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不会完美，所以是否会出现社会动荡并不能构成评判好坏高下的标准；然而一个社会在出现动荡之后如何进行自我修复和自我改进，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健康文明程度。
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一年一度的诺丁山狂欢节在伦敦如期举行。两天时间里，有超过一百万人的游客加入到了这场欧洲最大的街头狂欢中。
如果不是现场分布着众多的警察，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仅仅在三周前，这里才和伦敦的很多地区一样经历了骚乱的破坏。
这场由一名街头青年的死亡引发的骚乱，持续四天时间，波及伦敦32个区中的22个，并蔓延到了英格兰其他几个城市，共造成5人死亡，仅伦敦一地就有1万多家店铺受损，直接经济损失数以亿计。一些隔岸观火的人由此生出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怎么样嘛”似的感慨，更有些人将骚乱看作是底层民众的反抗，是英国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些观点，或者因为情境不同带来的差异，或者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偏见，都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骚乱的严重程度和性质。
一件事情的严重性往往跟判断标准有关。美国2010年的一场矿难，死亡29名矿工，总统奥巴马发表全国讲话进行悼念，并一个一个地念出了每一位矿工的名字。同样，英国社会一贯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突然有了几百个青年上街打砸抢烧自然会被看作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我们要知道，在伦敦的九百万人口中，有来自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居民，仅使用的语言就超过三百种。而在这样高度多元开放的环境中，伦敦上一次出现可以被称作是“严重”的骚乱却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再说说性质。在骚乱之初，国内媒体就已经开始出现各种评论，观点多是大同小异，将原因归结到种族、阶级、经济危机、社会政策……总之，骚乱什么时候发生是偶然的，但要发生骚乱却是必然的。这种“火药桶”理论几乎但凡西方国家出现任何社会动荡都能套用。然而仔细看一看伦敦的这场骚乱，街头少年和青年的行为压根就不区分对象，对本社区内的建筑一样放火，对本种族开的商店一样打劫。看看他们都抢劫了些什么或许更能反映出此次骚乱的性质：电子游戏机、手机、CD，甚至可乐。他们唯一放过的是书店。
再来说说警方在骚乱中的作为。伦敦骚乱之所以能造成后来的规模和后果，相当一部分原因与警方的处置方式有关。如果仔细看一看骚乱的现场画面，我们或许会注意到英国的警察一点也不够“威武”，除了防暴警察手持盾牌和橡胶棍棒，一般的警察竟然没有任何武器，他们更多的时候只是站在街头远远地威慑。要知道，英国警察在执法时需要遵守各种规章条例，使用武力手段时更会慎重再慎重，否则也不会到了骚乱严重扩大的第三天还在讨论如果使用高压水枪来驱散暴徒算不算“过度使用暴力”。
在澄清了一些误读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火光冲天的骚乱画面背后被忽视的另一面。任何社会都不会完美，所以是否会出现社会动荡并不能构成评判好坏高下的标准；然而一个社会在出现动荡之后如何进行自我修复和自我改进，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健康文明程度。
骚乱开始仅两天后，社交网络Twitter上便出现了一个名为#riotcleanup的标签，号召民众拿起扫帚，清扫被骚乱破坏的街区。这一号召很快得到数以千计的社区居民的相应，并在数小时后成为全英国社交网络上最受关注的标签。在骚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Peckham街区，社区居民自发地把对社区的热爱写在便签上，贴在了一家被骚乱者洗劫的店铺外的木板上。这块木板后来被称为“爱之墙”，而区议会已经通过决议，将这块木板永久地保存在社区图书馆内，以便向后人展示本社区的精神气质。
其实这种精神气质在全伦敦无处不在。骚乱的第二天，我的一位朋友便通过Facebook号召大家在家中品上一杯好茶，再拍上一张喝茶时的照片上传到网上，用来展示骚乱无法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另一位朋友则干脆穿上一件T恤出门逛街，T恤上写的是“当年德国人不成，现在你们也别想。”
社区重建需要钱，于是就有了钱。此时，英国成熟的公益慈善领域和政府鼓励支持性的政策立刻显示出了巨大优势。零售行业的公益机构“零售信托”（the Retail Trust）在骚乱刚发生时，便已着手从自己的储备金中拿出五万英镑紧急提供给在骚乱中受损的商户，同时利用社交网络和专业的在线捐赠平台立即展开筹款活动。
普通公民也加入到了筹款的行列中。有人很快在捐赠网站JustGiving上开设捐款页面，希望为八家帮助青少年成长的公益机构募集到八千英镑。另一些人在公益机构“首都社区基金会”（Capital Community Foundation）里设立了名为“我们热爱伦敦”（We Love London Fund）的专项基金，希望筹集到十万英镑，用于帮助骚乱的受害者以及那些在出现骚乱的社区中从事社区融合工作的公益机构。三周时间里，该基金已收到近四万英镑的捐款。
