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园贵、入园难”也是打工子弟面临的难题。随着京城2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这些学校的“学前班”同时停办，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政府安排分流，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只得自谋出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流向未获注册的“黑幼儿园”。相对朝阳和海淀对“黑园”的温和，大兴则在旧宫火灾后拟取缔数百家“黑园”，西红门镇就有25所幼儿园被责令关停，上万名孩子受到影响。（8月31日《新京报》）

    先是打工子弟学校被叫停，后是打工子弟幼儿园被责令关闭，这种在教育权利上的“赶尽杀绝”，其最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学校缺乏办学两证，倒不如说是人口资源压力下，城市对底层人群的挤出之举。事实上，北京市教委主任此前就曾在当地两会上一语道破天机：北京的学校无度接收打工子弟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在经历故乡沦陷之后，被迫来到城市寻求“心之安处”的农民工，最终却遭遇了这样冰冷的话语与制度屏障。这些想依托城市改变命运，尤其是改变下一代命运的农民工，就像无根浮萍，一直生活在城市边缘，却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城市。城市给了他们理想，却无法让他们尊严；城市赋予了他们行为习惯，却无力救济他们孱弱的权利。在经受故乡生存环境恶化之后，这些被学者秦晖称为“两栖人”的农民工，还要面对城市的制度掠夺，而且还是对他们孩子教育权利的攫夺。“寒门难出贵子”在这里似乎一语成谶，这些打工子弟，难道真的注定只能搁浅在城乡之间？

    诚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所说，北京市近期关校、停园的做法不仅显得“粗暴”，而且也有违国家“分类治理、妥善解决”的决策。“随着幼儿园的消失，不少打工者只得带着孩子卖菜、捡破烂、到施工现场，也有不少孩子被迫返乡”，她认为，儿童尤其是幼儿，相比留守，更适合在父母身边成长。这也许提及的还只是受教育权利、办学权利，乃至可能因此引发的儿童安全、社会家庭稳定及留守儿童问题，但这还不是对这项驱离措施疑问的全部。

    倘若把身份置换一下还会发现，当城市里的家长尚在为孩子教育的起跑线，是定在幼儿期还是胎儿期而焦躁时，打工子弟却还要为能否上得了学、能否呆在这个城市，四处求告无门而碰得头破血流。在教育权利这个事情上，倘若有了比较，就知道教育权利不仅是有和无的问题，它更多的也许还有相对剥夺。在教育资源一定的情境下，倘若这块教育蛋糕一旦划分不公，教育资源不能实现均衡化，那么教育便最终会按身份、资本、权力分三六九等，这种利益格局下，打工子弟教育权利被剥夺便顺理成章。这让人疑惑，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教育成了赤裸裸的血统论，在享受教育的权利上，我们也要开始讲究拼爹？

    政府保障每个公民公平受教育的权利这一职责，显然在这里被虚置。而教育资源均衡化这一课题，却依然任重道远。舍弃生存于这片土地的人们的教育权，也要运用行政力量限制人口涌入，这不仅于城乡地域、经济财富、社会文化流动是一种障碍，更对阶层流动设置了绊脚石。权利被驱离的农民工，只能被迫回到故乡，可故乡却也是早已回不去的沦陷之地，这一代打工子弟，难道注定只能搁浅在城乡之间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