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中的腐败成本
2012-12-18 10:20:56 来源：经济观察 我要评论（）
作者：蔡慎坤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等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12月16日在中大举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张红霞作了《土地市场中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的量化关系》的报告。这是她首度发布该研究成果。
张红霞称，研究的初衷是发现近年来，地产腐败案频繁曝光，更有开发商直言：“至少要拿出两成左右的利润，通过请客吃饭、假期组团旅游等方式来摆平权力部门。”张红霞表示，国土资源等部门的官员拥有资源配置和机会授予权，不法者有出于私人目的而索贿的企图。
2011年12月-2012年3月，课题组成员深入武汉、广州、南京三地，在当地国土资源及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对开发商行贿问题展开了问卷调查。不过调查并不容易。匿名填写且保密的情况下，共发放了600份问卷，有460份返回，其中有72份缺失数据。更重要的是，经过核实，有251份回收的问卷是受访者的下属或者亲戚朋友而非开发商本人填写，因此，最后保留的有效问卷是137份。
调查结果发现，有70%的受访开发商选择了行贿可以获得廉价土地或有利政策。有72%的受访开发商认为行贿可以获得政府保护并促使对其竞争对手施加限制。133名受访开发商(有4名因外出未访问)中有七成人表示，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是与政府官员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根据各个城市的经济情况和官员所处的位置以及帮助自己的程度，在心里形成好处费的价目表，通常是：科级干部5000元-1万元，处级干部2万元至3万元，局级干部则需要5万元或者更多才拿得出手。
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是，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正向相关，即政府的干预越多，开发商行贿越多。开发商对收入的预期在二者之间起到充分调节作用。而政府干预对收益感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政府设置的垄断越多，开发商越感到这里面有空子可钻，送了钱能带来好处。
实际上，在房地产市场，腐败绝不是暗流涌动，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公开的必要成本。有专家曾披露，中国高企的房价中至少有30%的腐败成本。统计数据也显示，国内房地产业的毛利率一直居高不下，既使扣除腐败成本，平均利润仍然远不止100%！
在西方发达国家，房地产从来就不是富豪的主要来源，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充分发达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里，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率和其他工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现中国这些通过大规模圈地囤地开发房地产而迅速暴富的富豪。中国却是个特例，一个涉及13亿国人民生的领域却变成了一个制造富豪的行业，其财富的积累又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之间的私下交易。这种交易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谁与官方有重要关系或与主要官员能够达成一种默契，就能够获得最好的土地，获得巨额暴利。
在各地房价高企的今天，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恐怕也已经买不起一套房了，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却在城市里占有拥有大批房子，这无疑给千千万万老百姓点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在房子就是硬通货的现实语境里，官员们坐拥如此之多的房子，不过是再次告诉我们，权力寻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更加可怕。
从网上被曝光的一些官员腐败案件来看，官员们除了拥有大量现金或情妇之外，都会通过房地产来攫取大量财富。几乎每个官员倒下，除了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的纪录外，都有多套房产的罪证一并罗列，在让人大开眼界的同时，也令人黯然伤神。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21处房产，房产总面积7203.33平方米，房产保守估值在4千万以上。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原局长顾湘陵任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期间，在多个房地产项目规划报建审批方面，为房地产老板谋取利益，敛财数以千万。正如人民论坛所言：这些官员不查都是两袖清风，一查不是浑身是宝就是房产连片，谁还敢相信腐败分子是“极少数”？
曾任福州市副市长10年的杨爱金，纪检调查组在其办公室、家里一下子就搜查出3000万元现金以及17套房产证。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有67套，广东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也有房产35套，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就有33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在上海有房产30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有房产27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杭州有房产25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
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官员，在中国官场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只要对全国各地所有的房子进行一次认真的普查，相信不难发现，官员所拥有的房子远远超过了老百姓。事实上，官员都是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其拥有的财富甚至与房价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各地所有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往往都是虎头蛇尾无济于事，谁也不愿意真正花力气去抑制房价。
