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浩瀚长江的源头，不过是唐古拉山冰川上的涓滴细流一般，古今中外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初始，往往是一些不起眼的细微末节，如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仅仅是波士顿港口被倒入大海的一些茶叶，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旷日持久血腥战争，肇因不过阿尔及利亚德伊（君王）拍向法国领事的一把扇子，而立国14年、纵横19省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初不过在广西偏僻大山中纠集一伙农民，杀死一名正九品的巡检。
“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如今已影响整个中东、乃至世界格局的这次政治变革，最初的起因却是那样的不起眼：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宰德县26岁的失业青年、蔬果小贩巴济济被当地警察以“无证经营”罪名扣留并发生口角，很可能受到苛待，回家后感到命运不公，决定以死抗争，随即在县政府门口自焚重伤，1月4日他因伤重不治身亡。不论他身前、死后，突尼斯总统、统治达23年之久的本.阿里都未曾将这件“小事”放在心上，而如今连篇累牍报道“阿拉伯之春”的国际传媒，许多甚至都未曾在第一时间发过关于这位小贩生死的报道，更遑论评论。
然而正是这个小贩的死，推翻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多米诺骨牌，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面貌。
起因：一本复杂的帐
“阿拉伯之春”其实并非始于巴济济事件，甚至也未必始于突尼斯，最初的起因，多数表现为工潮、学潮，诉求以经济层面为主。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一些中东、北非国家，如中东政治中心埃及，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青年失业率高达20.4%；经济接轨欧盟的突尼斯，在欧盟债务危机的拖累下，失业率竟高达55%，令这个高等教育普及率最高的阿拉伯国家青年人普遍感到不满。一些缺乏石油资源的阿拉伯国家，如阿曼、也门和约旦，社会上出现了对失业、通胀和粮食匮乏的抗议之声，甚至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也因资源分配不公而引发了抗议和骚乱。
正因为最初起因是经济的，阿拉伯领导人们才会掉以轻心，国际社会才会在一开始并未予以重视。然而经济诉求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宗教和部族矛盾。
在许多国家，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因素所造成，而是政治、部族和宗教因素影响所致。如在叙利亚，出身什叶派阿拉维特教派的阿萨德父子，在资源分配上倾向自己家族、教派，压制人口居多的逊尼派瓦哈比教派；在巴林，人口居少数的逊尼派把持政治、经济命脉，人口居多数的什叶派愤愤不平；在埃及，穆巴拉克的家族、亲信把持了经济特权；在利比亚，卡扎菲42年的统治，基本上贯彻了“亲西部压东部”、“亲自己部落压其它部落”、“亲自己家族压其他人”的“三原则”……如果说，全球经济的恶化让各国的“大盘子”汤汁变少、变稀，这些政治、宗教和部族矛盾，则让已经变少、变稀的汤汁更加饥饱不均。
更有甚者，一些当政几十年的统治者还滥用特权，占据大量财富，和普通民众形成鲜明反差，这在经济平稳时尚能维持，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民间积郁的不满便会很快由经济而政治：“我们受穷正因为统治者的贪婪”、“如今的危机正因为他们统治太久”，诸如此类的逻辑，是只需轻轻一捅便能穿透的、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一个个节点
1月14日，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流亡海外；1月25日，埃及示威大规模爆发，“茉莉花革命”开始演变为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1月28日，埃及解放广场爆发里程碑式的“周五晚祷后示威”，此后这种每逢周五晚祷后，就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的习惯迅速传遍阿拉伯各国，被称为“愤怒日”，至今相沿成习；2月11日，穆巴拉克在抗拒18天后终于辞职，结束了30年统治。
