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
2013-2-28 10:54:50 来源：the atlantic 我要评论（）
“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和他的助手们震惊地得知：在未遭受挑衅的情况下，苏联正在古巴安装可携带核弹头的中型中程弹道导弹。这些进攻性武器是关乎美国存亡的新生威胁。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中，苏联大大地提高了赌注。美苏走向核战争边缘的序曲就此奏响。10月22日，别无选择的总统发表了一份电视讲话，讲话中，肯尼迪表示政府已得知存在着一批非法导弹，并下达了要求撤走导弹的最后通牒，还宣布了一项为迫使古巴遵从美国要求而将要采取的“封锁”措施。在小心避免激怒苏联与冷静应对其对抗措施的同时，肯尼迪与他的助手们没有做出任何妥协。苏联一会儿想在解决危机时扯进一些外部议题来讨价还价，一会儿又气势汹汹地指责美国开展挑衅且违反国际法，但是总统和他的助手们沉着地顶住了压力。在长达十三天的紧张危机中，美苏两国一直相持不下。由于肯尼迪政府的冷静应对和出色的危机管理能力，如总统特别顾问亚瑟（ArthurSchlesingerJr.）所言，“在强硬而克制的意志、精神与智慧的共同作用下，（肯尼迪政府对这场危机的）卓越控制和精确调整终使世人惊奇”。在美苏两大巨人的对视比赛中，苏联领导人终于眨了眼睛：莫斯科撤去了导弹，灾难终被避免。”
——《美国人记忆中的古巴导弹危机》作者：谢尔顿·斯腾，斯坦福出版社出版
上文是一段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描述，但是其中的每一句话，要么具有误导性，要么就是错的。对，每一句话都是如此。但肯尼迪政府就是把这么一份写着类似玩意儿的报告塞给了那些容易轻信的媒体。这也是当年华盛顿的当事人们在回忆录中写下的历史。去年正值古巴导弹危机五十周年，铺天盖地的学者评论和媒体报道也使得这个故事变得深入人心。
然而长久以来，学者之间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自从1997年来，他们就得到了几份肯尼迪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行委员会）顾问们秘密会谈的录音带。在肯尼迪图书馆工作了23年的历史学家谢尔顿·斯腾（SheldonM.Stern）是第一个对这些录音带进行鉴定的学者。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他也想搞清楚这份录音记录。他在新书中列出了许多简明扼要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上文的那个故事是虚构出来的。虽然很难相信他的努力会取得任何效果，但我们仍应对其表示赞赏。
斯腾的结论可能会使1962年的美国人民大感震惊，通过严谨的分析，他认为，“毫无疑问，肯尼迪和他的政府应该为发生古巴导弹危机负很大的责任”。原因很简单，肯尼迪政府误导民众对当时美苏之间存在的军事失衡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隐瞒了一系列威胁、暗杀计划，而其密谋推翻古巴政府的行径，则早已为苏联和古巴官员所知。
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肯尼迪持右翼观点，对理查德·尼克松大加嘲讽。他宣称，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尼克松为副总统）放纵苏联，导致苏联在导弹上超过美国，并使得美苏之间出现了一条危险的“导弹差距”。可事实上，就如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所称的那样（肯尼迪作为总统候选人也收到过类似的机密简报），在当时，无论是两国之间的导弹差距，还是总体上的核均衡态势，美国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苏联拥有36枚洲际弹道导弹，138架远程战略轰炸机，轰炸机上共载有392枚核弹头，苏联还拥有72枚潜射弹道导弹。苏联人用这套配置面对着强大得多的美国核武库：总计有203枚洲际弹道导弹，1306架远程战略轰炸机，轰炸机上共载有3104枚核弹头，还有144枚潜射弹道导弹。美国核武器的数量是苏联的九倍。赫鲁晓夫敏锐地察觉到，美国的巨大优势不仅在于其武器数量，也在于其质量与部署位置。
肯尼迪和他的幕僚们都明白，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不会改变核战略均衡态势。
而且，尽管美国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核优势，肯尼迪曾发表过一套以“强力”著称的外交政策，为了贯彻这套政策，他下令扩张军事部门。这次扩张的规模在美国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其中战略核力量更是被巨大地扩张了起来。这其中也包括了核弹的部署。1961年起，美国开始在邻近苏联的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朱庇特”中程核弹。这些导弹覆盖了苏联的整个西部地区，其中包括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其中还没算上美国之前针对苏联而在英国基地部署的“雷神”导弹）。
在美国核武库中，“朱庇特”导弹算得上是一款比较让人头疼的导弹。因为这种导弹只能被部署在地表且无法移动，发射的准备时间也很长，十分容易遭受攻击。这种导弹根本无法形成威慑，如果苏联发动突袭，这些导弹倒是极有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就被摧毁，这也就大大的降低了威慑力。国防部专家、政府部门以外的人，甚至是国会领袖，许多人都知道“朱庇特”的作用并不稳定。比如，肯尼迪政府的盟友，参议员小戈尔·艾伯特（AlbertGoreSr.）曾在1961年2月（发生危机前一年半）一次国务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对国务卿迪安鲁斯克（DeanRusk）说，这就是一种“挑衅”，他还说道：“（我在想如果苏联在古巴也部署了核弹，）我们会有何看法。”参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Pell）在1961年5月也将一份写着同样理由的备忘录交给了肯尼迪。
美国的绝对核优势再加上“朱庇特”导弹的部署使得莫斯科开始怀疑：华盛顿已将第一次核打击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档案显示，在1961年柏林危机（第三次柏林危机，柏林墙就是在此次危机中建立）期间，肯尼迪政府曾对这种选择有过仔细考虑。
斯腾认为，赫鲁晓夫作出将核弹运往古巴的决定，这一点都不值得惊奇。为了论证这点，他还提到了大量学术著作，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历史学家飞利浦·纳什于1997年发表的简洁报告《十月的另一批导弹》（TheOtherMissilesofOctober）,报告中提到那些肯尼迪下令部署的“朱庇特”导弹才是“促使赫鲁晓夫最终作出决定的关键原因”。根据报告，赫鲁晓夫是在1962年5月作出这一决定的。他对一名心腹说，美国已经“用军事基地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运往古巴的导弹将帮助他们对抗“无法容忍的挑衅”。赫鲁晓夫本想在美国发现导弹部署之前偷偷地把生米做成熟饭，他以为美国作出的反应会跟他之前在“朱庇特”导弹问题上作出的反应类似——口头上的谴责说了一大堆，却没有任何威胁或者阻挠部署的行动，无论是使用军队，核武器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赫鲁晓夫在退休后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Talbott)的采访，他解释道：美国人“将能体会到敌人的导弹指着你时到底是个什么感觉，我们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肯尼迪政府想要摧毁卡斯特罗政权的想法，也是赫鲁晓夫情有可原的动机之一。毕竟，美国政府入侵古巴，并开展了一系列暗杀和准军事袭击（指的是中情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还在加勒比海地区举行了明显是为激怒苏联和小跟班古巴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如斯腾和其他学者所言，就像美国为其盟国提供核保护伞以遏制苏联的颠覆与进攻一般，美国的上述行动迫使苏联安装导弹，以阻遏美国“秘密或公开的进攻”。