中国房价飚升与腐败有直接关系，虽说房子的主要属性是居住，但许多官员通过权力获得房子只是为了洗钱和套现，因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越来越脱离了民生的本质，当蚁族拥挤在城市的地下室为生计奔忙为未来愁苦时，官员却轻而易举就能通过权力获得大量的房子以及花不完的黑金，从而导致了今天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官民对立仇官仇富情绪。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等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12月16日在中大举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张红霞作了《土地市场中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的量化关系》的报告。这是她首度发布该研究成果。
张红霞称，研究的初衷是发现近年来，地产腐败案频繁曝光，更有开发商直言：“至少要拿出两成左右的利润，通过请客吃饭、假期组团旅游等方式来摆平权力部门。”张红霞表示，国土资源等部门的官员拥有资源配置和机会授予权，不法者有出于私人目的而索贿的企图。
2011年12月-2012年3月，课题组成员深入武汉、广州、南京三地，在当地国土资源及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对开发商行贿问题展开了问卷调查。不过调查并不容易。匿名填写且保密的情况下，共发放了600份问卷，有460份返回，其中有72份缺失数据。更重要的是，经过核实，有251份回收的问卷是受访者的下属或者亲戚朋友而非开发商本人填写，因此，最后保留的有效问卷是137份。
调查结果发现，有70%的受访开发商选择了行贿可以获得廉价土地或有利政策。有72%的受访开发商认为行贿可以获得政府保护并促使对其竞争对手施加限制。133名受访开发商(有4名因外出未访问)中有七成人表示，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是与政府官员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根据各个城市的经济情况和官员所处的位置以及帮助自己的程度，在心里形成好处费的价目表，通常是：科级干部5000元-1万元，处级干部2万元至3万元，局级干部则需要5万元或者更多才拿得出手。
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是，开发商行贿与政府干预正向相关，即政府的干预越多，开发商行贿越多。开发商对收入的预期在二者之间起到充分调节作用。而政府干预对收益感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政府设置的垄断越多，开发商越感到这里面有空子可钻，送了钱能带来好处。
实际上，在房地产市场，腐败绝不是暗流涌动，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公开的必要成本。有专家曾披露，中国高企的房价中至少有30%的腐败成本。统计数据也显示，国内房地产业的毛利率一直居高不下，既使扣除腐败成本，平均利润仍然远不止100%！
在西方发达国家，房地产从来就不是富豪的主要来源，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充分发达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国家里，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率和其他工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现中国这些通过大规模圈地囤地开发房地产而迅速暴富的富豪。中国却是个特例，一个涉及13亿国人民生的领域却变成了一个制造富豪的行业，其财富的积累又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之间的私下交易。这种交易必然导致一个结果，谁与官方有重要关系或与主要官员能够达成一种默契，就能够获得最好的土地，获得巨额暴利。
在各地房价高企的今天，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恐怕也已经买不起一套房了，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却在城市里占有拥有大批房子，这无疑给千千万万老百姓点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在房子就是硬通货的现实语境里，官员们坐拥如此之多的房子，不过是再次告诉我们，权力寻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更加可怕。
从网上被曝光的一些官员腐败案件来看，官员们除了拥有大量现金或情妇之外，都会通过房地产来攫取大量财富。几乎每个官员倒下，除了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的纪录外，都有多套房产的罪证一并罗列，在让人大开眼界的同时，也令人黯然伤神。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21处房产，房产总面积7203.33平方米，房产保守估值在4千万以上。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原局长顾湘陵任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期间，在多个房地产项目规划报建审批方面，为房地产老板谋取利益，敛财数以千万。正如人民论坛所言：这些官员不查都是两袖清风，一查不是浑身是宝就是房产连片，谁还敢相信腐败分子是“极少数”？
曾任福州市副市长10年的杨爱金，纪检调查组在其办公室、家里一下子就搜查出3000万元现金以及17套房产证。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有67套，广东茂名市副市长杨光亮也有房产35套，安徽黄山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拥有房产38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就有33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陶校兴在上海有房产30套，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在北京有房产27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杭州有房产25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有房产23套……
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官员，在中国官场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只要对全国各地所有的房子进行一次认真的普查，相信不难发现，官员所拥有的房子远远超过了老百姓。事实上，官员都是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其拥有的财富甚至与房价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各地所有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往往都是虎头蛇尾无济于事，谁也不愿意真正花力气去抑制房价。
中国房价飚升与腐败有直接关系，虽说房子的主要属性是居住，但许多官员通过权力获得房子只是为了洗钱和套现，因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越来越脱离了民生的本质，当蚁族拥挤在城市的地下室为生计奔忙为未来愁苦时，官员却轻而易举就能通过权力获得大量的房子以及花不完的黑金，从而导致了今天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官民对立仇官仇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