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爱孩子无需勇气
2013-4-16 10:58:47 来源：南方周末 我要评论（）
编者按：诗人蓝蓝不久前发起了一次网络教育调查，并给教育部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虽然经过一轮网络和纸媒的集中报道，但仍是无结果。她为什么一个人展开了孤独的教育调查，暂时搁下闲适的文字，去做一个志愿的记者？
我为什么给教育部写公开信
2012年11月19日，我在微博上给教育部发了一封的公开信，敦促改革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我为什么会写这封信，最早的起因，是十年前我朋友家的孩子因为作业没有完成，在家上吊自杀，令我震惊且深思。
其后这么多年，经常看到中国的学生因为作业压力自杀的报道，而且是愈来愈多。
2011年9月20日，江西九江市庐山区赛阳中心小学三女生孔欢、黄婉婷、王欢，因为作业太多，不堪重负，手拉手跳楼自杀。有记者采访被送去医院急救的孩子，问她们为什么要自杀，孩子说：“死了就可以不写作业了。”
2012年1月5日，广州番禺中学高二（12）班的阿梅，疑因作业常做不完、学习压力大而跳楼自杀。
2012年3月4日，河南巩义一中女生倩倩，因为作业没完成挨批，罚写两千字检讨书，服毒自杀。
2012年6月3日，江苏无锡初三女生小施跳楼自杀。她的母亲陈女士回忆：“女儿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我死也不去上学，我不要罚抄，我不要罚站！”
2012年7月6日，山东青岛13岁初一女生孙正雯因为少做了作业，被其父掌掴，跳楼自杀。孙正雯的遗书写道：“我死后，请把我的遗体（器官组织均可）捐献出去，捐给那些需要的人，还有，请把我的压岁钱（包括我父母私吞、私藏的）捐给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过得好些，再就是我的那些图书课本也捐了吧，会有人喜欢的。除此之外，把属于我的一切能捐的都捐了吧。”
2012年9月14日，四川广汉11岁女生小珍，被一道难解的数学作业困扰，服毒自杀。
……我在网上搜到的、报刊媒体公开报道的近年因作业问题自杀学生的信息多达上百条，跳楼、服毒、吞水银、红领巾自缢、开煤气自杀等等，最小的孩子只有8岁。被老师罚跪不堪受辱自杀、作业写不完被亲生父亲活活溺死，各种惨剧令人毛发倒竖。
贵州大学法学院李建军先生2009年7月发表的《青少年自杀低龄化的归因研究》一文指出，中国每年自杀的儿童约为2580余人，平均每天有7人自杀。有40.1%的小学生说过“不如死了的好”。其中，学习压力占据儿童自杀原因的第一位。心理学家叶一舵的调查数据显示：小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为20.1%，中学生为43.8%，高中生高达52%。
有位资深老教育家说：“在教育部门，学生自杀是个忌讳的研究话题。”
那些日子，我深深陷入愤怒和无奈的痛苦之中。
睡不着，起来在小区里游荡，已经半夜了，很多窗口还亮着灯。我不知道那些灯下有多少是仍然在熬夜写作业的学生。但我亲眼看到，早晨六点多，就有孩子们背着沉重的书包，揉着眼睛，满面倦容急匆匆往学校奔。
2009年秋天，我和几位诗人到瑞典参加一个诗歌节，诗歌节结束后，在斯德哥尔摩一位诗人朋友家小住。他们夫妇每天要送孩子去上小学，学校离家很近，走着去也就十分钟。我看到很多孩子们在校院里跑着玩，滑滑梯、球类的运动很多。一张张小脸红扑扑的，朝我们好奇地望着。朋友告诉我，瑞典皇室的后代们也在这个学校念书，和老百姓们家的孩子一样。一大群喧闹的孩子里，我没有看出谁是“准陛下”和“公主”。我翻看朋友儿子的课本，发现只有语文最厚，上面全部是童话和故事，图文并茂。我问语文作业可有“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朋友哈哈大笑，连连摇头。
日本NHK在中国的学校录制过一个节目，他们发现，中国初中数学的课程，比日本高中的课程还要难。北京海淀一个重点学校的英语老师说：北京中考的英语试卷题型，居然是美国田纳西州7年级英语的考题。人家考的可都是自己的母语！
我似乎回到做记者时的状态
“为什么要布置这么多作业？”我问一个认识的老师。