***
可值得注意的是，那份已经被斯腾仔细研究过的录音带显示，肯尼迪和他的助手对于当时核态势的评价与赫鲁晓夫并无二致，因此华盛顿在导弹危机期间采取的是警觉和对抗的姿态。10月16日危机第1天，在讨论赫鲁晓夫向古巴运送核弹的动机时，肯尼迪说了一段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史上最心不在焉（或者是最讽刺）的话：“他为什么要在古巴部署导弹？…这就好比我们突然开始在土耳其部署一大堆中程弹道导弹。要是我我肯定会这么想，这么做太TM危险了。”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Bundy）立刻指出：“嗯，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总统先生。”（是的大王！是我们把炼丹炉调成煲汤模式的大王！）
一旦理清了顺序，肯尼迪就开始反复宣称“朱庇特”导弹与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是“一样的”。腊斯克在讨论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动机时引用了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McCone）的观点，他认为赫鲁晓夫“知道美国有着巨大的核优势，他也知道我们对苏联核武器的恐惧程度远远低于苏联对我们的恐惧程度。而且，我们的核武器就在他们边上，就在土耳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Taylor）也早已承认，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其具有缺陷的洲际导弹系统”。
肯尼迪和幕僚们都明白，古巴的导弹不会改变战略核平衡状况。尽管他在10月22日的电视讲话中将这些导弹称为“对美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危险”，事实上，他已意识到，正如他在危机第一天对执行委员会说的那样，“无论是被一枚从苏联打过来的洲际弹道导弹炸飞，还是被一枚从九十英里外打过来的导弹炸飞，这没有任何区别。地理距离的远近并没有那么重要。”至于美国的欧洲盟友，肯尼迪继续说道，“他们会这么说：就算这批导弹以最坏的情形出现，这也并不会改变核平衡状况。”
就像总统亲口承认的那样，导弹与美国距离的远近，是无关紧要的：从苏联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与从古巴发射的导弹在飞行时间上的微小差距并不会改变导弹击中目标造成的后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与从古巴发射的导弹时间相同，甚至更快，因为这些导弹早就被装进了潜伏在美国海岸线附近的苏联潜艇中（当然，美国也对苏联做着相同的事情）。而且，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同，古巴的导弹在发射前需要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鉴于美国空中和卫星侦察的效率（它们已经拍摄了大量显示苏联与古巴泄露出来的导弹照片），如果苏联要发动一场导弹袭击，比起苏联的战略轰炸机、潜射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几乎肯定有多得多的时间发现古巴的动作并对其作出反应。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McNamara）说：“导弹就是导弹。至于你是被一枚从苏联飞过来的导弹炸死，还是被一枚从古巴飞过来的导弹炸死，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执行委员会第一天会议上，邦迪问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古巴的中程弹道导弹会对美国的地位产生什么战略冲击？战略平衡会发生多大的变化？”麦克纳马拉答道：“完全没有任何影响。”随后邦迪表示他完全支持这一判断。第二天，总统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Sorensen，顺带一提，他是《肯尼迪传》的作者）对执行委员会备忘录中的观点进行了总结，然后提交给肯尼迪。他写道：“（与会人员）普遍同意，这些导弹即使是在完全运作的情况下，也不会显著地改变均势，也就是说，即使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也不会有更多的导弹在美国领土上爆炸。”
我们可以对索伦森关于突袭的评论展开联想：尽管古巴的导弹没有什么核威慑力，但它们却能妨碍美国进行一场成功的第一次打击，这大概也是赫鲁晓夫部署导弹的理由之一吧。倘若如此，那么导弹起到的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作用：它增强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威慑，因而减少了爆发核战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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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导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肯尼迪政府却用一种十分危险的方式迫使苏联将其撤除。总统向一个核大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是一项惊人的挑衅行为，并且立刻制造出了可能走向大灾难的危机。他下令封锁古巴，现在我们知道，这项战争行为只差一步就把美苏两国推入了核冲突的深渊。饱受困扰的古巴人民十分愿意接受盟友的武器，所以苏联部署导弹的行为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但是封锁行为，即使美国政府美其名曰“隔离”，就像执行委员会成员承认的那样，却是违法的。当年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回忆道：“我们面临的法律问题就是，他们的行为并不违法。”肯尼迪和他的幕僚们专注地策划着对古巴的入侵和对那些苏联导弹的空中打击，而这些行为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如今看来，由于美国已经采取的极端措施或者正在严肃思考中的解决之道，美国对危机作出的种种反应，都使得苏联有理由部署导弹，部署导弹的数量甚至还应该增加。
