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支票是开给我的，金额为95093.35美元。出票方是一家号称可以帮人快速致富的公司，附在广告信函中寄到我这儿的。其实，它一文不值，不过是个金融欺诈广告，诱人上当。“很快你就可以赚到这个数。”这种支票显然不可能被银行受理，但正因如此，把它存进银行的想法才显得刺激、有趣。还有什么比把一张荒谬透顶、假得不能再假的支票（我有没有提到过支票上边清楚地注明了“不可议付”字样？）存进银行更过瘾呢？于是，抱着开玩笑的心情，通过ATM机把它存进了自己的户头。我自我感觉棒极了！以往和银行打交道，从未觉得有那么多乐子。现在回想起来，当在那张特别的支票背面画了个笑脸，然后像玩大富翁游戏一样把它塞进ATM机贪婪大嘴的那一刻，刺激极了。生平第一次，我大笑着离开了银行。
　　
　　照我看来，接下来银行会给打电话或寄封信来，告知支票是假的。诚然，我还希望对方恭维一下我过人的幽默感，类似于这样：“康姆斯先生，您存入的支票是假的，但这事儿有点奇怪，尤其是考虑到您以往的账户记录”（经常处于透支状态）。
　　
　　但电话或信函都没等到，很快我就把这个玩笑抛到九霄云外了。五天后，我从ATM机取现时，发现账户余额高得不正常——多出了95093.35美元！银行居然把那张愚不可及的伪造假支票上的金额计入了我的账户！
　　
　　事已至此，地球人都知道支票是假的，银行犯了错，我得把钱还回去。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此言不虚。
　　
　　我打电话给朋友，第一位接电话的朋友告诉我，银行根本没错。按照银行标准程序，会把95093.35美元计入我的账户，同时冻结所有资金——直至跳票。我无法支配那笔钱，三天后，我的账户余额又会惨不忍睹。
　　
　　但整整七天过去了，从天而降的大奖仍然趴在我的账户上，我去了银行，一位职员告诉我随时可以提现。95,093.35美元全部唾手可得！可我能做的只是问问而已。意外之财在向我招手，乞求我带着它逃之夭夭。但我克制住了自己，计划再苦等两周，让银行有足够的时间发现问题、弥补错误、退回支票。此后，我一直极力遏制着携款逃往墨西哥美的冲动——在那里，这笔钱还会升值、翻倍。整整三周后，我等到了支行经理的回复：“康姆斯先生,您的这笔钱可以安全使用，因为十天过后，银行就不能退还支票了。您是受法律保护的。”
　　
　　现在，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可能把钱装进包里，撒腿就跑。不过，我没那么做，也许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吧,因为我压根儿没碰那笔钱。我驱车直奔一家法律图书馆，确认那条十天为限的规定。结果，有两个新发现。首先，分行经理搞错了，没有保护空头支票的十天期限一说，只是个24小时的规定！在美国，当银行收到支票跳票的通知后，会在24小时内通知您；如果银行逾期未能做到，你便可以高枕无忧地花钱了。很不错哦，我自语道。其次，知道了原先以为的假支票，现在从法律上讲已成为一张真支票。1990年《统一商法典》一项鲜为人知的改变，使印在支票上“不可议付”字样不会降低支票的效力。也许正是这个小小说明，意外地将我存人的支票变成一张真的95,093.35美元支票，简直不可思议！
　　
　　现在，我开始不急不忙，取回银行支票，锁在保险箱里妥善保管。我殷切希望那家无意中寄出数百万张真的95,000美元支票的广告公司立刻打电话给我，乞求要回他的钱。我期待一场趣味盎然的谈话，因为我不是快速致富系统的铁杆粉丝。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人意料。银行没收了我的ATM卡，冻结我的账号，还派人给我打来电话，其语气只能描述为怒不可遏。
　　
　　银行高级安全官员冲我大呼小叫，不仅可怕，还很好玩呢。令人害怕的是，他扬言我若不立即答应他们还钱的要求，就派警察到我家门口。好玩的是，那个恐吓电话打来之前，我还以为龌蹉会出现在我和那个不慎发送货真价实巨额支票的垃圾邮件公司之间呢。在这个传奇故事进展到此刻之前，我觉得银行和我都表现上佳，如同我ATM卡上的话，“帕特里克·康姆斯，拥有12年良好信誉的客户。
　　