“别提了，”她摆摆手，“升学率。你带的班，考试平均分要排名，升学率要排名，奖金先不说，你知道什么叫绩效工资吗？就是和升学率挂钩的。领导向你要升学率和考分，你管谁要？还有一个词儿，叫‘末位淘汰’，如果你的课平均考分排在年级最后，你连饭碗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给老师那么大压力？”我问一个认识的校长。
“这个呀，”他啧了一声，叹息道，“教委一开会，以前是公开给各学校排名，哪个学校升学率高，就排在前头。现在不公开说了，但表格列在那里，一目了然，谁的升学率排最后，你当校长的，领导看着你，你怎么办？”
“永远都会有排在最后的。”我说。
“你幼稚了不是，”校长说，“这么跟你说，你这个学区升学率高，这算是教委、教育局的政绩……你还不明白？”
“死了那么多孩子，这也得算政绩。”我有点儿忍不住。
校长急了，两手一摊说：“你以为我愿意啊？学生负担重，说这么多年了，谁能动得了？重点学校都到各个初中‘掐尖’，把好学生都收了，他们当然永远是最好。普通学校怎么能和他们比？有钱的可以拼爹，去重点，没钱的干瞪眼。教委的头头儿们不是吃干饭的，别看我是一校长，升学率上不去，拿下也就一句话。”
那些天，我似乎回到了当年做记者时的状态，白天出门“采访”老师、家长，晚上回来抱着电话，“采访”家长和学生。
一个家长对我说：“我孩子班上有个学生，一进教室就发抖，精神出问题了。没办法，家长领回家，休学。”
有个老师说：“我们学校有个班，走了六个，都去上国际学校了，受不了现在的教育，以后要到国外上学。有两个家庭条件不好，人家父母说砸锅卖铁、就是卖房子借钱也不能让孩子待在中国受罪了。”
还有一个老师说：“哪个家长不是望子成龙？他们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布置作业少了，家长还不愿意！作业写不完，打骂孩子的家长有多少？这都是以爱的名义在逼孩子。”
一个大学教授接了我电话后说：“你还关心这事儿啊？你没看有点儿办法的都把孩子送出去了。别在这儿用孩子的身心健康给应试教育陪葬了。一个字，走。”
一位常年反对教辅的网友说：“教辅公司和教育部门长期勾结，他们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联系。很多试题超出课本内容，学生不得不去课外班补习。据说有些考题就是教辅公司的人出的。”
我问过的所有学生都痛恨作业多，有几个孩子甚至说：“我永远也不会当老师，招人恨！”几乎绝大多数家长都叫苦连天，埋怨应试“教育”带给孩子的压力。一些教师更是坦言：“上级向我们要升学率，家长向我们要分数，我们夹在中间怎么办？”
几位教育家说：“高考评估制度不改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行政化不祛除，中国教育没有希望。”
他们尤其强调：教育必须去行政化，这是改变教育现状的唯一关键。
公开信没有得到回音
下雨了。
站在窗前，打在窗玻璃上的雨滴，慢慢流淌下来，像一道道泪水。
有谁能知晓这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我想起了诗人伊凡·哥尔的一句诗。
如果说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那么，投票软件是否能收集一下全国各地网民的意见？
我想知道，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在中国有多少人反对，多少人支持。我绝对不是反对读书、学习知识，我反对的是现行应试教育非人性的那一部分，违反教育规律的那一部分，正是这一点导致中国教育“反智化”，只见“应试”，不见“教育”。
2012年11月2日，我第一次找到了微博投票的网址，设置题目是：“现行教育是爱护学生还是戕害学生”；投票选项分别是：一、呼吁取消应试教育、废除择校升学考试、施行12年义务教育制；二、继续支持现行教育体制。投票时间为一周。当日22点30分发出，11月9日22点30分投票结束。
数据显示，有7223位网友参与投票或转发，其中，97%赞同“呼吁取消应试教育”一项，3%表示继续支持现行教育。投票者中，在校学生和家长包括一线的教师占据相当的数量——这些涵盖了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投票人的数据和投票比例，只能说明“应试教育”的不得人心，其危害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广泛而深重的愤怒——就在我发起投票调查的第三天，即11月5日，《北京青年报》又报道了北京一名11岁小学生因为没有写完作业，害怕老师批评或叫家长到校而跳楼自杀的消息。半个月后，广州市12岁的男孩小亮，又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跳楼自杀。
