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人类五亿以下，和大自然永恒共存，明智地指导生育，增进健康与变化。……不要做地球上的毒瘤，给大自然留点余地，给大自然留点余地。——乔治亚石阵上的铭文
　　
　　三十年前，在美国乔治亚州竖起了一个四块巨石组成的石阵。在巨石的每一面上，有着用各异的语言铭刻下的相同的期许。而这些翻译得有些生硬的中文，亦是铭文的八种语言之一。从语言的选择上看，石阵建造者显然希望这些信息可以传播到中国这个人口大国。
　　
　　控制人口，保护环境，与自然共存……这些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然而这些话题被一再提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们始终未能被解决。三十年过去，世界的人口已经突破70亿，是石阵建造者理想值的14倍。曾有科学家估算过地球最多能勉力负担的人口限额，数字大致在百亿上下，而根据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速，我们距离临界点，只有不过几十年时间。
　　
　　我们真是地球的“癌症”吗？人口继续膨胀，环境渐趋恶化。而当最新研究一次次显示出受伤的地球对人类的“逆袭”时，我们还能坚持无动于衷多久？
　　
　　人口：失控中，未完成
　　
　　全球大约60%的人口营养不良，而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在一百年内，当化石燃料耗竭殆尽时，倘若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同时削减每人平均消耗的自然资源数量，那么世界堪堪可养得起大约20亿人口。——DavidPimentel
　　
　　认为“人太多了”的不单单是乔治亚石阵的建造者，学术界内同样有不少这样的声音。1971年，加州伯克莱大学的能源分析学家曾提出这样一个公式：I=PAT，意思是环境影响（I）等于人口（P）乘上人均财富（A）再乘以所用技术（T）。人口数越多，对环境的影响也就越大。
　　
　　而人口在短期内就完成了一场“大爆炸”。
　　
　　大概两百年前，全世界的人口堪堪冲破了十亿大关。此后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一百年前，大概是二十亿。而如今，联合国估计的数目是七十亿。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DavidPimente就认为美国的人口需要消减三分之一到两亿；而世界人口应该削减三分之二强，减少到二十亿，假如全世界的每对夫妻都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话，这个目标花个上百年就能达到——而地球能负担得起这二十亿张嗷嗷待哺的嘴还有个不可违背的前提，那就是是每个人都努力按照可持续的方式来消耗自然资源。
　　
　　从上一个百年到这个新世纪，人口急速增长这一议题始终是关注与热议的焦点。我们唯一的地球面积有限，扣除那些不适合人居的地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剩下的国土已然捉襟见肘。越是密集拥挤的地方，污染治理的压力也越大。而治理污染越是困难，人口反而越发失控。当人口承载量日趋饱和，对环境本来是正常的索取，也渐渐变成了不计后果的掠夺。
　　
　　如今，在墨西哥城、印度加尔各答那些拥挤不堪的贫民窟内，生活污水四处横流，垃圾废物堆积成山。在繁华的香港，小猪麦兜也会在灰色拥堵的水泥森林里向往“椰林树影，水清沙幼，蓝天白云，位于印度洋上的世外桃源……”。不过麦兜可能没有想过，现在摩肩接毂的香港在还是个人丁稀少的小渔村时，也曾一派芳树摇曳、碧海蓝天。
　　
　　人口剧增时，首先亟需解决的就是吃穿住行问题。说来讽刺的是，磷肥的施用促进了农业革命，也支撑起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然而结果却是从此开启了一个怪圈——人口越多，造成的污染就越严重；对资源涸泽而渔，勉强支持新一轮的人口增长；然后又进一步加剧污染物的制造与排放……
　　
　　为了让有限的土地资源上种出能满足需要的蔬果粮食，化肥和农药滥用成为了一种“业内潜规则”，结果带来了土壤污染和水源污染。为了制造出足够使用的商品，原矿开采与工业排污，又无不恶化了耕地的现状。部分土地更由于污染物的渗透与积聚，已经变色皲裂，成为连野草都难长的“不毛之地”。更糟糕的是，许多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十分稳定，会在自然界中存在上百年都不会降解，影响的人群可延及数个世代。
　　
