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挪威，世人往往会想到奥斯陆和诺贝尔和平奖。并常常由于获奖人引发的争议，使得奥斯陆屡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当然这个和平奖也常常被视为诺贝尔政治奖，比如全球享有崇高声望的甘地，五次提名都被拒，这自然和大英帝国非凡的影响力有关。不过2011年7月22日，奥斯陆再次震撼了世界，但却与“和平”无关，而是极为血腥的恐怖袭击事件。

    在一天之内，首都市中心的政府驻地（首相官邸和其它数栋政府办公楼）和执政党组织的青年团年度活动场所分别受到炸弹和恐怖分子的袭击，死亡人数已经达到91人！这也是自二战以来，挪威首次发生如此惨重的悲剧！随即军队开进首都，维持秩序。

    挪威发生这样的空前惨剧，确实超乎世人想像。要知道，挪威向来被称为人间天堂，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二，高达9 .5万多美元！曾连续6年(2001-2006)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2009年、2010年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一。特别值的一提的是，全球民主指数排名，挪威这个君主立宪国家竟然高居全球首位。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也高居世界第4（美国44位）。就是这样一个丝毫不缺乏表达渠道的国家，却与一场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连在一起。

    这起恐怖袭击事件有一个特点：虽然受伤的多是平民，但其目标是中央政府、是执政党，有着颇强的政治色彩。特别是首相此前本来计划访问后来发生枪击惨剧的于特岛，只是由于首相在家里办公，才避开了这两重袭击。这也是为什么，首相指责：这两次袭击是对民主以及挪威政府政策的袭击，但不可能摧毁挪威的民主体制以及挪威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理想。如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就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嘛。

    到目前为止，对谁是肇事者一共有两种答案。一是一个名为“全球伊斯兰圣战助手”的恐怖组织宣称对奥斯陆22日爆炸负责。其理由是六年前挪威媒体曾以新闻自由为名转登了丑化伊斯兰创始人默罕默德的系列漫画。而且挪威还参与了在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和利比亚的北约军事行动。

    如果此说得到证实，做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挪威要想避免此类悲剧，需要反思如何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尊重其他文化和宗教。以及是否有必要参与西方大国为了自己的本国利益而发动的一场场战争。

    另一个则是官方版本。警方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犯是挪威本国人——32岁的挪威男子安德斯·布雷维克，是一名“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看来恐怖分子不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专利），有强烈的反伊斯兰倾向，并与挪威国内极右翼势力有关。警方还将这两起事件定义为国内恐怖袭击事件。

    如果第二个版本成立，可能会有几种结局。一是最终确定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偶发事件。这样虽然首相已做出的结论站不住脚，但毕竟可以掩盖这场悲剧背后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避免现行制度遭到质疑。要知道把重大犯罪嫌疑人定为精神病已是西方常用的手法。

    比如里根遇刺，嫌犯审理多年后就被以精神病为由释放。1964年日本驻美大使赖肖尔遇刺，嫌犯也被证明是精神病患者，从而化解日、美冲突。不过这一次，挪威如法炮制的话，可能会比较站不住脚。因为这次连环恐怖袭击事件目标明确、政治色彩浓厚，策划严谨，绝非一个精神病患者所能为。所以可能的答案是极右分子所为。由于极右分子在西方往往和纳粹划上等号，这种定性反而印证了民主制度的可贵。同样也可以掩盖背后的社会矛盾。不过，本人还是有一问：何以极右势力不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的政见？另外我们还知道，极右翼在挪威有着众多的支持者，还能赢得25%的选票。 如此快的把一个恐怖事件和另一个大政党挂上钩，是不是有些草率？是不是政治抹黑？

    以本人之见，如果是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所为，对西方实质性的打击并不大。毕竟可以认为这是邪恶对正义的进攻，反而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顶多会反思是否应该更公正的对待不同文明。但如果是信仰基督教的自己人所为，则直接打击的就是西方本身（假设一下：如果九一一都是基督徒所为呢？）如果他们自己都采用恐怖手段反对这个制度，这个制度还有多少未来呢？

    客观来看，挪威的悲剧还是应该从时代大环境下寻找答案。2007年西方进入危机时代以来，类似的悲剧已经在西方频频上演。比如今年震惊世界的美国议员枪击案，2010年美国工程师驾机撞向税务大楼案。法国、英国、希腊、西班牙持久的席卷全国的罢工、示威、民警冲突案。后来的中东革命也是西方经济危机引发的。不过当西方一片混乱的时候，以挪威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一向由于社会和谐而置身事外，成为绿洲。但这一次挪威发生的悲剧显示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向西方最安全的地方渗透。所以就算是挪威悲剧最后定性为极右分子所为，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危机时期往往是极右翼活跃的时期。极右翼的纳粹党就是在1929年代的大危机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并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如果没有发生在西方的哪场危机，怎么可能会令纳粹主义崛起？就是在今天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支持率迅速上扬，也同样和现在的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世界报》的网民也留言称：这仿佛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的突然重现：极右翼很强大）。所以就算是极右翼所为，但真正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西方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以及为何迟迟无法摆脱。

