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慎坤
　　
　　旅居中国数十年的柬埔寨太皇诺罗敦.西哈努克周一凌晨在北京医院走了。中国官方媒体以极高的规格来报道他的生平，各大门户网站及新闻网均头条及显着位置转载并以专题形式报道。官媒更是以“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柬埔寨的卓越领袖、“民族解放的英雄”、“中柬友谊的缔造者”，“中国人民深切缅怀您！”等词汇，来表达对太皇的敬意。除了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唁电或探望太后之外，久未露面的江泽民同志也向柬埔寨太后莫尼列致唁电，对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逝世表示哀悼和慰问。江泽民在唁电中说：“西哈努克太皇是中柬友好的缔造者、守护者、推动者，我曾多次同他见面，我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深感痛惜。”
　　
　　西哈努克，柬埔寨曾经的君王、后来的太皇，在大国博弈、国内政变中两次即位、两次退位、两次流亡。在长达大半个世纪，西哈努克享受到了全中国的最高礼遇，成为几代领导人的“老朋友”。正因有中国的支持，西哈努克被推翻后，仍可以重登王位成为柬埔寨的太皇。西哈努克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从1950年代起就与中共五代领导层保持密切关系的外国领导人，也是与中国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同时还是在几代中国人中知名度最高的外国人。中国外交部也罕见地将西哈努克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升格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中国在上世纪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对国内长期利用这位老朋友为极左路线歌功颂德，对外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施加影响，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西哈努克确实对中国充满感情，西哈努克生前曾称，我绝不是中国的俘虏，更不是中国的傀儡，我在中国长期留住的原因，一是中国支持柬埔寨反抗美国侵略，二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我们尊重的好朋友。他曾先后创作了《怀念中国》、《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和《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等赞颂中柬友好的歌曲。
　　
　　1970年3月，柬埔寨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将军和副首相施里玛达殿下（西哈努克的表兄弟）趁西哈努克外访期间发动政变，议会解除了西哈努克国家元首的职位，决议废止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高棉共和国，朗诺就任总统。
　　
　　西哈努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北京组建了以打倒朗诺政权为诉求的流亡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联合政府”，并在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朝鲜金日成的说服下，与柬共领袖波尔布特结成了统一战线。西哈努克名义上虽然是统一战线的领袖，但是对于以彻底破坏封建体制为目标的波尔布特及其共产党人来说，流亡在外的西哈努克并无实权。
　　
　　1975年，红色高棉终于占领柬埔寨全境，朗诺政权崩溃。西哈努克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宣布共产主义国家民主柬埔寨成立，并由平壤归国。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西哈努克表面上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并无实权，日常生活除去由柬共安排的地方视察之外，即是被软禁在王宫之中。被允许与西哈努克共同居住的，仅有其第六位夫人莫尼克王妃和两位王子、以及为数很少的侧近侍从。王室成员被全体流放，西哈努克的五个儿子和十四个孙子也被虐杀。甚至在一段时期，西哈努克自身都身处危险之中，只是在中国向波尔布特施压后才幸免于难。1976年4月，西哈努克辞去国家元首并被幽禁在王宫中，与外界失去联系。
　　
　　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新人”下乡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几个昼夜，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住所，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
　　
　　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柬埔寨人ＬｏｕｎｇＵｎｇ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提到，1975年4月17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持观望态度。后因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刻间，200多万人口的金边不见人烟，成了一座死城。
　　
　　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波尔布特的铁腕统治首先从衣食住行开始，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服饰取舍，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长袍或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运动头。红色高棉脖子上侧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
　　
　　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也生吞下去。每天都有人饿死，活着的人连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常常是等到尸体散发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就近挖坑，将爬满蛆的尸体堆进坑里。最后有人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
　　
　　这些城市人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天，即永远失去了在城里的房产。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累死在去乡村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一到达目的地的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他们安身在简陋、难遮风雨的吊脚楼里，白天要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红色高棉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没人敢承认自己做过业主、老板，最多说做过小买卖，更不能与朗诺或越南有过任何瓜葛。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把式，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人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整肃。
　　
　　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被镇压。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好莱坞大片《杀戮场》（ＴｈｅＫｉｌｌｉｎｇＦｉｅｌｄ）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种族和宗教迫害更是恐怖，会说外语特别是越南语的都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这些噩梦，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特别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为朗诺政府工作过的人员。后期，被清洗者包括红色高棉内部的各级干部。据统计，红高棉统治期间，被无辜杀害的柬埔寨人多达三百万，占柬埔寨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30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余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
　　
　　1978年5月，红色高棉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运动，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曾任红色高棉师长、省委书记的韩桑林。1978年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红色高棉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
　　
　　当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时，历史必将对这些毫无人行的暴徒予以清算，并把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曾是红色高棉最坚定的支持者，迄今没有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曾经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1页，《百年潮》精品系列丛书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现任柬埔寨首相洪森坦言：“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最终证明是失败的”。（2007年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专题报导）
　　
　　西哈努克走过了人生漫长的90年，见证了柬埔寨人民经历的苦难，但愿他的离去，能让柬埔寨真正告别那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