　　甚至即使后代已经搬离了饱受污染的土地，这种影响也依然存在。耶鲁大学的研究者在以小鼠为模型生物研究时，就发现己烯雌酚这种化合物可以干扰原本由雌激素负责调节的Hox基因表达。而这种影响——即使没有造成所谓的“基因突变”，也就是序列上的变异——却可能因为改变了基因的甲基化修饰，而同样可以遗传到后代。这种情况假如发生在人类身上，就会是这样的状况：一个新移民在看生殖门诊时，被告知他的问题可能来源于他的祖辈在污染的土地上生活过的那段日子。
　　
　　一污染成千古恨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浮士德式的选项：是把我们那些堕落危险的行为，看成人口与经济增长时难以避免的代价；还是重新反省我们自身，然后去寻求一个全新的环境伦理。——EdwardOsborneWilson
　　
　　自从《寂静的春天》前言中提到“浮士德式的交易”，这个概念就很快被公众接受，并用来代指那些只见眼前不顾长远的交易。
　　
　　遗憾的是，尽管历史上一桩桩教训历历在目，人们仍在不停地重蹈覆辙。许多事前就可以预见的破坏，在已经造成明显后果时才被反思。数百年前，燃烧煤炭就已经造就了伦敦那并不光彩的“雾都”之名；如今，的滚滚烟尘开始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萦绕不去，同样带来噩梦般的后果。就在今年七月，北京大学的朱彤教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上发表论文，文中提及，除了缺乏叶酸这个原因，污染物也可能造成婴儿神经管缺陷——在对山西四个县的80名先天神经管缺陷婴儿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这些不幸婴儿的母亲胎盘内含有远高出正常水平的污染物，主要来源是DDT、六氯环己烷（俗称六六六）、硫丹等杀虫剂，以及煤炭燃烧产生的多环芳烃。
　　
　　美国不孕不育协会（RESOLVE）主席约瑟·艾萨克斯（JosephIsaacs）早就表示：“……研究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担心我们的后代还在子宫内时，就已经曝露于有毒物质的影响。”
　　
　　是的，内心深处，我们都隐隐知道，污染物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乃至下一代的孕育。但是当直接证据摆上台面，依然让人触目惊心。
　　
　　由于人类生活习惯复杂多变，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有时被吸烟一类的因素盖过，变得晦涩难测。相比起来，长居一地的动物们生殖系统受环境影响的表现有时候更为显著。杀虫剂DDT在鸟类体内富集后让它们难以繁衍后代。由于来自大陆的工业排污向北迁移，污染物多氯联苯（PCBs）顺着食物链从鱼到海豹再到北极熊，最终北极熊幼崽从母亲的乳汁里接触到高浓度的多氯联苯，结果让挪威的北极圈内部分北极熊同时发育出了双性生殖器官。无独有偶，当佛罗里达州的湖泊被污染时，雌雄鳄鱼的生殖器官也都表现出了异常。
　　
　　动物们遭受厄运的同时，人类也在同样在品尝这杯自酿的苦酒。
　　
　　即使在看似微不足道的低浓度下，多氯联苯(PCBs)、二噁英、邻苯二甲酸酯、DDT等杀虫剂、铅汞等重金属……都会对健康产生不可轻忽的影响。它们有些早已经臭名昭著，例如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造成无数成人病痛外加无数婴儿畸形的水俣病元凶——甲基汞。而有些则是过去认为“基本无害”，如今也开始被官方列入黑名单，例如在许多塑料制品中都存在的环境雌激素双酚A(BPA)，已经被加拿大等国家禁用于婴儿制品中。
　　
　　婴幼儿因为正处于发育阶段，免疫系统还不够完善，所受的影响往往更明显。2005年的一个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产前接触邻苯二甲酸酯，可能对男孩的外生殖器官发育有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就是肛门到阴囊间距离除以体重得出的指数减小。今年一月发表的一篇《母亲曝露于空气污染的生育影响》论文中，提及居住地空气中氮氧化合物浓度较高的产妇，生下的女婴更容易出现体重低于正常体重10%的状况。
　　
　　1992年，《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MedicalJournal)上的一篇报告提及多国男性精子数目自1938年以来显著减少。自那以后，讨论污染影响生殖系统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虽然有些研究者认为一些既往的回溯式研究有局限性，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拉斯·豪泽（RussHauser）就觉得说服力还不够强，但即使是他也承认不同地区的男性精液质量确实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差异。比如美国哥伦比亚的男性精子数量就不如明尼阿波利斯的男性，通过分析男性尿液成分，这种不同很可能源于在哥伦比亚，农业杀虫剂的曝露风险更高。