当初，我设置投票时并未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我抱着不管有多少人参与此事，都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想法，所以一开始就承诺：我会将此次投票结果进行统计，并提交媒体和教育部门。投票一结束，我便开始着手起草给教育部的公开信。为什么是给教育部写信？这个问题我扪心自问过。我的理由是：教育部作为服务全国教育的行政部门，有责任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负责任，作为一个公民、纳税人和学生家长，有权利向他们问责。这么做不是求救于“权力”，恰恰是要他们把教育的权力放手回归教育。要求教育去行政化，这是公开信的主旨。第二个理由，关键词在“公开”，公开我所知道的事实和我所持守的态度。
由于微博投票，我在网上“认识”了很多一线教师、教育家，他们深谙教育体制的弊病根源，在我拟公开信的这段时间，给了我非常多宝贵的建议。我曾花很多时间，浏览教育部官方网站，认真“学习”各项文件内容；也曾将草稿发给好几位我信任的教师和教育家，请他们提意见。我深感欣慰的是，几乎所有和我交流沟通的教师、教育家都支持我的看法，有一位教师不但给了我很多建议，甚至愿意和我一起署名。
我从来没有如此谨慎地写过稿子——因为事关两亿多儿童，每句话都要有出处、有根据。前后修改八次，这封公开信才最终完稿。
这封信一旦发出，我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不确定。但我认识一个词：知行合一；况且，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学生的死亡事件。
11月19日上午，我在微博上将这封给教育部的公开信发出，同时也发给了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迄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做这样一件事情难吗？——不。爱孩子无需勇气。
我为什么给教育部写公开信
2012年11月19日，我在微博上给教育部发了一封的公开信，敦促改革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我为什么会写这封信，最早的起因，是十年前我朋友家的孩子因为作业没有完成，在家上吊自杀，令我震惊且深思。
其后这么多年，经常看到中国的学生因为作业压力自杀的报道，而且是愈来愈多。
2011年9月20日，江西九江市庐山区赛阳中心小学三女生孔欢、黄婉婷、王欢，因为作业太多，不堪重负，手拉手跳楼自杀。有记者采访被送去医院急救的孩子，问她们为什么要自杀，孩子说：“死了就可以不写作业了。”
2012年1月5日，广州番禺中学高二（12）班的阿梅，疑因作业常做不完、学习压力大而跳楼自杀。
2012年3月4日，河南巩义一中女生倩倩，因为作业没完成挨批，罚写两千字检讨书，服毒自杀。
2012年6月3日，江苏无锡初三女生小施跳楼自杀。她的母亲陈女士回忆：“女儿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我死也不去上学，我不要罚抄，我不要罚站！”
2012年7月6日，山东青岛13岁初一女生孙正雯因为少做了作业，被其父掌掴，跳楼自杀。孙正雯的遗书写道：“我死后，请把我的遗体（器官组织均可）捐献出去，捐给那些需要的人，还有，请把我的压岁钱（包括我父母私吞、私藏的）捐给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过得好些，再就是我的那些图书课本也捐了吧，会有人喜欢的。除此之外，把属于我的一切能捐的都捐了吧。”
2012年9月14日，四川广汉11岁女生小珍，被一道难解的数学作业困扰，服毒自杀。
……我在网上搜到的、报刊媒体公开报道的近年因作业问题自杀学生的信息多达上百条，跳楼、服毒、吞水银、红领巾自缢、开煤气自杀等等，最小的孩子只有8岁。被老师罚跪不堪受辱自杀、作业写不完被亲生父亲活活溺死，各种惨剧令人毛发倒竖。
