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再一次升级调控房地产的“国五条”措施出台，房屋交易差价的20%必须缴税的规定，成为扔入人群的“重磅炸弹”。不同以往，这次人们将房产新政直接与中国某个社会阶层联系到了一起——“中产阶层对付国五条20%个税的新办法”，在网络上流传最为广泛。
　　
　　为什么中产阶层受新政的影响最大？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社会顶层那部分塔尖上的人群，如果有人主要靠倒腾房子获利，那么即使征收20%的税也不太影响他们的投资。社会底层的人们还在为温饱或是第一套房而奋斗，很难谈上从房产中获利。对于已经有第二套房并且房价增长了的家庭，房屋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增值资产，或者称为这个家庭分享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他们在温饱以上还有余力购买第二套房产，符合人们对“中产阶层”的定义。
　　
　　而中国的现实是，不少城市里的家庭至少有两套房子。第一套往往是老小区里的房改房，第二套则是有了一定积蓄以后购买的商品房，这第二套房子也是很多父母为下一代贷款攒下的婚房。或者像“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在房价暴涨之前就在城市里安家的大学毕业生们，夫妻俩有两套房一点也不奇怪。这也是中国独特的现象之一，家庭的房屋拥有率相当高，人们还总嫌自家的房子不够多。房子在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中，成为家庭或者个人获得安全感的载体。
　　
　　在房屋开始商品化的最近20年里，中国城市被房地产标上了不同等级的价码。城市间的土地级差成了年轻人进入更大都市的代价。在美国学者张鹂的观察中，一句“你住哪个小区”在当下最能问清对方的社会阶层。按照发达国家对社会阶层的划分，职业或是收入最能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中国很多职业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隐形收入，而真正富裕的阶层基本不靠职业收入积累财富。那些拥有两三套房的家庭，往往正是通过劳动收入积累财富的典型。
　　
　　房价在这些年里成倍地增长，使得城市里很多家庭“被百万富翁”。2012年，中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国家庭21%，城市户口家庭的平均资产已达247万元，全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这份报告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家庭资产，很多人感到惊诧：中国城市户口家庭的平均资产已达247万元？我们如此富有吗？
　　
　　报告的负责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解释说：中国家庭的房产占总资产比例高达70%。这是理解中国城市户口家庭资产的关键。
　　
　　我们爱买房子，房产又上涨比较快，而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房产缩水比例很高，何况房产只占到美国人家庭资产的30%。家庭资产70%都在房产上，也意味着中国家庭被房地产紧紧扼住了咽喉，家庭持有的流动资金比较少，大多身家性命都压在了房产上。所以人们说，在美国你看一个人的职业或是他开的车，就大致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在中国只有知道了这个人的房产情况，才知道他的真实财力。
　　
　　对于那些没有房产的少数人，资产没有办法随着房价一起上涨，而买房的门槛越抬越高；对于已经有了房产的人，担心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害怕自己的资产某天突然大幅缩水。有意无意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正在迅速划分着中国的社会阶层。套用那句宣传语“居住改变中国”，其实应该是“居住改变中国的社会阶层”。
　　
　　绝大多数人的职业收入与房产相比，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所以是否在房价较低或上涨幅度不大时购置了房产，成为中国家庭财产状况的重要分水岭。源源不断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群需要购房，想在一线城市安家的大学毕业生也需要购房。早期购房的人至少掘得了房市的第一桶金，再用它来兑换其他的梦想。而他们获得的增值财富，正是房市的后来者用真金白银填进去的。这就像股市里的“博傻”理论，你花再高的价格买了股票都没关系，只要找到一个愿意接手的人，你就安全获利。中国还在大规模进行中的城市化，为这种房市的“博傻”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房市与股市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关切到人们居住的最基本需求，后者只是投资领域的一个品种。所以与股市需要市场发挥最大作用相比，楼市需要解决的居住问题，其实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
　　
　　在房地产历经前些年的高度市场化之后，国家的公共政策开始发挥作用，这些“调控”思路，不外乎是打击房市投机，或者政府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但是如何区分房市的投机与投资，现实中却是个复杂的问题。在投资渠道极为狭窄的现实里，房产给了多数人至少跑赢通胀的安全感。如果说到获利，政府从土地开发中获得的好处其实最为刺眼。如果说真的要打击与房产相关的腐败罪行，那么至少公职人员的房产情况应该予以透明化。在打击房地产投机的核心问题上不敢牵动利益时，房产交易征收差价20%的税款，其间被剥夺的感受，多数靠勤劳致富的中产阶层将不得不痛苦地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