埃及是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所谓的“阿拉伯灯塔”，穆巴拉克的倒台鼓舞了各国反对派和示威者。2月16日，即穆巴拉克倒台后仅5天，利比亚班加西便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次日，即穆巴拉克倒台后的第一个“愤怒日”，示威演变为武装对抗，这是“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一开始便直接把矛头对准政府的国家。随着2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决议全票通过，“国际干预”成为“阿拉伯之春”中一个鲜明的特点。
不久后，利比亚反卡扎菲派别在班加西成立“全国过渡委员会”，这是“阿拉伯之春”中第一次形成“武装割据”、“政权对峙”的内战局面，这种局面随后在也门、叙利亚先后出现。
3月10日，法国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唯一合法代表，开创了国际社会单方面承认反对派的先河；3月12日，阿盟达成允许国际社会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协议，从而为3月18日允许在利比亚建立国际禁飞区的安理会1973号决议开了绿灯。这三件接连发生的大事，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枢纽所在：阿盟放行-安理会授权-北约和阿盟联合介入，成为打破僵局的利器，也成为一些尚未完成变局国家，反对派所渴望复制的局面。而北约对1973号决议授权的曲解和扩大使用范围，也令这种复制变得阻力重重，至今尚未发生。
3月19日，联军开始军事干预利比亚，而本被认为摇摇欲坠的卡扎菲政权居然咬牙坚持了半年之久，则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又一个转折：萨利赫的欲去还留，巴沙尔的死不下台，或多或少都受到利比亚之战的影响：既然众叛亲离的卡扎菲都能顶住联军狂轰滥炸，我们为什么要学自毁长城的穆巴拉克？
自3月至8月，“阿拉伯之春”似乎陷入僵局：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转型都不顺利。6月28日，海牙国际法庭宣布通缉卡扎菲，8月3日穆巴拉克成为首个被送上本国审判庭的前阿拉伯国家元首，似乎反倒令也门、叙利亚的统治者咬牙坚持，让卡扎菲继续死硬。
8月下旬，局势突然为之一变，此前数攻不下的的黎波里居然轻易易手，10月20日，卡扎菲据点苏尔特被攻破，他本人离奇死亡，“阿拉伯之春”进入新阶段。
10月23日，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之春”后第一个进行立法选举的国家，标志着“阿拉伯之春”进入收获季。
11月24日，一度因伤去沙特治病，却去而复返的也门总统萨利赫最终签署交权协议，在保留“荣誉总统”称号和家族豁免权的前提下结束了33年的总统任期，成为“阿拉伯之春”中第一个“体面荣退”的统治者。
11月13日，阿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四天内中止叙利亚会员国”决议，逼迫叙利亚接受“无条件允许阿盟观察员入境”的条款；11月26日，阿盟外长紧急会议向对“观察员条款”讨价还价的叙利亚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必须在24小时内无条件接受阿盟条款，否则将对其实施制裁；11月27日，在叙利亚方面未明确答复的情况下，阿盟外长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制裁内容包括立即停止与叙利亚政府的商贸活动、冻结叙利亚政府在阿盟成员国范围内的资产、停止在叙利亚投资项目，以及暂停阿盟各国飞往叙利亚的航班和禁止叙利亚官员前往阿盟各国旅行等。这一系列的“家法”是阿盟第一次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主角。
如今“阿拉伯之春”并未结束：叙利亚的局势尚在发展，那些已变、正变和未变的国家，也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变局。
互联网、自由民主、西方、宗教
许多人将“阿拉伯之春”称为“互联网的胜利”：第一个取得成功的突尼斯，正是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北非国家；埃及的“解放广场运动”因互联网的串联而声势大振；利比亚、叙利亚的反抗者不仅利用推特、脸书进行串联，还将之当做舆论宣传工具，向全世界发布了无数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信息，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媒体反响。
