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为官个性十足，常以妙语传世，尽管争议未绝，但也颇堪玩味。12日，他又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被很多媒体作为标题，那就是“新闻媒体是我们的保健医生”。

    当日，昆明市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承诺做好跟踪督察和整改。作为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新闻会上说，“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 “谁不能够切实做到重视媒体、善待媒体、依靠媒体、借助媒体，不断增强引导新闻舆论服务现代新昆明建设的能力，谁就是不称职的干部。”

    仇和这些话中，最易于传播的是“保健医生”的比喻，听着最爽的是“谁就不是称职的干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句看似常识的判断：“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没有这个常识作为前提，其他的话再好听，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闻媒体被誉为医者，有病治病，无病咨询，仁心仁术，妙手回春，不可谓不受尊崇。但是，这个比喻也让我想到中国历史的“神医”华佗的故事。华佗生逢乱世，精于方药，四处行医，救民于疾苦。他是外科医生的鼻祖，发明了麻药“麻沸散”，可以全身麻醉，施行剖腹手术。他的针灸技术也十分了得，针到病除。他还留下了著名的健身操“五禽戏”。人们都相信他还有很多伟大的学术和临床成就，可惜没能传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整理好这些遗产的时候，就被曹操杀害了。

    曹操杀害华佗的故事，有两个出处，一个是小说《三国演义》，一个是历史《三国志》。小说不如历史可信，但传得更广，具有民间想象和理解中的逻辑合理性，所以不妨也分析一下。

    曹操弄权，自立丞相，威风赫赫，但他也会生病，头痛欲裂，遍寻良医，有人就推荐了华佗。华佗来了一看，说你这病根在脑袋中，光服药不行，要做手术。我让你全身麻醉，然后用斧头砍开脑袋，取出病源，方可根治。曹操听了很生气，说你这不是要杀我吗？这时候华佗不太策略地说，人家关羽中毒之后，刮骨疗伤，毫无惧色，你怎么不学习学习？曹操更被激怒了：让我学习敌人，你这不是汉奸思想吗？于是逮而下狱，随后杀之。

    假如曹操只是得了伤风感冒，华佗针灸两下，立时痊愈，一定会得到重赏，皆大欢喜。问题是，假如需要做大手术，甚至有性命之忧，这医生应该怎么做？被仇和书记封为“保健医生” 的新闻媒体，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古代历史上的御医，往往避重就轻，虚与委蛇，逢迎圣意。但华佗是身为名医，显然具有医者的专业精神和独立意识，只把曹操当作病人，坦然告之，遂惹来杀身之祸。

    《三国志》的记载也许更准确，强调的恰恰是这种专业精神和独立意识。华佗本来是一个赤脚医生，四处行走，为曹操治病之后，曹操就想独占，召为侍医。面对这个捧金饭碗的机会，华佗却不乐意。他借口思乡心切，要回家看看。回去之后就不想再来，曹操多次召请，他都推三推四，说自己妻子生病了，走不开。曹操了解真相之后，把他抓起来。有人求情说，华佗医术着实高明，关系到多少人的性命，宽恕他吧。曹操不以为然：“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还是杀了他。

    如果新闻媒体真的是医生，那么领导干部该如何对待？仅仅为我所用，还是为天下人所用？既然现代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力量，那么它就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立品性，而不只是一个侍医，这时候怎么办呢？无庸讳言，一些领导干部所采用的办法，正如仇和书记所言，“习惯堵、习惯压、习惯逃避或恐吓”，甚至如曹操对待名医华佗那样，逮而诛之，遗臭万年。

    《三国志》中还记载，华佗临死前很想将自己一生所著《青囊书》传下来，交给狱吏，令人万分痛心的是，“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三国演义》作了演绎，说是狱吏接了书拿回家中，被妻子烧了。其妻说：“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

    也许有些领导干部要的就是这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堵压一些新闻媒体，希望别的媒体也噤声。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仇和书记的意思，他是那么恳切地说：“深怕工作失误，所以亟盼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