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9月11日了。因为美国的“9·11”事件，这个日子就被简称为“9·11”。

    不出所料的话，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的不少媒体，都会长篇累牍地报道美国人如何纪念“9·11”事件，其中不乏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媒体。它们或制作专题，或评论或深度报道，把“9·11”事件的纪念，传播得满中国都是。而这些纪念性的报道，其总源头几乎都是美国的媒体，其主题不外两个：一是美国反恐战略是正义对邪恶的战斗；二是美国人在恐怖袭击灾难中展示了人性的光辉。当然，也有少数报道，会揭露美国借反恐而实施自己的霸权战略，不过，这类报道总会因不合适宜，而很少见到。不仅国内媒体大规模地报道“9·11”周年，一些所谓的活跃人士或者“公共知识分子”，也会借此机会利用各种传播渠道，纪念“9·11”。一些人甚至把国人纪念不纪念“9·11”，当作是评价国人素质高低，或者是有无人性和世界关怀的一个标准。

    数年来，这样的情形年复一年在中国出现，以至于国人都开始习以为常，把“9·11”周年纪念当作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事件了。媒体纪念之是习以为常：这些媒体的国内读者们，也以读到或看到之为常；那些所谓的活跃人士或“公共知识分子们”，更以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谈论“9·11”为常。

    作为美国人或者美国媒体，纪念“9·11”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9·11”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导致了美国随后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因此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命运。而作为中国人或者中国媒体，如此年复一年地纪念“9·11”，甚至比美国人还关心“9·11”，就有点奇怪了。

    其实，对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而言，“9·11”事件与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恐怖袭击事件的性质是一样的。他们对其的关注，从更本质上来说，是对新闻事件本身的关注。当然，中国人普遍同情美国人在恐怖袭击中所受到的灾难和痛苦，但是，这并不代表“9·11”事件会深刻烙印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人总是对其身边的事情刻骨铭心，而对他人或者更远距离的事情关心要少一些。晋代大思想家陶渊明有一首著名的《挽歌》，其中写到“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大意是说，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可能还在悲痛之中，但是，周围的其他人已经在唱歌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的汶川大地震死亡了近10万人，我们何尝见过美国有哪家媒体一年一度来讨论纪念汶川地震？我们又何曾见过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每年一度来纪念中国人遭受的这次灾难？我们又何尝见过西方的媒体每年讨论，中国人在这次灾难中所展现的坚韧与光辉？我们更没有因为他国没有人纪念，没有媒体报道这次灾难，而质疑他国莫不关心或者缺少人性。

    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些媒体或者某些国人，为什么总是如此喜欢大规模地纪念他国的某个重要事件呢？为什么把我们宝贵的传媒资源，慷慨地给予他国，甚至当了他国宣传机器的传声筒呢？

    笔者以为，这种把纪念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某个事件当作是一件大事，而且每年必做的怪现象，其实是把西方当作世界中心，认为西方的事情总是比中国还重要的一种病态心理习惯的体现。现在，是到了改变这种不良习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