在执行委员会一开始的会议上，麦克纳马拉就洞察到了导弹的重要性：“说实话，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事问题，…这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对此这样解释：“你必须记住，打从一开始，肯尼迪总统就说，无视这些导弹，这是我们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的。他说的不是军事上，他说的是政治上。”而造成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肯尼迪政府对卡斯特罗政权引人注目且激烈的敌对导致的。肯尼迪曾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承认，在欧洲盟友看来，美国的立场是顽固且略微疯狂的。
但是肯尼迪政府还面临着一个比内政问题更严重的灾难，用助理国务卿埃德温·马丁（EdwinMartin）的话说，这是一种“心理因素”：一旦对古巴示软，“我们就像是回到座位上，任凭其他人对我们为所欲为”。他坚持认为这“比直接的威胁”更加危险。肯尼迪与其幕僚对此大加赞同。而在索伦森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尽管执行委员会一致认为古巴的导弹不会改变核平衡态势，但是他们也同时认为“美国不可能容忍（在古巴）已知导弹的存在。”“倘若我们还想让盟友和敌人继续相信我们的勇气与承诺”（备忘录中特地强调了此句）。欧洲盟友（更别提苏联了）坚持认为华盛顿应该抛开对这些无形之物的执念，但索伦森驳回了这一观点。在权力的游戏中，硬实力比心理感召力更重要，索伦森认为“这一观点虽有些逻辑，却根本站不住脚。”
确实，华盛顿为了对付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安全威胁竟不惜冒着核战争的风险，其主要原因几乎肯定是维护自身信誉。肯尼迪及其幕僚曾在会议上讨论对付古巴与苏联的军事行动，他们都知道这样的行动会导致毁灭世界的战争。就在同一场会议上，总统说了这样一段话：“上个月我说我们将不会[允许古巴境内存在苏联的核弹]，上个月我本应该说…无所谓。但是当我们说出我们将不会[允许古巴境内存在苏联的核弹]，而[苏联]还是在安装导弹，我们又不做些什么，那么…我会认为我们…面临的风险增加了。”
肯尼迪与其幕僚所面临的灭顶之灾，虽有不同，但却相关。第一个风险是美国的敌人会将华盛顿视为怯懦；知晓这批导弹的存在，肯尼迪说，“使它们看起来跟我们平等，而且”——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Dillon）插话道：“我们对古巴人感到害怕。”第二个风险是美国的伙伴一下子就会开始怀疑一个信奉绥靖政策的国家是否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值得依赖。
事实上，邦迪承认，当得知美国为了邻国部署了几枚中程导弹这种无足轻重的战略状况而威胁发动一场核大战，盟友们都惊呆了，这些盟友早已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多年（苏联也是这样）。在1962年10月那气氛紧张的几天里，充当美国的盟友，就像戴高乐警告的那样，无异于“被人灭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肯尼迪和执行委员会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无论华盛顿在表明其能够履行承诺的决心后得到了什么，人们反而开始失去对其判断力的信心。
这种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依据的是（现在也还是如此）扎根于学校操场的纸上谈兵，而非经过冷静估计的战略现实。它使（现在还是如此）美国处于一种十分奇怪的境地：美国的首要任务本应是避免战争，而现在却成了为维护信誉而走向战争。
如果肯尼迪政府面对的首要内政问题使其需要移除在古巴的导弹，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看起来似乎就相当明了了：美苏两国在私下达成协议，撤走各自布置在土耳其与古巴的导弹，而非发出一个要求苏联撤走导弹的最后通牒。（回想一下，肯尼迪政府早在10月16日就发现了导弹，但却在10月22日才向美国公众宣布了这批导弹的存在并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
但是，肯尼迪政府却不是这么做的。政府只是单方面公开要求苏联撤走导弹，并开始封锁古巴，这导致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危机在10月22日爆发。在危机发生后，那些有头脑的最明智的观察家们，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官们、《曼彻斯特卫报》社论的主笔们、还有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和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都认为上文所述的导弹交换计划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解决方案。为打破僵局，赫鲁晓夫本人也在10月27日公开提出了这一方案。根据肯尼迪政府的美化宣传（人们也长期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华盛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莫斯科的方案，并且，在肯尼迪的坚持之下，依然迫使苏联单方面撤除导弹。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根据被解密的相关档案和许多当年参与者的说法，导弹危机确实在美苏两国秘密撤除“朱庇特”和古巴导弹后才得以化解。肯尼迪甚至还扬言，如果苏联泄露了这一解决方案，他将立即取消这一决定。他这么做的理由与引起了这场危机的理由是一样的：国内政治和维护美国责无旁贷的大国形象。一份解密后的苏联电报也显示：总统曾派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总统的弟弟）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Dobrynin）进行秘密交换，罗伯特坚持将苏联肯定这个协议的信件归还给多勃雷宁。他解释这封信“会对我未来的政治生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在肯尼迪政府中，只有少数人知道这笔交易。执行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包括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在内，对此都毫不知情。为了隐藏秘密，许多人，包括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在内，都对国会撒了谎。肯尼迪和其他人的默示鼓励了对史蒂文森的人格诋毁，将他描绘为一个“想要达成慕尼黑协定”的绥靖主义者，因为他建议与对方做交换，而这些人大声坚持说这种交易是政府绝不会允许的。