　　
　　不过，许多研究都集中讨论污染物对男性生殖的影响。难道男性比起女性更“柔弱易感”？并非如此。原因之一可能只不过是男性提供生殖细胞样本的过程更简单，精子的数量、形态乃至活动力观察起来也更直观而已。和男性一样，女性的生殖系统也会被污染物伤害。而且，由于女性的卵母细胞从出生起就一直存在，那些可在体内积聚的污染物对女性生殖健康影响更甚，然而由于研究样本获取困难，许多对女性的影响还未能得到充分研究。
　　
　　艰难的孕育
　　
　　“对经济学知道最多的人往往是乐观主义的……对环境知道最多的则往往是悲观主义的。”——StephenSchneider
　　
　　我们人体的发育仰赖于遗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生殖系统自然也不例外。与生殖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要在正确的时间进行适当的表达，体内的激素信号就必须适时地发挥作用，而雌性激素与雄性激素二者必须达到某种平衡。
　　
　　不幸的是，许多被称为“内分泌干扰物”的污染物恰恰有能力打破这种平衡。而后果，就是本来是“顺理成章”的孕育过程，开始变得波折不断。
　　
　　十年前，世卫组织发表的报告里已经估计全世界有8000万人被不育症困扰，如果考虑到不育症那模糊不清的定义，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高。
　　
　　另一个与不育密切相关的是自然流产率，据估算，全世界30%的妊娠维持不到一个半月就自然终止，原因通常是染色体异常，而环境污染正是染色体异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不育相对的是另一种状况，不生则已，一生就是“好事成双”。
　　
　　2004年，德国研究者就发现了这么件咄咄怪事：在有毒焚化炉区域，双胞胎的出生率居然升高了。在焚化炉区域，每一千个新生儿里有大约15个是双生子，而两个临近未污染区域的数字是每一千个新生儿里有8个是双生子——双胞胎出生率几乎达到了翻倍。在他们小心地排除了试管婴儿的影响后，污染区域依然拥有显著高出的双胞胎的出生率。德国研究者甚至提出，未来或许可以通过人口调查双胞胎的出生率，来评估该地区环境的总体状况。
　　
　　这种怪现象的一种解释来自于英国研究者，他们猜测某些污染物可能抑制了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这导致了垂体更多地分泌促性腺激素，最终影响了排卵。
　　
　　还有一种多胞胎的产生过程，就更加“人工选择”。这部分多胞胎主要来自生育困难的妇女接受促排卵疗法，或者在孕育试管婴儿时一次植入多个胚胎。
　　
　　即使已经万般无奈下选择试管婴儿，污染物依然还能降低试管婴儿的成功率。美国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倘若孕妇的住家附近二氧化氮浓度高出平均值0.01%，她最终诞下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就会降低20%。空气污染物可能在体内引起了慢性炎症，或者增加了细胞内的自由基水平，这些对于怀孕都是不利因素。
　　
　　一次生几个看上去似乎划算，但是其实多胞胎不论对胎儿抑或母体都是沉重的负担。多胞胎体重容易偏轻，早产率有70%，畸形发生率也更高。此外，当多胞胎的出生率开始升高，无形中也给已经臃肿不堪的人口火上添油。多胞胎给母婴双方带来的健康问题，也需要额外消耗宝贵的医疗资源——这一切，对于环境都算不上好消息。
　　
　　在乐观的经济学家眼中，一切都可以被替代，只要价格足够高。
　　
　　在悲观的生态学家眼中，有些损伤无可逆转，有些伤害终将累积。
　　
　　如今，流行病学家、生态学家、毒理学家、环境学家、人口统计学家……这一批研究者都在联手研究环境因素与生育能力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如何评估这个课题？要拿出怎样的策略应对？一切都在考验我们的智慧。
　　
　　在浩淼无际的宇宙中，人类拥有的也只有这一颗美丽的蓝色行星。我们的先祖在此栖居。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子孙仍要托庇于这艘“诺亚方舟”。此刻，这艘方舟早已大大超载乃至濒临倾覆。拥挤和污染，都是无可逃避的现实。人类与自然这场双人舞，是合作无间，还是相互倾轧。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也都担负着无可逃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