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沃尔在回忆录里评价布莱尔当年的对欧洲政策时，半开玩笑地说，首相先生始终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而每临抉择的关头，往往舍欧洲而就美国。沃尔曾担任多任首相幕僚，主管英国的欧洲政策，即使开玩笑也不能信口雌黄。他又说：“当我们得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的其他国家成员抛开英国单独签订条约时，真是一种解脱。”

    沃尔的言辞，可谓英国对欧洲态度的谶语。即使在他离任英国驻欧盟代表的位置多年后，英国的首脑对欧洲大陆的态度依然是若即若离，游走于中心与边缘之间；而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来讲，英国的存在即使没有被贴上“欧洲的恶人”的标签，至少它也是一位“欧洲的陌生人”。在2011与2012年更替之际，英国的首相卡梅伦再一次对欧洲说“不”，拒绝加入新的欧盟条约，他不看好欧元，甚至不看好欧洲联盟的前景。“我们祝他们好运。”卡梅伦对媒体抛下这句酸溜溜的话。

    《福布斯》杂志的一位美女记者就此写评论说“别怪卡梅伦主动选择退出”，因为“这光景，谁又会愿意与德法同坐一条船呢？”当气急败坏的欧洲媒体普遍朝卡梅伦泼脏水的时候，有这样一位美女媒体人相挺，本身就能说明“高富帅”的卡梅伦对异性的吸引力。不过，设若当前的欧洲没有陷入严重如此的经济困境，英国首相难道就会敞开双臂奔向欧洲怀抱？也不尽然，英国所扮演的欧洲“边缘人”身份，经年累月，已然形成一种“传统”，哪会这么轻易改变。

    我所认识的英国人无一不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们统称为“欧洲人”，而以“不列颠人”自居，仿佛英国和欧洲是毫无关系的两个所在。刚开始，外人难免对此不大理解。至少，我就无法想象自己称自己为“中国人”，而将中国的近邻们统称为“亚洲人”。不过，我也想到自16世纪的亨利八世时代，英国就为了一桩“皇室离婚案”而彻底脱离欧洲天主教教廷，自立门户，几个世纪之间又三不五时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树敌开战，长此以往，产生英国与欧洲“两岸人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难理解了。

    闲篇扯得有点远，还是说回现代。一提及现代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就不得不说到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欧共体成立之初，正是二战后英国的帝国余晖褪去，但英国人的“日不落”心态尚未调试得当的历史时期。加上英国曾经的盟友——法国人戴高乐极力阻挠英国参与欧洲事务，高傲的英国人正好在被欧洲拒绝的同时也拒绝欧洲。直到60年代，首相麦克米兰首次将英国称为了“欧洲的一员”，但他也不忘在一本政治宣传册里提醒说：对于欧洲联盟，“英国更亲睐一种基于经验上的渐进式合作，而不是纵身跃入黑暗中。”这算是老首相为英国接下来几十年欧洲政策定的调。

    时至今日，英国对于欧洲的态度，依然可以用“基于经验上的渐进式合作”来形容。加入欧共体之时，英国国力已经衰微，经济上落后于西德、法国，然而“入盟”所需要承担的义务，英国却并不比德法两国肩负得少。以从税收中缴纳的“会费”为例，英国在70年代末的支出是法国的两倍，与西德持平。但英国的经济总量却长期排在这两国之后，经济实力与承担的义务不对等让英国政府首脑们颇为光火。80年代出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为此没少和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以及西德总理科尔讨价还价、唇枪舌剑。激烈程度甚至令当年法国的“上流”报纸《世界报》不惜用了这么一个旁门左道的标题：密特朗对阵撒切尔——当铁娘子杠上岩石男。

    “杠上”的最终结果是谁也赢不了谁，欧共体没法让英国屈服，英国的行为却越来越像是欧洲的一个“坏孩子”。当英阿之间的马岛战争爆发时，英国迫使欧共体成员国对阿根廷实行贸易禁运，但实际上，此举没有得到普通欧洲人的支持，许多人反而感到，这时的英国无非在利用欧洲为自己牟利，而在欧洲共同农业政策问题上，却始终和欧洲“过不去”。当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被击沉时，不少欧洲的农场主走上街头，大声斥责英国：“欧洲八百万农场主的利益远远比福克兰群岛上的1600人重要……如果英国佬这么讨厌欧洲共同农业政策，那就请他们滚出去！”

    “欧洲的恶人”这个恶名，大概就是这时被套在了英国的头上的。在强硬的撒切尔夫人退出政坛后，英国的首相换成了态度较为软化的约翰·梅杰。梅杰对欧洲事务素有积极参与的意思，但他毕竟与撒切尔一样，乃是保守党政治家，不可能摆脱保守党“谨慎对待欧洲”的政治传统。包括今天同属保守党的卡梅伦，时常发布一些不友善的言论来“刺激”一下欧洲，也可以说是保守党政治思维的一贯体现。倒是1997年抱持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工党重新执政后，首相布莱尔对欧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示好。“我希望英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家。”这句话几乎贯彻了布莱尔从竞选到卸任首相的政治生涯。

    不过，正如开篇所提到的，即使希望从欧洲谋求利益如布莱尔者，实际的政策也是欧美“两手抓”，而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沃尔在书里一语道破天机：那是因为，“英国加入得太晚。” 沃尔的意思是，上世纪50年代欧共体最初六国“梁山聚义”时，英国被挡在门外。而当英国终于“入伙”时已经廿年过去，欧洲权力座次已然排定，这个“入伙”自然变得索然无味。英国欧洲之间数十年来的关系也因此常有龃龉，不管执政者是撒切尔、梅杰、布莱尔还是卡梅伦，这样的关系都很难彻底改变。

    对英国人而言，被目为“恶邻”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陪伴了他们世世代代的英镑还继续揣在人们兜里。英国没有因为布莱尔当年的一时兴起而真的加入欧元区。手中英镑虽在缩水，但与欧洲的这层“历史隔膜”，却确保了原本经济元气就已大伤的英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被拖入欧债泥潭。今之视昔，布莱尔所失，未尝不是英国之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