斯腾与其他学者繁重细致的准备工作还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新发现。斯腾认为罗伯特·肯尼迪在危机期间扮演的角色与他朋友在传记和回忆录、他自己在死后出版的《十三天》（ThirteenDays）中描述的不同，他并没有扮演一个调停人和政治家的角色。事实上，他是总统顾问中最坚定与鲁莽的鹰派人物。他提出不要封锁，甚至不要空袭，而是对古巴进行大规模入侵，因为这是“我们消灭卡斯特罗的最后机会”。斯腾由此得出一个可信结论：“如果当上总统的是罗伯特·肯尼迪，而且他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达的观点获得通过，那么核战争几乎肯定是会爆发了。”他列举种种理由痛斥了拍马屁的施莱辛格（Schlesinger），因为施莱辛格写的史书“不断地篡改和掩盖真相”，“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误导作用”，这本书不是为学术而写，这本书是为服务肯尼迪家族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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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腾和其他学者推翻了施莱辛格与肯尼迪的其他信徒对事件的颂扬化版本，但修改过的编年史仍然显示，肯尼迪在处理危机（再说一次，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搞出来的）中的行动还是理智、负责、有勇气的。这还显示启示了我们一种潜在的情形：在面对那些混充硬汉的顾问们好战且近乎一致的反对意见时，肯尼迪最终接受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导弹交换计划。肯尼迪头脑冷静地告诉执行委员会：“在联合国中的任何人，或者其他任何有理性的人看来，这看起来是一次十分公平的交易。”“大部分人以为，如果有人向你提出了一桩公平的买卖，你就应该再从中占点便宜。”他清楚地明白，如果在苏联公开提出一项如此合理的交换方案后，仍发生了一场几乎肯定会导致核交火的战争，他和他的国家将遭到历史和整个世界的谴责。历史学家罗纳德·斯蒂尔（RonaldSteel）指出，赫鲁晓夫的提议“使得白宫的顾问们感到惊愕，至少不是所有顾问，因为它看起来相当公道。”
虽然事实上肯尼迪同意了与赫鲁晓夫的导弹交换计划，并稳重地处理了这场冲突，但是这场冲突仍留下了严重后遗症。通过成功地对副总统、当时的外交决策者和战略家、还有美国公众隐瞒了这笔交易，肯尼迪与他的团队补充了关于美国关于侵略的定义，并为其作出了危险的注解。由此美国发展出一套通过升级军事威胁与行动来对抗侵略的方法，这成为了一项成功的国家安全战略，确实是成功的，但确是有限定的成功。
总统和顾问还补充了一个与之相伴的观点：美国不仅要将那些直接损害美国安全的情况和力量作为威胁，还要将那些可能简介损害美国在世人眼中决心的情况和力量同样视作威胁。这种隐藏的算计方式导致了美国在越南的灾难：这是一次解释失去一个战略上无关痛痒的南越南可能会损害美国的信誉，因而危害美国的安全的尝试。麦克纳马拉的亲密助手，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McNaughton）承认：“自动地把越南纳入我们的重要利益范畴，确实有些矫揉造作。”肯尼迪在导弹危机期间作的全国讲话中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对侵略行为听之任之，最终侵略将发展成为战争。”他解释道：“如果我们想让朋友或对手相信我们的勇气与承诺”，美国就不能容忍苏联的这种行径，即使，我再次这么说，他在私下里承认导弹的部署并不会改变核平衡态势。
这种升级后对侵略的定义（十分宽泛的定义）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毕竟，美国侵占伊拉克并没有吓倒卡扎菲，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没有吓倒2003年的萨达姆，美国解放科威特的行动没有吓倒米洛舍维奇，美国对巴拿马的干预没有吓倒1991年的萨达姆，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干预没有吓倒诺列加，美国在北越发动的战争没有吓倒格林纳达强人哈德森·奥斯汀（HudsonAustin），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对抗当然也没有吓倒胡志明。（译者排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61－1973年越南战争，1979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1991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1999年美国参与科索沃战争，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其中没有提到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的事）
更有甚者，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外国力图对抗具有压倒战略优势的美国（其国防开支几乎与世上其他国家的总和相当）这一事实本身就危及美国安全；此观点其实大谬不然。就像肯尼迪及其幕僚在苏联的活动中看到威胁一样（苏联所抵消的，是实际上造成不稳定的美国核霸权），如今，自由派与保守派都有一个矛盾的比方：为了保证美国的安全，必须要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也就是中国后院的战略主导地位，以对中国进行“平衡”。这意味着，即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承认美国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华盛顿仍将北京企图修正其原本弱势地位的举动视为威胁。可是，美国的姿态反倒是更多地揭示了自身的野心。读者可以试想一种与现实相反的情况：中国的空军与海军统治着北美大陆架，并显示出潜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肯定会想要抵消这种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从加拿大北极地区到火地岛，从格陵兰岛到关岛，美国不会容忍另一个大国的插足。如果其他大国只是享有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更少），这当然肯定不会危害美国的安全。
这套晦涩的战略——对名誉的错误执着，对安全定义的危险扩展——折磨着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还有自由派与保守派，这套战略与需要洞察权力、利益、环境的治国之术是对立的。如果美国继续坚持这种立场，美国将很容易因为为了履行军事承诺，而为一些琐碎小事对一些非战略要害地区进行干预，最后走向毁灭。如果美国继续坚持这种立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在令人厌恶且又毫不协调的国家、个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患上顽固而混乱的偏执症，尽管这并不一定会有致命危险。
最后译者再根据全文内容对第一段话进行吐槽：
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和他的助手们震惊地得知（之前国内已有人发出类似警告）：在未遭受挑衅的情况下（美国在土耳其安装中程导弹挑衅苏联），苏联正在古巴安装可携带核弹头的中型中程弹道导弹。这些进攻性武器是关乎美国存亡的新生威胁（其实无关大局）。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中，苏联大大地提高了赌注（只是为了应对美国之前发出的威胁而已）。美苏走向核战争边缘的序曲就此奏响。10月22日，别无选择的（确实是别无选择了，但不是美国，是之前已经捅了好几个大娄子快要倒台的肯尼迪政府）总统发表了一份电视讲话，讲话中，肯尼迪表示政府已得知存在着一批非法导弹（符合国际法准则），并下达了要求撤走导弹的最后通牒，还宣布了一项为迫使古巴遵从美国要求而将要采取的“封锁”措施。在小心避免激怒苏联与冷静应对其对抗措施的同时（这份通牒就激怒了苏联），肯尼迪与他的助手们没有做出任何妥协（最后妥协了）。苏联一会儿想在解决危机时扯进一些外部议题来讨价还价（要求美国撤除土耳其的导弹），一会儿又气势汹汹地指责美国开展挑衅且违反国际法（美国封锁古巴的行为和在土耳其安装导弹的行为），但是总统和他的助手们沉着地顶住了压力（一群助手全是主战派，就肯尼迪顶住了）。在长达十三天的紧张危机中，美苏两国一直相持不下（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很公平的解决方案，美国公开回绝）。由于肯尼迪政府的冷静应对和出色的危机管理能力（正是肯尼迪政府的错误反应才酿成了危机），如总统特别顾问亚瑟所言，“在强硬而克制的意志（总统连美国在土耳其装了导弹这件事都不知道）、精神与智慧的共同作用下，肯尼迪政府对这场危机的卓越控制和精确调整终使世人惊奇”（这就是作者说的给肯尼迪家族拍马屁的马屁精，肯尼迪政府处理得一塌糊涂）。在美苏两大巨人的对视比赛中，苏联领导人终于眨了眼睛：莫斯科撤去了导弹，灾难终被避免（美国在随后秘密撤走部署于土耳其的导弹，这次危机使得美国对安全的定义大大扩展，导致了一系列恶果）。