贵州大学法学院李建军先生2009年7月发表的《青少年自杀低龄化的归因研究》一文指出，中国每年自杀的儿童约为2580余人，平均每天有7人自杀。有40.1%的小学生说过“不如死了的好”。其中，学习压力占据儿童自杀原因的第一位。心理学家叶一舵的调查数据显示：小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为20.1%，中学生为43.8%，高中生高达52%。
有位资深老教育家说：“在教育部门，学生自杀是个忌讳的研究话题。”
那些日子，我深深陷入愤怒和无奈的痛苦之中。
睡不着，起来在小区里游荡，已经半夜了，很多窗口还亮着灯。我不知道那些灯下有多少是仍然在熬夜写作业的学生。但我亲眼看到，早晨六点多，就有孩子们背着沉重的书包，揉着眼睛，满面倦容急匆匆往学校奔。
2009年秋天，我和几位诗人到瑞典参加一个诗歌节，诗歌节结束后，在斯德哥尔摩一位诗人朋友家小住。他们夫妇每天要送孩子去上小学，学校离家很近，走着去也就十分钟。我看到很多孩子们在校院里跑着玩，滑滑梯、球类的运动很多。一张张小脸红扑扑的，朝我们好奇地望着。朋友告诉我，瑞典皇室的后代们也在这个学校念书，和老百姓们家的孩子一样。一大群喧闹的孩子里，我没有看出谁是“准陛下”和“公主”。我翻看朋友儿子的课本，发现只有语文最厚，上面全部是童话和故事，图文并茂。我问语文作业可有“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朋友哈哈大笑，连连摇头。
日本NHK在中国的学校录制过一个节目，他们发现，中国初中数学的课程，比日本高中的课程还要难。北京海淀一个重点学校的英语老师说：北京中考的英语试卷题型，居然是美国田纳西州7年级英语的考题。人家考的可都是自己的母语！
我似乎回到做记者时的状态
“为什么要布置这么多作业？”我问一个认识的老师。
“别提了，”她摆摆手，“升学率。你带的班，考试平均分要排名，升学率要排名，奖金先不说，你知道什么叫绩效工资吗？就是和升学率挂钩的。领导向你要升学率和考分，你管谁要？还有一个词儿，叫‘末位淘汰’，如果你的课平均考分排在年级最后，你连饭碗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给老师那么大压力？”我问一个认识的校长。
“这个呀，”他啧了一声，叹息道，“教委一开会，以前是公开给各学校排名，哪个学校升学率高，就排在前头。现在不公开说了，但表格列在那里，一目了然，谁的升学率排最后，你当校长的，领导看着你，你怎么办？”
“永远都会有排在最后的。”我说。
“你幼稚了不是，”校长说，“这么跟你说，你这个学区升学率高，这算是教委、教育局的政绩……你还不明白？”
“死了那么多孩子，这也得算政绩。”我有点儿忍不住。
校长急了，两手一摊说：“你以为我愿意啊？学生负担重，说这么多年了，谁能动得了？重点学校都到各个初中‘掐尖’，把好学生都收了，他们当然永远是最好。普通学校怎么能和他们比？有钱的可以拼爹，去重点，没钱的干瞪眼。教委的头头儿们不是吃干饭的，别看我是一校长，升学率上不去，拿下也就一句话。”
那些天，我似乎回到了当年做记者时的状态，白天出门“采访”老师、家长，晚上回来抱着电话，“采访”家长和学生。
一个家长对我说：“我孩子班上有个学生，一进教室就发抖，精神出问题了。没办法，家长领回家，休学。”
有个老师说：“我们学校有个班，走了六个，都去上国际学校了，受不了现在的教育，以后要到国外上学。有两个家庭条件不好，人家父母说砸锅卖铁、就是卖房子借钱也不能让孩子待在中国受罪了。”
还有一个老师说：“哪个家长不是望子成龙？他们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布置作业少了，家长还不愿意！作业写不完，打骂孩子的家长有多少？这都是以爱的名义在逼孩子。”
一个大学教授接了我电话后说：“你还关心这事儿啊？你没看有点儿办法的都把孩子送出去了。别在这儿用孩子的身心健康给应试教育陪葬了。一个字，走。”
一位常年反对教辅的网友说：“教辅公司和教育部门长期勾结，他们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联系。很多试题超出课本内容，学生不得不去课外班补习。据说有些考题就是教辅公司的人出的。”
我问过的所有学生都痛恨作业多，有几个孩子甚至说：“我永远也不会当老师，招人恨！”几乎绝大多数家长都叫苦连天，埋怨应试“教育”带给孩子的压力。一些教师更是坦言：“上级向我们要升学率，家长向我们要分数，我们夹在中间怎么办？”
