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依靠的是多数民众的发声。不要以为你的一条微博，一篇博文，一声质问、一句闲谈，是无力的，是虚无的，不是，他们终究会形成一个气场，改变社会中达官贵人、中产阶级……这是@斯伟江发微博上一条推荐，《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一书最近广受关注。近日，记者记者对本书译者何帆，进行了专访。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有过短暂的警察生涯，博士毕业后成为一名法官，工作之余致力于刑法的学术研究及法政题材著作的翻译，您是如何看待警察、法官、法律学者这三个身份的？它们给您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何帆：警察这个职业，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社会，感受到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或者说，学会从体制内、体制外两个角度看待问题。在我心目中，法官是法律人职业生涯的“最高点”，是我愿终身从事的职业，更是兴趣所在。一个学者型法官或专家型法官，应当有丰富的学养、开阔的视野，能立足实际，解决问题，又能从中提炼、归纳出适当的理论。做这样的法官，是许多同行的梦想，我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年我除了钻研审判业务，经历主要放在翻译上，因为自己年纪还轻，资历尚浅，翻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积累过程，把一部好作品以翻译形式推荐给更多人，也是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记者：八卦是您生活、读书乃至治学上反复提及的特色之一，这是其他学者鲜有的。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一特色？
何帆：我努力在作品中体现“八卦”，主要还是侧重信息增量。比如，借助其他材料，进一步补充相关信息或知识点，丰富大家对人物性格或案件决策的理解。无论法律还是历史，鲜活的人物都是主角，用八卦的形式表现，更容易被广大读者接受。
记者：关于美国的司法制度，最早在国内推出著作进行介绍的是林达、任东来等非法律人士，尤其是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在国内有巨大的读者群，请问近年您在这方面的译著与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何帆：严格意义上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已经有许多法学学者以译介方式，引进过大量介绍美国法学理论、司法制度的著作。但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播这方面的知识、文化，还是靠林达、任东来等老师，当然，贺卫方、梁治平、刘星等法学家的各类专栏、随笔和演讲，也起到了很大的普及推广作用。与他们相同的是，我的译著也很注重可读性、传播学，所以我更偏爱法制记者的作品，而非学者的理论专著。另外，在书目内容上，我更侧重“解剖麻雀”，即从某起经典案件或某个传奇人物入手，通过翻译大法官的传记，或案件历程，深入解读美国的政治、司法生态。
记者：您最新译著的中文译名是《批评官员的尺度》，但原书的译名直译应当是“不得立法侵犯”，为什么使用现在的译名呢？
何帆：“不得立法侵犯”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文，即“国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这句话美国人耳熟能详，但中国读者未必了解。考虑到本书主旨主要是界定言论的边界，所以结合全书内容，定名为《批评官员的尺度》。
记者：《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一审、二审是沙利文跨州起诉《纽约时报》，这与近年中国层出不穷的“跨省追捕”事件，有什么联系？
何帆：近年频繁发生的“诽谤”官员案件中，许多地方官员对媒体或网络上的负面言论，表现出常常是反戈一击的迅猛，跨省追捕的“豪情”，而非理性宽容与沉稳回应，甚至令“跨省”二字，都成为官员打压网络舆论的代名词。以至于公安部不得不在2009年4月下发通知，强调侮辱、诽谤案件一般属于自诉案件，应当由公民个人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在侮辱、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公安机关才能公诉程序立案侦查。
记者：“沙利文案”最重要的变革，在于改变了诽谤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由被告举证变为原告举证，对证据“清晰无误、令人信服”的要求也比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标准”要求更加严格，这一转变意义何在？
何帆：这样就提高了原告的举证门槛，给起诉媒体诽谤者带来很大的举证难度。起诉者如果想打赢官司，就得花费巨额资金，聘请律师或搜集证据。当然，按照作者后来的阐述，这么做固然会使部分被媒体批评的官员放弃起诉，但一些人也会藉此提出更高的赔偿要求，给媒体带来压力。一些打不起官司的小媒体，也只好放弃舆论监督，只敢进行无关痛痒的报道。所以，作者在倒数第二章中，详细讨论了各种对策及改进措施。这些讨论，对中国立法者或司法者解决类似问题，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
记者：自引进微博后，这一社交网络工具，有了“私器公用”的本土特色，在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间催生了诸多谣言，也因之成立了辟谣联盟，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何帆：错误言论本来就应当靠更多言论矫正，而非权力的打压。微博是一个很好的公共讨论平台。有人传谣，自然有人辟谣，应鼓励人们相互用事实、数据去质疑、论证、辩驳。辟谣不可怕，可怕的是选择性辟谣或报复性辟谣。而且，在未能找到充分证据或证明对方有明显硬伤前，不宜轻易说自己的言论是“辟谣”。
记者：不能否认的是，现今中国的法律制定越来越完善，公民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但也存在着法律适用和执行方面的诸多不如意。那么，在这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法律人该以怎样的态度与世界同步呢？
何帆：我认为，中国的法律人应当以世界的眼光，解决中国的问题。美国司法并非完美，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不能批判的。但是，我们对一种制度的赞美或批评，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比如，美国司法也有政治化，但这种政治化，建立在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的基础上。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涉及三权分立体制，当然是最大的政治。又比如，国人总觉得美国的保守派是抱残守缺的顽固派，但其实保守派的司法立场有许多合理之处，而且更贴近主流民意。如果我们对美国司法的了解，还停留在四五十年前，显然会与实践发展脱节，而且会带来极其幼稚的误解。
（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