然而更应看到，消灭卡扎菲的是枪炮和炸弹，而仅有互联网的叙利亚境外反对派，却始终奈何阿萨德的坦克不得；让穆巴拉克倒台的，是群众基础广泛的兄弟会推波助澜，和政权支柱——军官团倒戈；甚至互联网力量最强大的突尼斯，若非总参谋长阿玛尔反戈一击，抓捕了本.阿里的亲信，一天前还在死撑的本.阿里也不至于仓惶不辞而别。
互联网仅仅是一个载体，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强大的反抗力量，才是“阿拉伯之春”成败的关键。在“尼罗河革命”最紧张的几天里，穆巴拉克切断了几乎所有的手机、网络通讯，但那几天恰是群众运动最高涨的日子，是整个埃及局势的转折，在这关键时刻，起到传播、联络载体作用的并非互联网，而是最原始不过的清真寺祷告集会，和示威者间的口耳相传。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阿拉伯之春”，几乎每个国家的反抗者都喊出“自由民主”的口号，而国际社会也一度欣喜而乐观地认为，这就是一次自由民主运动。然而随着进程的延续，人们逐渐发现，“自由民主”并非所有、甚至大部分示威者的主要诉求，他们憎恶恋栈、贪腐、专制的现统治者，对推翻专制，实现一人一票感到兴奋，但他们中许多人，也并未领悟民主、自由的真正含义，其动机和思想，依然是部族的、宗教的，甚至功利主义的，在已实现变革的国家里，自由派几乎无一例外很快边缘化，上台的依旧是变了身装束的“老面孔”：军方、原教旨派别、部落首脑，或几派势力的妥协。埃及“四月六日运动”在“二次革命”中喊出的“上街的是我们，上台的是别人”，正是上述一幕的真实写照。
正如一些明眼人所指出的，近1个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经历过多次跨国的、大规模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无不带有“时髦”的包装，如20世纪初的“反奥斯曼”，二战中的“民族自决”，60-70年代的“泛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和此次的“自由民主”等等，尽管包装随时而变，但其背后深刻隐藏的，却仍是这块五海（地中海、黑海、红海、波斯湾、里海）三洲（欧亚非）之地亘古不变的矛盾主体：民族、宗教、部落和权力。
西方在此次“阿拉伯之春”中表现可谓复杂多变。在“茉莉花革命”时期，它们一直保持缄默，甚至温和地替本.阿里“背书”，以至于被弄得措手不及；在“尼罗河革命”期间，它们始则温和保穆，继而以希拉里“二月讲话”为标志转而倒穆，并主动联络军方，给穆巴拉克釜底抽薪；此后，美、欧开始打出“人道主义”、“支持民主自决”的旗号，主动介入“阿拉伯之春”，先后向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专权者发出“必须下台”或“必须改革”的信号和压力，并最终走到了通过安理会1973号决议，直接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层面。
但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似乎也成为西方介入“阿拉伯之春”的拐点：美国浅尝辄止，很快将英、法推到前台；北约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后，迫不及待地提前终止在利军事行动。自利比亚干预后，尽管叙利亚反对派引颈待援，西方和北约都表现得小心翼翼，新的军事干预迄未出现。
正如法国中东问题资深学者、希尔威.考夫曼文章所指出的，“阿拉伯之春”正一点点变成“欧美之秋”，最初带有些盲目色彩的“阿拉伯世界终于现代化民主化”的狂喜，如今已被一种失控的感觉所替代。之所以如此，核心问题就在于，外部社会突然发现，阿拉伯的这轮新变革，其实并非按照它们的意图在演绎，而它们对于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崛起并迅速把握“阿拉伯之春”的方向权、话语权，西方人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阿拉伯之春”最强有力的推手和真正的赢家，实则是初期不显山不露水的逊尼派原教旨派别、政党，和站在他们背后的“海合会”君主制六国。
运动初期，这些组织、派别显得低调、甚至隐形：突尼斯的革命几乎成功于瞬息之间，资深原教旨组织——突尼斯复兴党未即发力，“革命”业已结束；埃及势力庞大、根基深厚的穆斯林兄弟会在整个“尼罗河革命”中表现沉稳，既积极参加解放广场和全国的示威、“逼宫”，也一次不落地参加了穆巴拉克所召集的对话，在最后阶段，他们则一直在踩“刹车”而非油门，不断向埃及内外的“观众”表明，他们不想搞原教旨主义，不会破坏世俗和民主政治，甚至“哪怕科普特基督徒当总统也没关系”；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们是代表利比亚各阶层、各部落人民的组织，是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的力量，“阵营内存在伊斯兰极端分子”是“卡扎菲势力的诽谤”；即便兄弟会色彩最明显的叙利亚，反对派的网站也竭力淡化所谓“逊尼铁三角”的概念。