　　礼貌而周到，每个地方的人都对我的幽默感赞誉有加。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银行前任安保人员、而是分行经理亲自来电说，“派特里克先生，我可以称呼您派特里克吗？我知道我们在兑现一张垃圾邮件支票这件事情上有过失。是我们的失误！您可以把钱还给我们吗？”我会在当天下午就把95,093.35美金退还给银行。我会暗暗地希望银行提供一年免费服务，但是无论如何，我会归还这笔钱。我能理解，人人都会犯错，而且支票这件事说到底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但是，银行的做法不仅无礼，还不谦虚，更不为自己所犯错误承担责任，导致错误不断累积。在我看来，绝大部分行业已经意识到他们的错误，进而以文明礼貌的态度对待顾客。银行却不是，他们带出攻击犬，放出鲨鱼，然后派出黑衣人（字面含义，不是象征意义，但是我在这件事上超前了）伤害顾客。
　　
　　所以面对银行安保人员，我的回答很简单：“给我出具一封正式的银行信函证明你的身份，证明你确实在银行工作，而且要在信中阐明银行要求归还这笔钱的原因，因为我对此稍有疑惑。一旦我收到那封信，我们就可以开始谈了。”而他的回答呢，却是“想都别想！”（为了保证这篇文章不出现脏话，才用以上四字代替。）
　　
　　当我还是孩子时，妈妈就要求我写信或根据别人来信达成某种心愿。我想要把小刀，就给她写封信；希望五金店老板雇用我，需要收到对方的回信；与伙伴们在外面玩耍太过喧哗，要向住在路对面老太太写信致歉。因此，从童年开始，我就坚信，一封有板有眼的信能使一切变得更为正式。“你不会收到银行的任何信件。想都别想！”这个声音是对我极大的挑衅。
　　
　　因此，我向银行宣战，为要一封信，银行则为索回金钱而战。我的态度是，“银行不写信为他们的失误负责，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合法而得送回去。”我们的冷战流传开去，并且在网上迅速升温。我的收件箱因此塞满了邮件，99%发件人为我的强硬立场喝彩。剩下1%的人认为我应该把钱还给银行。这件事也引得媒体和最高法律机构对形同虚设的支票法的强烈关注，甚至引起了大卫·莱特曼（一个非常喜欢搞恶作剧的人）的兴趣。
　　
　　我通过垃圾邮件支票获得了95,093.35美元，并将支票存在银行保险箱，而且，依照三项法律规定，这些钱归我合法所有。《圣荷西信使报》得知此事后,写了篇报道，标题是“客户至上，银行至下”。
　　
　　当然，银行不准备偃旗息鼓,这一点人所共知。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会出手还击。我曾表示希望用共进午餐的方式，与银行达成和解，新闻播报员戴安·索耶对此做出评论，用最恰当地方式表达了公众对银行的认知。她当着所有观看当天晚间新闻的人说：“帕特里克，我不对那顿午餐抱任何希望。”戴安·索耶深谙大众对银行的看法。银行做事的方法不同于我们常人，不会通过一顿饭解决问题。他们会派律师过来，银行不会关心你的权利，而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权利（不信的话，就读读银行给你的银行业务权利介绍吧）。银行不在乎你的账户余额，而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收益状况；银行真正会做的，不是为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却只会让我们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演一出独角戏——把我的际遇讲述给全世界。在戏中，我不会像个愤怒的示威者一样跑到银行乱嚷嚷，而要把我银行账户的问题展示给观众，让他们从中找乐子。我喜欢讲故事，这次是以银行为笑点。
　　
　　到目前为止，经过在纽约外百老汇一个月的演出，这场秀已经一炮而红，拜金融危机所赐，观众的兴致不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是银行害苦了我们。自从去年爱尔兰银行搞垮了当地的经济后，这场秀更受欢迎了，我得以到很多没去过的地方进行巡演。演出中，当我提到特别霸道的爱尔兰银行时，群情激昂，令人倍受鼓舞，它让我意识到，这家银行曾对人们做了很多坏事。观众排起长长的队伍，让我相信了爱尔兰银行有多么可恶。一些人把书或DVD带回家，为的就是要好好给他们的银行家上一堂文明礼貌课。
　　
　　接下来，我去苏格兰演出，据我所知，那儿的银行也为我的成功做了“精心”的铺垫。而且我在报纸上看到，可能很快我也应该给巴克莱银行献上一封感谢信。充满讽刺的是，我竟然要对这些可恶的银行感激不尽。因为他们的重大失误不仅给了我的演出提供了素材，而且，其所作所为继续为未来十年及以后的节目发展创造了长盛不衰的环境。
　　
　　演出结束时我爆料道，我想用这95,000美元给我的银行上一堂客户服务课程。但我觉得银行什么也没学到。在我的体验中，银行与他们卑劣行为密不可分。你可以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