    不过，西方未必有这样的自我反省能力。这从挪威悲剧发生之后各西方媒体的表现可见端倪。如果同类事件发生在中国，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和批评将会连篇累牍，由不得你不反思，不改正。然而，如此空前的悲剧发生在挪威，则是一边倒的安慰、悼念、谴责。对于政府的责任、事件的起因只字不提。

    西方此起彼伏的恶性事件，对于后起的、风头正健的中国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第一，就是西方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政治、经济后现代化阶段，也同样无法避免各种极端恶性事件的发生。中国就算是以西方为师，切不说付出多少代价，也依然未尽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阶段，而且是处于最难跨越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个时期任何国家都是矛盾丛生甚至尖锐冲突的时期。尽管如此，如果把今天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西方相比的话，其恶性程度远较西方为低。

    比如，同样是袭击政府机关，同样是制造爆炸事件，中国的钱明奇案可否和今天的挪威事件相比？而且不同的是，中国政府也没有把此事件归为极右势力，而是承认是由于拆迁引发的。更没有像挪威定性为反民主一样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当然，与事件有关的官员也被惩处。但在挪威，按这种逻辑，虽然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恐怕不会有人来负责。

    当然，直接拿现阶段的中国与西方相比，并不一定有可比性。和文化接近、同处亚洲、当年高速增长阶段的日本相比，还是比较更接近客观。

    我们知道，日本二战后通过三十年经济起飞，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日本的再度崛起。但在起飞阶段日本又是什么状态呢？

    1955年日本发生毒奶粉事件，厂商使用含有剧毒成份的添加剂，造成一百余儿童死亡，一万多人中毒（可对比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1956年发生由于企业排放污染，造成大批人员中毒。日本也曾因为假酒街面数万人致死或残疾。当时日本制造不仅声名狼藉，而且盗版充斥全球。其盗版聪明才智曾达到人类想像的极限：一家公司给自己取名“Usa”，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自己的产品打上“Made In Usa”标识！此时的日本为了节省美元，竟禁止自己的国民跨出国门，出境旅游（由此可见什么是自由背后的真正成本）。而妓女们为了躲避警察的打击，则以商贩形象出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与嫖资相等。然后再进行没有金钱的性交易。（当时美国占领军当局打击色情业的理由是“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只是搞种族隔离算不算对民主理想的背叛？）

    当然日本起飞阶段最轰动一时的全球性事件还是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遇刺输血感染肝炎事件。

    1964年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在使馆门口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刺伤，伤及股动脉，不得不输血。虽然是当地最好的医院，仍然竟感染上肝炎。原来日本的血库都被血头等黑社会控制（98%的血供应量），风险极高。当时做手术“可能感染肝炎”都是要写到手术合同中的。医院和政界（厚生省）出于利益共同体，面对公众的愤怒、诉讼置若罔闻，舆论和专家也共同压制真相。然而，等到毒血液放倒了当时的日本太上皇美国大使，才终于纸里包不住火。毒血液也被视为日本的国耻，才总算得以解决。需要补充一下的是，1990年，赖肖尔大使由于无法忍受慢性肝炎的折磨，选择了安乐死。不过，日本的血液问题并没有根决。今天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是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打破官场禁忌，直面爱滋病血液输血大规模传染事件，而获得声望。

    从挪威悲剧和日本起飞阶段视野下看今天的中国，绝不是要为中国的问题开脱 ，相反中国一定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来更好的寻求解决之道。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历史的看待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西方也逐渐的从简单的“捧杀”或“棒杀”中走出来。《纽约时报》7月18日刊文《对比法：纠正有关中国的误解》，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反腐败。这里，不妨摘录中国社会最为不满的腐败问题：据透明国际称，全球最“干净”(最不腐败)的地方只包括4个非西方的政府：新加坡、香港、卡塔尔和日本——其中有3个是集权政权。按照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国的排位(78位)比印度(87位)、菲律宾(134位)、印度尼西亚(1l0位)、阿根廷(105位)等其他许多国家都高，只比意大利(67位) 低一点——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选举制的民主国家。显然，一党制的中国腐败程度比许多民主国家都低。

    挪威的恐怖袭击是悲剧，但对于中国却是一个引以为鉴、反思西方和自身的时机。中国三十多年来一直在飞速前进，则和这种反省能力、调整能力有关。而西方冷战后二十年之所以固步自封，则和它们失去了自省能力有关。让我们在为挪威哀悼的同时，是不是也要庆幸中国不是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