶的。农村则是阳光、明亮、诗意、美好的。以往作家一写农民题材，家门口一条路，一侧是个猪圈，一侧一块菜地，房前屋后几棵大树，但不管如何歌颂赞美，还是单调。
我觉得城市里边更丰富，街上有各种各样店铺，不一样是风景吗？城市一直有炫目的生命，有好的故事。西方小说的大部分，都是书写城市的。乡土并不高出城市一等，乡土情感的发现、表达，与城市情感的途径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写得好和不好之分。
记者：上海是最常受外人批评的城市，是否因为上海在文学中的建构远未完成？
金宇澄：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丰富的地方，是都市的样板，上海的生活方式、市民状态，在中国很具代表性。人是城市的精神象征，要写好城市，应该深入小弄堂，看看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有8年时间在东北，我可能看上海比一直未离开上海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我有时候上网看，对上海的历史很多人不了解，甚至很多人说全国人民养了上海多少年，所以我在小说里就做一些实事求是的交待，包括1949年以后，从电影厂，出版社，大学老师，翻译官，大量的机构和人才搬到北京。上海淮海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公寓，里边所有的暖气设备一解放就拆到北京去了。后来的几十年，因为备战，上海大量的工厂迁到北京、安徽等地，这些都是上海真实的经历。
所有城市知识分子相互之间沟通没问题。但这些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眼光来批判上海市民，就产生问题了。如果用市民的眼光对照市民，这样可能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