另一个例子更加能够反映出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三方的协同力量。骚乱过后不久，伦敦最著名的市民报纸"The London Evening Standard"便发起了“拯救我们的店铺”（Save Our Shops Campaign）行动，向大公司和银行游说，为恢复社区经济出力。受此启发，Wellcome信托主席William Castell爵士发起成立了一家公益机构“旺街基金”（the High Street Fund）。由于Castell爵士在商业领域的巨大声望和影响力，BP、德勤、皇家苏格兰银行等大型公司纷纷解囊，连同地方政府的资助，该基金很快便获得了高达三百万英镑的资金注入，并已开始对数以千计的商户进行紧急援助。
面对这样重大的社会危机，各类公益机构自然不会闲着，虽然他们中也有不少机构在骚乱中遭受损失。英国志愿组织理事会（NCVO）作为全英国最大的公益领域伞形组织，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表示将向受损的公益机构提供免费的临时办公场地和互联网接入；在骚乱平息后，该机构又动员旗下各公益机构表达观点和诉求，再通过他们传递给政府。在骚乱严重的Hackney区，当纵火与抢劫仍在持续之时，区议会的志愿服务处组织本区的六十位社区领袖和一线的公益机构员工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其中一家青少年支持机构通过社交网络号召青少年走上街头参与社区清扫，而当地的红十字会则组织了志愿者待命，准备随时响应紧急的救援需求。在另一个骚乱严重的地区Lambeth，区议会收到了本区居民大量的志愿服务问询，于是干脆组织了一场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机构的“速配”活动。面对共同的危机，社区的凝集力变得更强了。政府自然更不会闲着。一方面，政府正继续严厉打击骚乱的参与者并向受害者和地区提供援助；另一方面首相卡梅伦公开表示将“重新审视政府的每一项工作以修复破碎的社会”。一项名为”Growing Against Gangs and Violence”的项目正在伦敦5个区的55所小学展开，目的在于帮助9岁以下的儿童消解对于帮派团伙的向往，增加对暴力所带来的伤害的真实感受。有鉴于参与骚乱者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年龄不到17岁，首相卡梅伦建议向所有的16岁儿童推广“国家公民服务”（National Citizen Service）项目。原本该项目仅仅面向15-16岁年龄的在校学生，安排他们利用暑期在社区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然而首相的建议并不被公益机构看好。“公益机构CEO联合会”的首席执行官Bubb爵士在给卡梅伦的信中指出“一套统一的解决方案并不能解决不同地方的所有问题”。Bubb爵士在信中建议采用一种“循证”的政策制定方法，并清楚地表明“解决围绕骚乱的各种问题并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其他人的，包括公益机构”。
对于政府应对骚乱的其他一些措施，公益机构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过分强调“惩戒”，而忽略了“矫正”。一些公益机构向警方建议，对于那些主动退赃的少年，可以免于刑事起诉，警方则明确拒绝了该建议。
事实上，许多公益机构认为，此次骚乱恰恰是政府一些不当措施的后果，其中最受诟病的是对于公共服务和公益机构资助的大幅消减。以本次骚乱的发源地哈林盖区为例，去年因预算消减，该区议会关闭了当地13家青少年中心中的8家。按照前任伦敦市长Livingstone的说法，骚乱跟政府消减公共服务开支有直接联系。虽然他明显的左翼观点多少带有一些派性偏见，但很多公益机构认为此次骚乱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公益机构在帮助青少年融入及社区建设方面的特长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开始主动向公益领域寻求帮助。下个月的十四日，联合政府的公民社会部部长Nick Hurd将和来自公益机构的领导人会谈，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进行社区重建，公益机构如何帮助政府分析原因并找到解决方案，以及公益机构需要政府提供哪些支持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用一位政府发言人的话来说：“Hurd先生急于听到来自一线的声音，公益领域的角色将在未来几周内变得更加清晰。”
伦敦骚乱已过去数周，社区重建正在进行，骚乱的原因尚未有定论。然而不论原因是什么，其根本解决的路径都必将离不开以公益机构和社区居民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参与。正是这种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保障了英国社会整体上的长治久安，也正是同样的模式使得英国可以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动荡之后得以快速地恢复稳定、持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