还真如原作者所言，没一句真话。
——《美国人记忆中的古巴导弹危机》作者：谢尔顿·斯腾，斯坦福出版社出版
上文是一段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描述，但是其中的每一句话，要么具有误导性，要么就是错的。对，每一句话都是如此。但肯尼迪政府就是把这么一份写着类似玩意儿的报告塞给了那些容易轻信的媒体。这也是当年华盛顿的当事人们在回忆录中写下的历史。去年正值古巴导弹危机五十周年，铺天盖地的学者评论和媒体报道也使得这个故事变得深入人心。
然而长久以来，学者之间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自从1997年来，他们就得到了几份肯尼迪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行委员会）顾问们秘密会谈的录音带。在肯尼迪图书馆工作了23年的历史学家谢尔顿·斯腾（SheldonM.Stern）是第一个对这些录音带进行鉴定的学者。与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他也想搞清楚这份录音记录。他在新书中列出了许多简明扼要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上文的那个故事是虚构出来的。虽然很难相信他的努力会取得任何效果，但我们仍应对其表示赞赏。
斯腾的结论可能会使1962年的美国人民大感震惊，通过严谨的分析，他认为，“毫无疑问，肯尼迪和他的政府应该为发生古巴导弹危机负很大的责任”。原因很简单，肯尼迪政府误导民众对当时美苏之间存在的军事失衡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隐瞒了一系列威胁、暗杀计划，而其密谋推翻古巴政府的行径，则早已为苏联和古巴官员所知。
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肯尼迪持右翼观点，对理查德·尼克松大加嘲讽。他宣称，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尼克松为副总统）放纵苏联，导致苏联在导弹上超过美国，并使得美苏之间出现了一条危险的“导弹差距”。可事实上，就如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所称的那样（肯尼迪作为总统候选人也收到过类似的机密简报），在当时，无论是两国之间的导弹差距，还是总体上的核均衡态势，美国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苏联拥有36枚洲际弹道导弹，138架远程战略轰炸机，轰炸机上共载有392枚核弹头，苏联还拥有72枚潜射弹道导弹。苏联人用这套配置面对着强大得多的美国核武库：总计有203枚洲际弹道导弹，1306架远程战略轰炸机，轰炸机上共载有3104枚核弹头，还有144枚潜射弹道导弹。美国核武器的数量是苏联的九倍。赫鲁晓夫敏锐地察觉到，美国的巨大优势不仅在于其武器数量，也在于其质量与部署位置。
肯尼迪和他的幕僚们都明白，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不会改变核战略均衡态势。
而且，尽管美国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核优势，肯尼迪曾发表过一套以“强力”著称的外交政策，为了贯彻这套政策，他下令扩张军事部门。这次扩张的规模在美国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其中战略核力量更是被巨大地扩张了起来。这其中也包括了核弹的部署。1961年起，美国开始在邻近苏联的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朱庇特”中程核弹。这些导弹覆盖了苏联的整个西部地区，其中包括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其中还没算上美国之前针对苏联而在英国基地部署的“雷神”导弹）。
在美国核武库中，“朱庇特”导弹算得上是一款比较让人头疼的导弹。因为这种导弹只能被部署在地表且无法移动，发射的准备时间也很长，十分容易遭受攻击。这种导弹根本无法形成威慑，如果苏联发动突袭，这些导弹倒是极有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就被摧毁，这也就大大的降低了威慑力。国防部专家、政府部门以外的人，甚至是国会领袖，许多人都知道“朱庇特”的作用并不稳定。比如，肯尼迪政府的盟友，参议员小戈尔·艾伯特（AlbertGoreSr.）曾在1961年2月（发生危机前一年半）一次国务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对国务卿迪安鲁斯克（DeanRusk）说，这就是一种“挑衅”，他还说道：“（我在想如果苏联在古巴也部署了核弹，）我们会有何看法。”参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Pell）在1961年5月也将一份写着同样理由的备忘录交给了肯尼迪。
美国的绝对核优势再加上“朱庇特”导弹的部署使得莫斯科开始怀疑：华盛顿已将第一次核打击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档案显示，在1961年柏林危机（第三次柏林危机，柏林墙就是在此次危机中建立）期间，肯尼迪政府曾对这种选择有过仔细考虑。
斯腾认为，赫鲁晓夫作出将核弹运往古巴的决定，这一点都不值得惊奇。为了论证这点，他还提到了大量学术著作，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历史学家飞利浦·纳什于1997年发表的简洁报告《十月的另一批导弹》（TheOtherMissilesofOctober）,报告中提到那些肯尼迪下令部署的“朱庇特”导弹才是“促使赫鲁晓夫最终作出决定的关键原因”。根据报告，赫鲁晓夫是在1962年5月作出这一决定的。他对一名心腹说，美国已经“用军事基地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运往古巴的导弹将帮助他们对抗“无法容忍的挑衅”。赫鲁晓夫本想在美国发现导弹部署之前偷偷地把生米做成熟饭，他以为美国作出的反应会跟他之前在“朱庇特”导弹问题上作出的反应类似——口头上的谴责说了一大堆，却没有任何威胁或者阻挠部署的行动，无论是使用军队，核武器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赫鲁晓夫在退休后接受了美国记者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Talbott)的采访，他解释道：美国人“将能体会到敌人的导弹指着你时到底是个什么感觉，我们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肯尼迪政府想要摧毁卡斯特罗政权的想法，也是赫鲁晓夫情有可原的动机之一。毕竟，美国政府入侵古巴，并开展了一系列暗杀和准军事袭击（指的是中情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还在加勒比海地区举行了明显是为激怒苏联和小跟班古巴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如斯腾和其他学者所言，就像美国为其盟国提供核保护伞以遏制苏联的颠覆与进攻一般，美国的上述行动迫使苏联安装导弹，以阻遏美国“秘密或公开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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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值得注意的是，那份已经被斯腾仔细研究过的录音带显示，肯尼迪和他的助手对于当时核态势的评价与赫鲁晓夫并无二致，因此华盛顿在导弹危机期间采取的是警觉和对抗的姿态。10月16日危机第1天，在讨论赫鲁晓夫向古巴运送核弹的动机时，肯尼迪说了一段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史上最心不在焉（或者是最讽刺）的话：“他为什么要在古巴部署导弹？…这就好比我们突然开始在土耳其部署一大堆中程弹道导弹。要是我我肯定会这么想，这么做太TM危险了。”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Bundy）立刻指出：“嗯，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总统先生。”（是的大王！是我们把炼丹炉调成煲汤模式的大王！）
