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邓小平一手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短短三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这位没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却极其清醒实干的政治家，在毛泽东去世后，用“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作指导，在各领域开始了非政治化行动。“政治挂帅”的口号变成了“经济挂帅”。没有在中国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很难想象这一从政治向经济的转变需要怎样的胆识。
具体说来，这个经济先行的基本国策，首先体现在日后对中国社会、经济有巨大影响的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几年，邓小平又把毛泽东时代强加在成千上万人头上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把人打入另类的政治标签逐一抹掉，将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慢慢地回复了正常。在国内改革的同时，邓小平也打开了几已生锈的密不透风的国门，让八面来风吹去一些陈年积淀的腐朽气息，带进一些新鲜活力。“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恢复了生机，并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幅度发展和壮大，使今日的中国经济成了全球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相信不仅中国人，全世界也没多少人能够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功绩。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之一，是对外政策的改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毛泽东的名句，但在他的时代情况却远非如此，由于意识形态的争执，美苏两霸不用说是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欧、日本，甚至亚细安国家都是美帝的走狗；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则是苏修的应声虫，只是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除外；非洲的黑人兄弟有的跟着苏联跑，有的围着他们原先的殖民宗主国转，剩下的也没多少能跟中国做朋友。这句话拿来形容那个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实不为过。邓小平的“不搞对抗”实实在在地切中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弊垢。对抗其实是很失道的做法，所谓“失道寡助”，所以邓小平要睦邻友好，要真正地广交朋友，不以意识形态取人。在冷战远还没有结束前就积极地加强与美欧的交往，尤其是加强周边国家的交往，用中国人的“远亲不如近邻”思想去处理与邻国的关系，而不是用马列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外交。昔日视中国为共产主义洪水猛兽的亚细安国家，也慢慢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今天的中国，与一百五十多个国家都建立了不搞对抗的双边合作关系。邓小平并没有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却做到了这点。
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在经济改革方面也有大手笔，那就是基本上实现了“私有化”。
1999年3月5日—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它适应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客观需要，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加强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然而，邓小平极其继任者的改革是有短板和其软肋的，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较经济改革困难与难以推进，主要原因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比如，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而历史告诉我们：这只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河决鱼烂。
所以，不妨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也是继任者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那么，都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应该考虑解除党禁。我们应该看到，“党”只能也只能是具有某种共同信念和理想的某个集团的符号。而其信念和党章也只能对本党之成员进行学习和规范。当其党章或纲领如果符合民众的意愿，人民愿意相信其治国的理念，那么这个政党就可能会被民众推选代表来治理国家，行使公权力，反之则当由其他政党取代。这样做的好处有二：其一，给人民选择的权力，使人民能在政党不足以满足自己愿望的时候，另做选择；其二，给执政党压力和监督，使之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事实上，世间万事万物没有永恒的先进性。进入新世纪之后，网络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通过批评和鞭策执政党，才逐步推出减免农业税，才有农村的免费教育，才有城市医疗保险制度的推出，才有基本养老制度的推出。没有反对派的批判，执政党不会去快速实施这些人本主义的制度建设。通过30年的改革，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需要大量的干部来管理人民，没有了计划经济，这些干部就失业了，但是他们仍然每天上班去报到，仍然享受着各种优厚待遇，要干部们下岗是万万不可能的，于是中国就成为了世界官僚最庞大的群体，这种行政成本最高，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到了无法遏制的失控状态了。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陷入了停滞状态，先进性已经逐渐丧失。多党制或许能打开这种死结。
鉴于目前的形格势禁，解除党禁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妨从简政放权上做做文章。这方面，主政广州的汪洋书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广东“敢为天下先”，成就了经济建设的辉煌，创造了许多全国瞩目的“广东经验”和“广东模式”。而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时，广东仍要坚持“思想解放”，再探新路。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上述论断，并为转变政府职能探路。他认为，政府要从“撑船”变“掌舵”，还要学会当好裁判员。汪洋表示，以往珠三角财力不错，许多事情都由政府去办，社会当裁判员。而现在，政府要加大向社会简政放权力度，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能够自己办的，就让他们去办；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能够自我管理的，就让他们自己去管，政府则充当裁判员的角色。政府要给予他们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在这之前，广东的行政改革已经突破了人们之前的想象，无论是顺德的党政合一，还是深圳的“行政三分”，都触动了旧体制的敏感神经，而将“放权”扩大到县、镇一级更是相当激进。这一波的改革浪潮，有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倒逼，更是执政者主动求变的破局之举。广东变革的阻力很多，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能否为制度所破解，新的产业及逐渐提高的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未来举足轻重的力量，仍需时间验证。但广东的这次探路可以视为整个中国转身的样本，汪洋将这次转变称为“惊险一跃”。这是广东要“杀开一条血路”的必然选择，这是广东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发展逻辑，所以这一轮改革，广东没有回头路。
