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为期6天的广州两会正式落下帷幕。在会议最后一天，因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的带头呼吁而掀起的“官员财产公开”大讨论，并未因为会议进入尾声而趋于平息。相反，在昨日上午举行的市长记者招待会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公开表示：“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我会带头公示。”
　　
　　尽管更为准确地去理解，这应该是陈建华市长的个人姿态，而非广州市政府作出的表态。但身为一市之长，他能够明确赞同官员财产公开，已经表明体制内外对于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的共识正在凝聚，两者之间的隔膜已经被打破。
　　
　　不过细细推究陈市长的表态，又不难发现，带头公示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接到上级通知。言外之意，或可以理解为官员财产公开需要来自上层设立的制度安排，而非一些官员的决心不够或利益羁绊。假如这样的推断成立，那么解决问题的容易程度也许将超出我们的预料，仅仅是一个“通知”下达，官员财产公开就可以一马平川地推进了。
　　
　　当然，按照启蒙运动时代创制的政治理论，握有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具有“作恶”的能力，所以民众应当谨慎看待其言行。按此逻辑，官员的公共发言未必是其内心真实想法的表达，而仅仅是一种策略考虑，公众需要带着质疑的目光去看待。但即便是如此，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反腐工作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情形下，如果上层下发一纸通知，其震慑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官员公开表态或许未必完全是内心想法的反映，不过在时下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愿直面该问题的情况下，发言者内心的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则是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态度这一点。凭此一点，回归具体的中国语境，陈建华市长、范松青副秘书长的公开态度，便有了弥足珍贵的一面。而对于这种官民在话语层面形成的共识，公众也应当好好珍惜，既不失持续追问的勇气，也当避免过于激进的态度。
　　
　　有了高层释放的坚定决心，有了体制内重要官员的个人表态，推进官员财产公开一事，似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所谓何物？实际上就是陈市长所说的“通知”。不过，“通知”应当及时下发，“通知”却不应当简单模糊，官员财产固然要公开，但公开必须有明确的章法。
　　
　　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的难度毋庸讳言。所以，为了减少推进阻力，“通知”可以规定有选择性地公开，例如可以学习香港的做法，只公开一些重要岗位官员的财产。这样，就不必形成一刀切的局面，而是通过设置一个范围来减少阻力。又如，给予支持财产公开的官员更大的个人空间，让愿意公开的官员不必要考虑制度因素，而是能够大胆地公开。同时，在提拔干部的评价体系中，应当给予选择财产公开的官员相应的加分。
　　
　　一言以蔽之，推进具体的公开制度，肯定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如何将公开的“压力”化为公开的“动力”。在晋升体系中增加财产公开的权重，在重要岗位上明确财产公开的必要性，类似的措施，都是将公开压力转化为动力的做法。
　　
　　一个可以预见的情形是，只要“通知”能够真正下发，技术问题都将在公众热议、官民博弈中迎刃而解。因此，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真正推行之前争论再多、再深入的技术问题，实际意义并不大。需要指出的是，官员财产公开问题在政治伦理上，已无可争论之余地，陈范二人的表态，反倒折射出现有制度束缚个体的一面。在此基础上，要尽快推进公开事宜，缺的不是勇气和与决心，而是顶层的“通知”能够尽快下发，制度框架能够更加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