但看似隐形的背后，却是宗教势力的无处不在。
埃及原本由“四月六日运动”等组织挑头发起的街头运动，声势始终不大，但“愤怒日”后，便迅速成为声势浩大的“逼宫”，不久前的“二次革命”，兄弟会关键时刻选择和军方妥协，被自由派和“广场派”抵制的立法选举立即门庭若市，而解放广场的“二次革命”反被边缘化；叙利亚海外反对派在土耳其连着开了几十天的大会徒劳无功，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哈马、霍姆斯等“铁三角”地区的铁杆逊尼派反对派，而其背后，则是和埃及兄弟会同源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利比亚，班加西方面的武装得到西方大量支持、援助，但最终显示出战斗力，并一举“解决问题”的，却是由原教旨派别掌握的西部反卡扎菲武装；甚至在革命过程中最少宗教色彩的突尼斯，革命后迅速到位的突尼斯复兴党也通过几次倒阁，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些原教旨派别几乎都可追溯到兄弟会源流，并带有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色彩。
更值得关注的是传媒和传播途径。
在“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初，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沙特阿拉伯新闻电视台和阿联酋《海湾新闻》成了最重要的“革命吹鼓手”，如今回头审视，不难看出这些媒体对“阿拉伯之春”最初态势的报道错讹很多，且几乎清一色对抗争者有利，并在事实上给国际干预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的重大转折点，是阿盟对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的放行和参与，其背后的推手是卡塔尔；叙利亚问题的重大转折点，则是阿盟通过中止叙利亚会员国资格的决议，其背后的推手又是卡塔尔。
“海合会”六国有的没有议会，有的没有宪法，有的没有反对党，即便有也是虚应故事，是全球范围内仅存的几个君主专制国家，当然未必真的热爱民主和“普世价值”。但这六国的当权者，正是掌握着逊尼派宗教话语权和麦加圣地的瓦哈比教派代表人物。海湾媒体发声，各国兄弟会掌舵，“隐形”的背后，宗教势力其实早已无孔不入。
如果说对西方人士而言，“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有失控之嫌，那么在宗教势力看来恰相反：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步步深入，其对变革方向的掌控也逐步加强。
如果说，宗教势力在突尼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埃及也只是赶了个晚集，那么在利比亚和叙利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揽权，争夺变革的舵杆。
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海合会”的力推，1973号决议绝难出台；没有卡塔尔、阿联酋两个阿拉伯国家参战，联军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干预便师出无名；而没有“海合会”六国对班加西当局不遗余力的“输血”，即便有北约的空中保护伞，最初尚显稚嫩的过渡委，能否顶住烂船还有三斤铁的卡扎菲“三板斧”尚不好说。
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海合会”的积极活动，阿盟11月13日的暂停叙利亚会员国资格决议即便出台，也绝不可能是18:4的压倒性优势，而倘没有阿盟这一鲜明立场，许多遵循“主流主义”立场的局外国家，就仍然会在谴责、制裁等问题上保持沉默，巴沙尔也不至于孤独到环顾四周，只剩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等寥寥几个同情者。
鉴于阿拉伯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局外国家对直接干预往往顾虑重重，阿盟给不给“大义名分”，几乎可以成为外界能否大胆干预的试金石。正所谓“秤砣虽小压千斤”，这独特的地位，让看似在国际大舞台上实力平平、本国的安全尚需他国保护的“海合会”六国，占据了“阿拉伯之舵”的形胜之地。
依靠这种舵手的有利地位，宗教力量便能在“阿拉伯之春”中连消带打，让运动沿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仔细“复盘”不难看出，迄今实现政权更迭的四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都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被阿拉伯社会复兴运动所掀起的上一轮“阿拉伯革命”所推翻了世袭王朝的世俗非君主制国家，而在另一些仍保持君主制的国家，如摩洛哥、阿曼、约旦等，“革命”都浅尝辄止，有惊无险。