一旦理清了顺序，肯尼迪就开始反复宣称“朱庇特”导弹与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是“一样的”。腊斯克在讨论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动机时引用了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McCone）的观点，他认为赫鲁晓夫“知道美国有着巨大的核优势，他也知道我们对苏联核武器的恐惧程度远远低于苏联对我们的恐惧程度。而且，我们的核武器就在他们边上，就在土耳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Taylor）也早已承认，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其具有缺陷的洲际导弹系统”。
肯尼迪和幕僚们都明白，古巴的导弹不会改变战略核平衡状况。尽管他在10月22日的电视讲话中将这些导弹称为“对美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危险”，事实上，他已意识到，正如他在危机第一天对执行委员会说的那样，“无论是被一枚从苏联打过来的洲际弹道导弹炸飞，还是被一枚从九十英里外打过来的导弹炸飞，这没有任何区别。地理距离的远近并没有那么重要。”至于美国的欧洲盟友，肯尼迪继续说道，“他们会这么说：就算这批导弹以最坏的情形出现，这也并不会改变核平衡状况。”
就像总统亲口承认的那样，导弹与美国距离的远近，是无关紧要的：从苏联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与从古巴发射的导弹在飞行时间上的微小差距并不会改变导弹击中目标造成的后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与从古巴发射的导弹时间相同，甚至更快，因为这些导弹早就被装进了潜伏在美国海岸线附近的苏联潜艇中（当然，美国也对苏联做着相同的事情）。而且，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同，古巴的导弹在发射前需要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鉴于美国空中和卫星侦察的效率（它们已经拍摄了大量显示苏联与古巴泄露出来的导弹照片），如果苏联要发动一场导弹袭击，比起苏联的战略轰炸机、潜射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几乎肯定有多得多的时间发现古巴的动作并对其作出反应。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McNamara）说：“导弹就是导弹。至于你是被一枚从苏联飞过来的导弹炸死，还是被一枚从古巴飞过来的导弹炸死，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执行委员会第一天会议上，邦迪问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古巴的中程弹道导弹会对美国的地位产生什么战略冲击？战略平衡会发生多大的变化？”麦克纳马拉答道：“完全没有任何影响。”随后邦迪表示他完全支持这一判断。第二天，总统特别顾问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Sorensen，顺带一提，他是《肯尼迪传》的作者）对执行委员会备忘录中的观点进行了总结，然后提交给肯尼迪。他写道：“（与会人员）普遍同意，这些导弹即使是在完全运作的情况下，也不会显著地改变均势，也就是说，即使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也不会有更多的导弹在美国领土上爆炸。”
我们可以对索伦森关于突袭的评论展开联想：尽管古巴的导弹没有什么核威慑力，但它们却能妨碍美国进行一场成功的第一次打击，这大概也是赫鲁晓夫部署导弹的理由之一吧。倘若如此，那么导弹起到的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作用：它增强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威慑，因而减少了爆发核战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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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导弹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肯尼迪政府却用一种十分危险的方式迫使苏联将其撤除。总统向一个核大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是一项惊人的挑衅行为，并且立刻制造出了可能走向大灾难的危机。他下令封锁古巴，现在我们知道，这项战争行为只差一步就把美苏两国推入了核冲突的深渊。饱受困扰的古巴人民十分愿意接受盟友的武器，所以苏联部署导弹的行为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但是封锁行为，即使美国政府美其名曰“隔离”，就像执行委员会成员承认的那样，却是违法的。当年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回忆道：“我们面临的法律问题就是，他们的行为并不违法。”肯尼迪和他的幕僚们专注地策划着对古巴的入侵和对那些苏联导弹的空中打击，而这些行为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如今看来，由于美国已经采取的极端措施或者正在严肃思考中的解决之道，美国对危机作出的种种反应，都使得苏联有理由部署导弹，部署导弹的数量甚至还应该增加。
在执行委员会一开始的会议上，麦克纳马拉就洞察到了导弹的重要性：“说实话，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事问题，…这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对此这样解释：“你必须记住，打从一开始，肯尼迪总统就说，无视这些导弹，这是我们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的。他说的不是军事上，他说的是政治上。”而造成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肯尼迪政府对卡斯特罗政权引人注目且激烈的敌对导致的。肯尼迪曾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承认，在欧洲盟友看来，美国的立场是顽固且略微疯狂的。