几位教育家说：“高考评估制度不改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行政化不祛除，中国教育没有希望。”
他们尤其强调：教育必须去行政化，这是改变教育现状的唯一关键。
公开信没有得到回音
下雨了。
站在窗前，打在窗玻璃上的雨滴，慢慢流淌下来，像一道道泪水。
有谁能知晓这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我想起了诗人伊凡·哥尔的一句诗。
如果说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那么，投票软件是否能收集一下全国各地网民的意见？
我想知道，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在中国有多少人反对，多少人支持。我绝对不是反对读书、学习知识，我反对的是现行应试教育非人性的那一部分，违反教育规律的那一部分，正是这一点导致中国教育“反智化”，只见“应试”，不见“教育”。
2012年11月2日，我第一次找到了微博投票的网址，设置题目是：“现行教育是爱护学生还是戕害学生”；投票选项分别是：一、呼吁取消应试教育、废除择校升学考试、施行12年义务教育制；二、继续支持现行教育体制。投票时间为一周。当日22点30分发出，11月9日22点30分投票结束。
数据显示，有7223位网友参与投票或转发，其中，97%赞同“呼吁取消应试教育”一项，3%表示继续支持现行教育。投票者中，在校学生和家长包括一线的教师占据相当的数量——这些涵盖了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投票人的数据和投票比例，只能说明“应试教育”的不得人心，其危害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广泛而深重的愤怒——就在我发起投票调查的第三天，即11月5日，《北京青年报》又报道了北京一名11岁小学生因为没有写完作业，害怕老师批评或叫家长到校而跳楼自杀的消息。半个月后，广州市12岁的男孩小亮，又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跳楼自杀。
当初，我设置投票时并未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我抱着不管有多少人参与此事，都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想法，所以一开始就承诺：我会将此次投票结果进行统计，并提交媒体和教育部门。投票一结束，我便开始着手起草给教育部的公开信。为什么是给教育部写信？这个问题我扪心自问过。我的理由是：教育部作为服务全国教育的行政部门，有责任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负责任，作为一个公民、纳税人和学生家长，有权利向他们问责。这么做不是求救于“权力”，恰恰是要他们把教育的权力放手回归教育。要求教育去行政化，这是公开信的主旨。第二个理由，关键词在“公开”，公开我所知道的事实和我所持守的态度。
由于微博投票，我在网上“认识”了很多一线教师、教育家，他们深谙教育体制的弊病根源，在我拟公开信的这段时间，给了我非常多宝贵的建议。我曾花很多时间，浏览教育部官方网站，认真“学习”各项文件内容；也曾将草稿发给好几位我信任的教师和教育家，请他们提意见。我深感欣慰的是，几乎所有和我交流沟通的教师、教育家都支持我的看法，有一位教师不但给了我很多建议，甚至愿意和我一起署名。
我从来没有如此谨慎地写过稿子——因为事关两亿多儿童，每句话都要有出处、有根据。前后修改八次，这封公开信才最终完稿。
这封信一旦发出，我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不确定。但我认识一个词：知行合一；况且，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学生的死亡事件。
11月19日上午，我在微博上将这封给教育部的公开信发出，同时也发给了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迄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做这样一件事情难吗？——不。爱孩子无需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