其次，实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但谁都没有力量解决它。只有两个半人在解决土地私有问题上，稍有动作。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提出过“平均地权”。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强制性分配过土地。但孙中山没有来得及实行。毛泽东只是放出一个诱饵，一待农民上钩，帮他夺取了政权，就把诱饵收回去了。那半个是邓小平。他只在形式上还给农民土地，“土地承包责任制”。哪怕这一形式上的变动，也被历史给予最高评价。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够用法律的固定形式，分配也好，交易也好，把本来就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还到中国农民手中，功莫大耶，幸莫大耶！今天，中国农村一切土地的所有权，已经暗暗转移到权贵手中去了。这些权贵包括：有实权的村干部，乡干部，地方政府主管土地征用的官员，地方政府有权批条子的官员，中央政府有任免权的官员，中央政府有实权的领导人。至于想在其中分一杯羹的地产大亨，集团老总们，只要暗中交易得当，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地产，获取暴利。 暴利的利润有多少？仅仅举一个中等城市的调查为例，这个城市的某镇，最高征地补偿费每亩为3.55万元，而政府拍卖价格为20万元。这个城市的某区，最高征地补偿费每亩为16万元，而政府公开拍卖价格最高每亩已达到800万元。利润率超过百分之四百。18世纪法国落后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法国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孟子早就说过恒产有恒心，比孟德斯赳讲?所有权是道德神?早了一千多年。慎子也说过“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焉，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社会，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后，土地市价上升，土地交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也使地方财政，地方基础设施，地价之间的反馈制度化，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士气提高，效率上升。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财政很依赖土地税和房地产交易税，而这又是以土地私有权和土地自由市场为基础。
再次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 公、检、法、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在法能责权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法规体系，现代法律的特征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法理要明确，不要含糊其词，法理说穿了讲就是规范社会主体行为在普遍观念中允许和制裁的距离。不要再把坚持什么什么主义，什么路线，什么领导的思想结晶写入宪法（宪法不是某个党的党章或纲领，也不是哪个正教或邪教的教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宪法也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新闻报道要有独立的透明度。舆论的广开言听是人们行使正确观念判断的基础,从而才能畅通地表达民意的基本条件。新闻自由要立法加以确定，行政部门不能干涉新闻自由,更不能只讲“主旋律”，没有不同的声音，歌功颂德一片大好，如此的舆论监督只能是空话，变成监督舆论了。
要做到这些，能依靠的力量有哪些？
首先是自由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学院派知识分子是一个在当下中国非常弱小的知识群体，人数不多，直接的影响力极小，如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赛的说法，从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考察看，他们属于批判权力和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群无需经历幻灭以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他们散见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普遍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和思想理念，当他们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改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促其改变。他们努力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逐渐获得话语权。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改革发展的历史环境中，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用包装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学说以证明中国改革的合法性。
其次是有政治诉求的民营企业家 。这是一个自近代以来就遭遇尴尬境地的社会阶层。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本是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而客观要求经济环境必须公平、自由、透明、法治。然而近代以来，民营企业家从来不缺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诉求，却从来无法获得自己管理或寻找代理人管理经济环境的权力，从未独立自主的经营，并时时忧心战火或公权力滥用夺去自己的产业，因此乞命于买办官僚、外国势力亦或政府执掌公权力的机要人物。当他们苦心经营自己的企业时，往往和执掌公权力的机要人物有着不清不白的暧昧关系，并主动的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恶化经济环境，利用特权形成企业垄断经营，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问题富豪”纷纷落马的罪案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家政治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经济权益不能在涉足资源配置的公权力面前挺拔生长，是“问题富豪”得以逞一时之快，许多效益良好的企业不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因。
由于民营企业家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和遇到的问题有切肤之痛，所以提出的政治诉求，包括修改一些经济法规等在内的意见，都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和改革价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是一个关键，然而倚重国企的意见调整改革方案，实不足取，原因很简单，国企的领导层因为个人的利益关系和选用干部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绝无民营企业家那样以忘我之精神办好企业的行为，也决不会因政策等原因提出自己的诉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惟思人和气顺，工作顺利而已，再者以国企的地位而言，确保国企垄断和政府扶持，以养国企懒汉作风的反市场经济的诉求，终究不会改变，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完善的倚重力量和利益代表，当在民营企业家。如此方可催活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万马奔腾、万木争春的大气象。
最后是党政官员中的改革派。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在寻找意识形态领域能够论证改革合法性和因改革而更新和重塑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建构整个改革设计蓝图的过程中，又迫切希望得到揭示社会矛盾规律和诊治社会问题的良方。在在任官员中，的确有不少是心怀国忧，愿意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的有识之士。比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汪洋在主政广东之初，曾在一次会议上当众拿出了一本《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书。他在会上举例时特意打开书，读了一段：“吴南生置生死于度外，他说，‘就让我去汕头搞实验吧，要杀头就杀我的头……’”汪洋说了自己的体会：“我一看真是激动啊，那个时候的勇气是什么，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当年没有资金就自己去找，当年搞电厂、修路什么都没有钱，没有技术我们就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三资企业，这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啊，使广东的发展实现跨越式的进步。”在这次会上，汪洋连用22个“解放思想”，向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员令，并号召各级领导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汪洋还要求，要坚持把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围绕“三促进一保持”坚定不移“腾笼换鸟”，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今年7月14日，省委书记汪洋一行到佛山市顺德区进行专题调研。汪洋更是强调，巩固大部制改革成效必须深化社会服务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大部制必须建设“小政府”，建设“小政府”必须建设“大社会”。政府要着力解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越位”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有精力去处理“缺位”、“不到位”的问题，真正做到“社会管理社会办”。这些言论和举措，都告诉我们：在执政党内部也有一批健康向上的力量，而他们完全可能成为下一波更深刻更全面改革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