但是肯尼迪政府还面临着一个比内政问题更严重的灾难，用助理国务卿埃德温·马丁（EdwinMartin）的话说，这是一种“心理因素”：一旦对古巴示软，“我们就像是回到座位上，任凭其他人对我们为所欲为”。他坚持认为这“比直接的威胁”更加危险。肯尼迪与其幕僚对此大加赞同。而在索伦森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尽管执行委员会一致认为古巴的导弹不会改变核平衡态势，但是他们也同时认为“美国不可能容忍（在古巴）已知导弹的存在。”“倘若我们还想让盟友和敌人继续相信我们的勇气与承诺”（备忘录中特地强调了此句）。欧洲盟友（更别提苏联了）坚持认为华盛顿应该抛开对这些无形之物的执念，但索伦森驳回了这一观点。在权力的游戏中，硬实力比心理感召力更重要，索伦森认为“这一观点虽有些逻辑，却根本站不住脚。”
确实，华盛顿为了对付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安全威胁竟不惜冒着核战争的风险，其主要原因几乎肯定是维护自身信誉。肯尼迪及其幕僚曾在会议上讨论对付古巴与苏联的军事行动，他们都知道这样的行动会导致毁灭世界的战争。就在同一场会议上，总统说了这样一段话：“上个月我说我们将不会[允许古巴境内存在苏联的核弹]，上个月我本应该说…无所谓。但是当我们说出我们将不会[允许古巴境内存在苏联的核弹]，而[苏联]还是在安装导弹，我们又不做些什么，那么…我会认为我们…面临的风险增加了。”
肯尼迪与其幕僚所面临的灭顶之灾，虽有不同，但却相关。第一个风险是美国的敌人会将华盛顿视为怯懦；知晓这批导弹的存在，肯尼迪说，“使它们看起来跟我们平等，而且”——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Dillon）插话道：“我们对古巴人感到害怕。”第二个风险是美国的伙伴一下子就会开始怀疑一个信奉绥靖政策的国家是否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值得依赖。
事实上，邦迪承认，当得知美国为了邻国部署了几枚中程导弹这种无足轻重的战略状况而威胁发动一场核大战，盟友们都惊呆了，这些盟友早已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多年（苏联也是这样）。在1962年10月那气氛紧张的几天里，充当美国的盟友，就像戴高乐警告的那样，无异于“被人灭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肯尼迪和执行委员会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无论华盛顿在表明其能够履行承诺的决心后得到了什么，人们反而开始失去对其判断力的信心。
这种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依据的是（现在也还是如此）扎根于学校操场的纸上谈兵，而非经过冷静估计的战略现实。它使（现在还是如此）美国处于一种十分奇怪的境地：美国的首要任务本应是避免战争，而现在却成了为维护信誉而走向战争。
如果肯尼迪政府面对的首要内政问题使其需要移除在古巴的导弹，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看起来似乎就相当明了了：美苏两国在私下达成协议，撤走各自布置在土耳其与古巴的导弹，而非发出一个要求苏联撤走导弹的最后通牒。（回想一下，肯尼迪政府早在10月16日就发现了导弹，但却在10月22日才向美国公众宣布了这批导弹的存在并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
但是，肯尼迪政府却不是这么做的。政府只是单方面公开要求苏联撤走导弹，并开始封锁古巴，这导致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危机在10月22日爆发。在危机发生后，那些有头脑的最明智的观察家们，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官们、《曼彻斯特卫报》社论的主笔们、还有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和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都认为上文所述的导弹交换计划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解决方案。为打破僵局，赫鲁晓夫本人也在10月27日公开提出了这一方案。根据肯尼迪政府的美化宣传（人们也长期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华盛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莫斯科的方案，并且，在肯尼迪的坚持之下，依然迫使苏联单方面撤除导弹。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根据被解密的相关档案和许多当年参与者的说法，导弹危机确实在美苏两国秘密撤除“朱庇特”和古巴导弹后才得以化解。肯尼迪甚至还扬言，如果苏联泄露了这一解决方案，他将立即取消这一决定。他这么做的理由与引起了这场危机的理由是一样的：国内政治和维护美国责无旁贷的大国形象。一份解密后的苏联电报也显示：总统曾派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总统的弟弟）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Dobrynin）进行秘密交换，罗伯特坚持将苏联肯定这个协议的信件归还给多勃雷宁。他解释这封信“会对我未来的政治生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在肯尼迪政府中，只有少数人知道这笔交易。执行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包括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在内，对此都毫不知情。为了隐藏秘密，许多人，包括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在内，都对国会撒了谎。肯尼迪和其他人的默示鼓励了对史蒂文森的人格诋毁，将他描绘为一个“想要达成慕尼黑协定”的绥靖主义者，因为他建议与对方做交换，而这些人大声坚持说这种交易是政府绝不会允许的。
斯腾与其他学者繁重细致的准备工作还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新发现。斯腾认为罗伯特·肯尼迪在危机期间扮演的角色与他朋友在传记和回忆录、他自己在死后出版的《十三天》（ThirteenDays）中描述的不同，他并没有扮演一个调停人和政治家的角色。事实上，他是总统顾问中最坚定与鲁莽的鹰派人物。他提出不要封锁，甚至不要空袭，而是对古巴进行大规模入侵，因为这是“我们消灭卡斯特罗的最后机会”。斯腾由此得出一个可信结论：“如果当上总统的是罗伯特·肯尼迪，而且他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达的观点获得通过，那么核战争几乎肯定是会爆发了。”他列举种种理由痛斥了拍马屁的施莱辛格（Schlesinger），因为施莱辛格写的史书“不断地篡改和掩盖真相”，“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误导作用”，这本书不是为学术而写，这本书是为服务肯尼迪家族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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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腾和其他学者推翻了施莱辛格与肯尼迪的其他信徒对事件的颂扬化版本，但修改过的编年史仍然显示，肯尼迪在处理危机（再说一次，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搞出来的）中的行动还是理智、负责、有勇气的。这还显示启示了我们一种潜在的情形：在面对那些混充硬汉的顾问们好战且近乎一致的反对意见时，肯尼迪最终接受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导弹交换计划。肯尼迪头脑冷静地告诉执行委员会：“在联合国中的任何人，或者其他任何有理性的人看来，这看起来是一次十分公平的交易。”“大部分人以为，如果有人向你提出了一桩公平的买卖，你就应该再从中占点便宜。”他清楚地明白，如果在苏联公开提出一项如此合理的交换方案后，仍发生了一场几乎肯定会导致核交火的战争，他和他的国家将遭到历史和整个世界的谴责。历史学家罗纳德·斯蒂尔（RonaldSteel）指出，赫鲁晓夫的提议“使得白宫的顾问们感到惊愕，至少不是所有顾问，因为它看起来相当公道。”
