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正在掀起一股建设福利国家的浪潮
　　——所幸，他们可以从西方的错误中汲取经验
　　
　　全世界一直对亚洲经济所迸发的活力赞赏有加。得益于惊人的经济增长，许多亚洲人已经摆脱了赤贫的状态，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见。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这些人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在整个亚洲大陆上，对养老金、国家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金以及其他典型的社会保障系统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因此，这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开始有所转变，不再单单追求经济增长，而把精力更多的放到了建设福利国家上面。
　　
　　这场转变的速度和幅度让人侧目。去年10月，印尼政府承诺到2014年，实现医疗保险全民覆盖。它正在尝试建立一个世界最大的单方付费的国家医疗计划——仅由一家政府机构来负责收集款项并承担支付费用。仅2年时间，中国便将2.4亿农村人纳入了养老金的覆盖范围，远远超过美国养老金制度——社会保险所涵盖的所有人数。几年前，中国农村地区人口中约80%没有医疗保险；如今，那里几乎人人都有保险。在印度，约4000万人享受政府提供的每年100天最低工资保障，1.1亿的穷人拥有医疗保险，是美国没有医保人数的两倍多。
　　
　　如果把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的养老金制度比作开端，把英国在1948年推出的国民医疗保险制度看成是高潮，你会发现欧洲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路上走了半个多世纪。而一些亚洲国家将在10年内完成这样的成就。如果他们搞砸了，尤其是许下了过于昂贵的承诺，很可能会给这个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带来重创。但是如果他们的方案切实可行，将不仅改善自己国家居民的生活，也会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在解决人口老龄化和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意欲改革，却无能为力。此时，亚洲国家也许可以在社会福利事业上有所作为，超越西方国家。
　　
　　超越俾斯麦和贝弗里奇
　　
　　以史为鉴，亚洲国家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欧洲的福利国家起初建立的仅仅是最基本的安全网。然而时过境迁，安全网变成了安全垫。一方面是因为在战争和大萧条之后，欧洲社会的发展重心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是因为福利的受益人成为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结果庞大的社会福利拖累了欧洲经济。美国的安全网没有那么大方，但也没能避免犯错，其饱受诟病的赋权体系（经济权利可以理解为由两种不同赋权组成的统一的赋权体系。构成这个体系的两种赋权，一种是市场赋权，另一种是非市场赋权），包括难以兑现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承诺，以及人民必须工作才能享受医疗保险。
　　
　　其他的发展中地区，尤其是拉美国家，情况更遭。政府尝试用微不足道的税收填补政府开支。因为养老金和医保给了富裕的城市人，而非真正的穷人，所以社会保障带来的常常是更严重的不平等。最好的例子是巴西，用第一世界国家的政府开支提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服务。
　　
　　亚洲国家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继承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对依仗福利兴趣不大。这些亚洲巨人未必需要从希腊获取灵感，身边的新加坡就是个好的参考对象。新加坡的政府开支只有GDP的五分之一，却打造了世界上领先的学校和医院。到目前为止，亚洲的几个大国对安全网的投入少之又少。过去，基本医保和颜老金只占工人工资比例很小。即便是现在，亚洲的社会开支占其经济的比重也不过时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0%，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外）。
　　
　　这，也意味着亚洲大有可为。但很多微妙的问题需要亚洲去面对。一是人口结构问题。虽然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相对来说建国时间较短，但却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地方。中国现在大约每个五个工人供养一个老人，到2035年，每两个工人就要供养一个老人。与之相比，由于婴儿潮一代（在二战之后的1946—1964年间，美国共有七千五百九十多万婴儿出生，约占美国目前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降生，1960年时的美国社保体系中每个受益人有五名贡献人资助，今天每个退休人员仍有三个工人供养。
　　
　　二是规模大小问题，这也是实行福利十分困难的原因。中国、印度和印尼，这三个大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收入差距巨大。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建成福利国家，都好像把整个欧洲建成一个单一的福利国家。最后一个问题，是很多亚洲的工人从事的是非正规经济活动，很难判断他们的收入高低，也就很难给他们定制福利计划。
　　
　　要做乖乖虎，不要做加菲猫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没有任何答案可以回答包括从印度一直到韩国的所有问题。不同的国家应该尝试不同的福利模式。但是有三个普适原则，所有亚洲国家的政府都应铭记于心。
　　
　　第一，时刻注意自己所做的承诺是否能够有能力兑现。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养老金规模适当，但是人们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却偏低。举例来说，中国女性退休年龄是55岁。在泰国，许多员工要求在60岁以后停止工作并可以在5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这显然是难以为继的。亚洲需要延长退休年龄，延长的幅度可参考平均寿命。
　　
　　第二，亚洲政府的社会开支是应该明确目标在哪里。简单的讲，社会供给当是保护穷人而非资助富人。尤其是在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里，养老绝不能以牺牲对年轻人的投资为代价。有太多的亚洲政府仍然在把大量的公款用于资助倒行逆施的项目上。如印尼，其去年在燃油补助方面的投入是社保投入的九倍，而这笔钱都流入了国家最富裕的地区。既然已经承诺了建立覆盖范围更广泛的福利国家，并且亚洲的政治家具备了政治机遇，那么也应承担其相应的经济责任，避免类似的浪费。
　　
　　第三，亚洲的改革家需要专注于灵活和创新。不要用冷酷的下岗政策扼杀劳动力市场，也不应提供过于慷慨的最低工资。确保养老金可以跨工作，跨省流动。勿将公众需要的安全网等同于政府提供的服务（由政府作为单一支付方是提供社保最低廉的方式，但这也不意味这每个护士都要成为政府雇员）。充分利用科技，避免发达国家在公共领域的低效。亚洲国家可以利用科技，如推广电子医疗记录，手机转移支付等方法，创造一个全新而高效的福利分配系统。
　　
　　最终决定亚洲是否能大踏步走向福利国家的关键因素是政治和经济。这片大陆上的居民需要展现未雨绸缪的意志，传承勤俭节约的美德，不向他们富裕的西方同伴学习，一方面增加工作年限，一方面避免上一代享受的福利不让下一代债台高筑。达到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才是真正跨出的最大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