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8日，上海锦江小礼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对曾兵戎相见的死敌，在举世震惊中签署了两国间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从此开启了中美两国公开、正式的官方交往。尽管直到近7年后中美才正式建交，但毫无疑问的是，《上海公报》奠定了此后40年中美关系的主基调。至今两国官方的相关例行公告中，“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都是必不可少的前缀，而《上海公报》正是这“三个联合公报”中开先河者。
　　
　　上世纪70年代，中美不但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对立，更在越南内战中互为敌手，尽管未公开兵戎相见，但间接交锋和海、空军事摩擦则时有所闻。这两个死敌间的握手，不仅国际社会错愕不已，甚至两国社会、民众都难以适应，产生了许多真真假假的笑话。那么，究竟是何动力，促使这对冤家对头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复杂国际氛围里，不约而同地摸索通幽曲径，最终殊途同归，通过一场神奇的秘密外交，令曾经举枪相向的两双手戏剧般握到一起，并随即开启了长达17年的所谓“中美蜜月期”？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上海公报》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丑话说前面”———先列举双方分歧，然后表示尊重对方立场，最后才谈及共识。从公报内容不难看出，双方的分歧不小，其中许多分歧(如台湾问题、越南问题、如何解决国际争端问题、“霸权主义”问题等)甚至是原则性、根本性的，直到40年后的今天也并未弥合。但“先分歧、后共识”的独特陈述恰恰表明，中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双方分歧、矛盾的充分了解和清醒认识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明知有分歧，也要握手、交往、合作。
　　
　　之所以如此，乃是基于当时双方对共同威胁的认知基础上。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苏联全球扩张的极盛期，于美国而言，到处伸手的北极熊不但用庞大的装甲集群和远程轰炸机、战略导弹，在欧洲和北美头顶悬起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更通过“代理人战争”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各处和美国争霸，令美国如芒刺在背；于中国而言，珍宝岛和铁里克提硝烟未散，号称百万大军的“苏修”武装力量陈兵边境，对装备低劣、训练不足的中国军队构成极大压力。可以说，知道什么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威胁，并且知道基于此，这两个有如此大差异的国家，完全可以、应该甚至必须携手，求同存异、彼此尊重，都是从对共同威胁的清醒认识出发的。
　　
　　40年倏忽而过，苏联帝国和华约早已烟消云散，“共同威胁”不复，中美两国都有一部分人和一些不小的声音，将对方视作最大的现实威胁和障碍。那么，在《上海公报》签署40周年后的今天，中美两个大国的对话、交流、共存与合作，又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如果说，40年前中美的握手，是建立在对“共同威胁”的清醒认识之上，那么40年后的今天，这种相互合作、和平共处，就应该建立在对“共同利益”的清醒认识上。
　　
　　如今的中国已不是1972年的中国，如今的世界，也同样不是1972年的世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政治大国，中美两国更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高科技技术、产品的最大进口来源，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国债持有者。不仅如此，在世界许多重要、热点地区和关键话题，中美看似“口不同调”，但实际利益却颇多吻合，如两国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都希望航路畅通，市场平稳、开放，都希望热点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和秩序……一言以蔽之，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强国，中美实际上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中美维持和平、合作关系，从而确保现有国际体系平稳本身，就是两国间当前最大的共同利益。
　　
　　正如40年前建立在“共同威胁”基础上的《上海公报》，要先谈分歧，次谈尊重，最后谈共识一样，今天中美两国也不应回避彼此间的分歧尤其是原则性分歧，对于中美两个老对手而言，任何对话、交流、合作，都必须建立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而求同存异的前提，正是“知同知异”，和对分歧的不隐讳、不回避。
　　
　　和40年前相比，中美两国都多了许多“坛坛罐罐”，正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两个大国间如果有太多的相互猜疑、摩擦与隔阂，对两国、对世界秩序都不是什么好事。尽管40年过去，两国间仍存在许多难以弥合的重大原则性分歧，但和40年前一样，这对有如此多不同之处的重要国家，完全可以、应该甚至必须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在当今世界共存、共发展。
　　
　　40年前，中美因对共同威胁的清醒认识而走上合作之路；40年后，两国也应基于对共同利益的清醒认识，分歧归分歧，合作归合作，该争执时争执，该携手时携手，而要保持这样似亲似疏、既亲密又争执的特殊伙伴关系，对彼此异同、利害的相互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