虽然事实上肯尼迪同意了与赫鲁晓夫的导弹交换计划，并稳重地处理了这场冲突，但是这场冲突仍留下了严重后遗症。通过成功地对副总统、当时的外交决策者和战略家、还有美国公众隐瞒了这笔交易，肯尼迪与他的团队补充了关于美国关于侵略的定义，并为其作出了危险的注解。由此美国发展出一套通过升级军事威胁与行动来对抗侵略的方法，这成为了一项成功的国家安全战略，确实是成功的，但确是有限定的成功。
总统和顾问还补充了一个与之相伴的观点：美国不仅要将那些直接损害美国安全的情况和力量作为威胁，还要将那些可能简介损害美国在世人眼中决心的情况和力量同样视作威胁。这种隐藏的算计方式导致了美国在越南的灾难：这是一次解释失去一个战略上无关痛痒的南越南可能会损害美国的信誉，因而危害美国的安全的尝试。麦克纳马拉的亲密助手，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McNaughton）承认：“自动地把越南纳入我们的重要利益范畴，确实有些矫揉造作。”肯尼迪在导弹危机期间作的全国讲话中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对侵略行为听之任之，最终侵略将发展成为战争。”他解释道：“如果我们想让朋友或对手相信我们的勇气与承诺”，美国就不能容忍苏联的这种行径，即使，我再次这么说，他在私下里承认导弹的部署并不会改变核平衡态势。
这种升级后对侵略的定义（十分宽泛的定义）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毕竟，美国侵占伊拉克并没有吓倒卡扎菲，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没有吓倒2003年的萨达姆，美国解放科威特的行动没有吓倒米洛舍维奇，美国对巴拿马的干预没有吓倒1991年的萨达姆，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干预没有吓倒诺列加，美国在北越发动的战争没有吓倒格林纳达强人哈德森·奥斯汀（HudsonAustin），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对抗当然也没有吓倒胡志明。（译者排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61－1973年越南战争，1979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1991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1999年美国参与科索沃战争，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其中没有提到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的事）
更有甚者，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外国力图对抗具有压倒战略优势的美国（其国防开支几乎与世上其他国家的总和相当）这一事实本身就危及美国安全；此观点其实大谬不然。就像肯尼迪及其幕僚在苏联的活动中看到威胁一样（苏联所抵消的，是实际上造成不稳定的美国核霸权），如今，自由派与保守派都有一个矛盾的比方：为了保证美国的安全，必须要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也就是中国后院的战略主导地位，以对中国进行“平衡”。这意味着，即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承认美国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华盛顿仍将北京企图修正其原本弱势地位的举动视为威胁。可是，美国的姿态反倒是更多地揭示了自身的野心。读者可以试想一种与现实相反的情况：中国的空军与海军统治着北美大陆架，并显示出潜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肯定会想要抵消这种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从加拿大北极地区到火地岛，从格陵兰岛到关岛，美国不会容忍另一个大国的插足。如果其他大国只是享有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更少），这当然肯定不会危害美国的安全。
这套晦涩的战略——对名誉的错误执着，对安全定义的危险扩展——折磨着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还有自由派与保守派，这套战略与需要洞察权力、利益、环境的治国之术是对立的。如果美国继续坚持这种立场，美国将很容易因为为了履行军事承诺，而为一些琐碎小事对一些非战略要害地区进行干预，最后走向毁灭。如果美国继续坚持这种立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在令人厌恶且又毫不协调的国家、个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患上顽固而混乱的偏执症，尽管这并不一定会有致命危险。
最后译者再根据全文内容对第一段话进行吐槽：
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和他的助手们震惊地得知（之前国内已有人发出类似警告）：在未遭受挑衅的情况下（美国在土耳其安装中程导弹挑衅苏联），苏联正在古巴安装可携带核弹头的中型中程弹道导弹。这些进攻性武器是关乎美国存亡的新生威胁（其实无关大局）。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中，苏联大大地提高了赌注（只是为了应对美国之前发出的威胁而已）。美苏走向核战争边缘的序曲就此奏响。10月22日，别无选择的（确实是别无选择了，但不是美国，是之前已经捅了好几个大娄子快要倒台的肯尼迪政府）总统发表了一份电视讲话，讲话中，肯尼迪表示政府已得知存在着一批非法导弹（符合国际法准则），并下达了要求撤走导弹的最后通牒，还宣布了一项为迫使古巴遵从美国要求而将要采取的“封锁”措施。在小心避免激怒苏联与冷静应对其对抗措施的同时（这份通牒就激怒了苏联），肯尼迪与他的助手们没有做出任何妥协（最后妥协了）。苏联一会儿想在解决危机时扯进一些外部议题来讨价还价（要求美国撤除土耳其的导弹），一会儿又气势汹汹地指责美国开展挑衅且违反国际法（美国封锁古巴的行为和在土耳其安装导弹的行为），但是总统和他的助手们沉着地顶住了压力（一群助手全是主战派，就肯尼迪顶住了）。在长达十三天的紧张危机中，美苏两国一直相持不下（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很公平的解决方案，美国公开回绝）。由于肯尼迪政府的冷静应对和出色的危机管理能力（正是肯尼迪政府的错误反应才酿成了危机），如总统特别顾问亚瑟所言，“在强硬而克制的意志（总统连美国在土耳其装了导弹这件事都不知道）、精神与智慧的共同作用下，肯尼迪政府对这场危机的卓越控制和精确调整终使世人惊奇”（这就是作者说的给肯尼迪家族拍马屁的马屁精，肯尼迪政府处理得一塌糊涂）。在美苏两大巨人的对视比赛中，苏联领导人终于眨了眼睛：莫斯科撤去了导弹，灾难终被避免（美国在随后秘密撤走部署于土耳其的导弹，这次危机使得美国对安全的定义大大扩展，导致了一系列恶果）。
还真如原作者所言，没一句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