不仅如此，“变革之舵”在涉及教派利益时，这种“上下之手”的作用便更加明显：同样是要求民选、变革和自由的群众运动，巴林和阿曼就明显受到“海合会”和海湾传媒冷遇，前者甚至直接遭到海合会武装的镇压。个中奥秘，便在于在这些国家，起来“革命”的是什叶派，巴林甚至是后者人数居多，倘“一人一票”，逊尼派瓦哈比教派执政的巴林王室便会被架空，这显然是同为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海合会”诸国君主所绝不乐见的。同是对本国示威者大开杀戒，也门的萨利赫能从利雅得去而复返，直至其交权都未受到实质性的孤立和制裁，他虽号称“交权”，但仍保留荣誉总统称号至大选，且其本部人马实际上仍服从自己号令，自己和家属也豁免于镇压责任之外；与之相比，属于什叶派阿拉维特教派的巴哈尔就没那么幸运，倘叙利亚不是拥有“前线国家”这个敏感身份，且巴以矛盾又不合时宜地因巴勒斯坦入联问题而凸显，或许不用等到11月13日，阿盟的大棒便已落下。
在中东，最大的矛盾是阿拉伯-以色列，其次是以海合会为核心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再往下，则是君主制与世袭制，以及部落与部落（如在利比亚），甚至部落内部（如在也门）的矛盾，这些矛盾每隔几十年便会间歇性引发中东政治地震，只是往往都会包裹上时尚的外衣，如一战时的“反对土耳其”和“民族自决”，上世纪60-7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和此次的“民主自由”。“宗教之舵”在起事之时，会有意无意地借“普世价值”的风帆，达到“得道多助”的目的，但一旦占据主动，便会适当“收舵”，以免把舵柄拱手让人。利比亚政权易手后，新政权并未如西方所预料的那样“一边倒”，而是出现“教法治国”、“一夫多妻”等杂音，和拒绝向海牙国际法庭引渡赛义夫等“杂音”；埃及兄弟会所组成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尽管依旧态度稳重谨慎，但“科普特人没资格当总统”、“女人不能参选”之类原教旨色彩浓厚的论调，却不时从某些兄弟会系政客口中飘出。
即便在自由派力量最强大的突尼斯，曾是运动中坚的他们，如今也只能屈居第三：“冠亚军”分别为温和原教旨的突尼斯复兴党，和本.阿里时代就合法存在的前“御用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在埃及，自由派希望推迟公决，结果公决照常举行，希望推迟立法选举，结果立法选举也将一切如常，他们既不能左右军方和兄弟会，也无力控制“四月六日运动”等广场派，不论是曾风头强劲的穆萨，还是如今的“头牌须生”巴拉迪，都难以触及埃及政治变革的舵柄，示威人数的多与寡，立法选举的是否推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兄弟会和军方之间的博弈；而在叙利亚，正如一些中东问题观察家所坦言，许多非逊尼派叙利亚人之所以仍不愿明确站在反阿萨德一边，所顾虑的便是逊尼派一旦夺权后的“教派独裁”，因为阿萨德时代虽然政治上专制，但出身小教派的他们对宗教上的“异端”尚能宽容。
春天之后？
如今突尼斯已率先完成立法选举，埃及的立法选举也已开始，从目前情况看，原教旨政党上台，并和军方形成某种权力默契，已成定局。
这两国的原教旨政党都较温和，至少在目前仍承诺维护世俗政治，且因军方尚能起到一定制衡作用，对平稳过渡有所助益。但即便如此，诸如科普特人教堂被焚之类的恶性事件，和仍在持续的街头示威，让人不免对两国的未来前途担心不已。
利比亚和也门的过渡显得难度更大。在前者，新的中枢当局权力结构复杂，基础脆弱，各地割据势力盘根错节，所幸经济和财政情况尚可；在后者，萨利赫的“交权”不过是象征性的，他的家族仍然势力庞大，甚至他的主要反对者，也仍然是“有枪有道理”的军阀，甚至和萨利赫同族、同宗、同血统，萨那街头的自由派反对者和青年学生，恐怕还将面临严峻的政治形势。
叙利亚的问题最为复杂：巴沙尔虽孤立，权力基础却依旧稳固；阿盟、土耳其和北约的各怀心思，以及利比亚事件的消极影响，让国际制裁尚能实现，海外军事干预却只打雷不下雨。阿盟的“家法”堵死了内部和解的道路，接下来恐怕只能是最血腥的“关门对决”了。
更令人担心的是，引发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革命的经济诱因依然存在，并未因“阿拉伯之春”而变得舒缓，如果说，以前人们还能把这些归咎于穆巴拉克、卡扎菲或本.阿里，如今却不得不自己面对这一切。
“阿拉伯之春”让街头运动出现在更多的地方，如俄罗斯、东亚，甚至北美和欧洲，但这些所谓的“响应者”，所效仿的不过“阿拉伯之春”的形式和口号，说穿了，只不过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
春天之后是什么，答案恐怕还得创造春天的人们自己去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