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年份作为线索穿行于文学作品，读书是非常需要作者这种良性的联想的。荐之共赏；问好作者。

　　一九八八年，我出世。那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的村庄，开始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我分到八分地。也就是说，我本质上是个农民。在一九九零年，我弟弟出生，那时春风已经吹过了，他没有分到一点地。用村里的话来讲，他是个“黑人”。从这点上来说，他已经不是农民了。但是他的户口在农村。在身份的认知上，他比较尴尬。

　　时间回到一九六六年，那年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的十年间，整个中国处于癫狂的状态。红卫兵们意气风发，造反派的文争武斗，后来就是浩浩汤汤的知青下乡。关于这十年，中国历史课本叙述是一些笼统的官方评介。对于那癫狂的十年，70后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记忆。但是80后90后，对那段惨痛的历史的认识是模糊而笼统的。去年有个新闻，说某大学两个女大学生状告老师“反革命”，因为那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一些“文革”的那些事。当时，那两个女生眼里噙着泪水，认为老师诬陷了“历史”。毫无疑问，女孩的善良的。王安老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是“我们”，一是“他们”。（王小波《寻找无双》）无疑，女孩把老师当成“他们”了。我班上有个同学，每次迟到都会把右手举到耳边，一个立定，然后高喊一声，报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过关于“文革”的历史书不多，但也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各地是有“军代表”的。那个军礼报告是不是“文革”的遗风呢？不得而知。

　　那十年到底怎么样的十年呢？历史课本上语焉不详，我也很少听见老一辈讲过。在我印象中，我仅仅听我大伯讲过几次。然而，他的口吻却是中老年人追忆少年时的风华，说到为合作社干活时的狡猾，自己就不禁开怀大笑。说起批斗，也是这样口吻。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我认为有助于我们从侧面理解那个时代。虽然奥威尔不是描写我们国家，而且他的小说貌似“科幻”。因为此书写作时间为一九四八，而奥威尔本人也在一九五零年因病逝世。所以，从写作时间和作者生命的局限来看，《1984》无疑是一本“科幻”小说，因为他在描写未来。然而，我在阅读本书时感到触目惊心，从我了解的仅有的历史来看，好多情节很契合似曾相识。前不久，我方在《南方周末》上得知，中国文字经历了那么一次惊心动魄的遭遇，差一点就成了拼音文字了。在《1984》中，有类似的情节，就是一些专家学者苦心造诣地创造一些“新话”。这些新话的责任就是厘清割裂“英社”与历史的关系。然而，“英社”当局的努力还是杜绝不了人们“想入非非”。史密斯·温斯顿对记忆中模糊的童谣如此渴望：

　　圣克利门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前我三个铜板，
　　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肖尔地区教堂的钟声说，等我发了财。

　　对于欧亚国中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首歌谣就是与历史唯一的联系。在真理部工作的温斯顿的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的篡改历史。党的核心人物奥勃良说，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也就是说，在欧亚国中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个御民的工作，篡改历史只是维护统治的一个手段。真理部的工作就是要历史发展符合”老大哥”的预言，把“老大哥”塑造成一个神。因为上帝是万能的，所以“老大哥”成了大洋国的上帝。总而言之，英社的做法就是要阻止人们“想入非非”（“想入非非”见于王小波的小说《红拂夜奔》）

　　最触目惊心的我认为是思想警察，根据书中所描写的，每个人都是思想警察，一些小孩会偷听父母的谈话，然后举报父母“想入非非”。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有二：好的方面是巩固的英社的统治，强化了老大哥的权威；坏的方面是人民丧失了人性。温斯顿走进无产阶级住区时，一个导弹飞了下来，炸死许多人。一只胳膊飞到温斯顿的脚下，温斯顿毫无表情地踢飞了。后来，在温斯顿在一阵惊悚，对自己毫无人性的行为深感悔意，不过这已经是他跟裘莉亚偷情后的事情了。

　　《1984》中有两个极为关键的词，一是“老大哥”，一是“双重思想”。其中的核心是“双重思想”，在这个核心的指导之下，“老大哥”出现了一个“一生一世”的敌人——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关于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这个人，跟老大哥一样神秘，存不存在也像老大哥一样，是个迷。他出现的目的就是供外围党员在仇恨周时期批判用的。据说，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以前也是党的核心，后来反对老大哥就逃到外国，而且通过个人的影响力，组织了一个神秘的“兄弟会”——这个组织类似金庸小说中的“天地会”，是反政府力量。但是，“兄弟会”远比“天地会”神秘，把成员集合——不知道用这个词是否合适，因为成员之间根本就没有联系，也没有“天地会”常规活动——只有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这个名字。在兄弟会中流传一本虞埃尔·果尔德施坦著作，批判英社的三大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毫无疑问，这是三个悖论。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解释不通。在虞埃尔·果尔德施坦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英社的牵强附会，看到了英社的虚伪。由于虞埃尔·果尔德施坦的存在，所以欧亚国内总是有那么一小股反抗力量。根据英社所体现出来的统治艺术，我们有理由相信，虞埃尔·果尔德施坦是“故意”的，也就是说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只是英社的工具，目的就是引蛇出洞，为了更好控制外围党员的思想。奥勃良对温斯顿裘莉亚说过要为了兄弟会可以做任何事情。兄弟会的要求好像今天那些恐怖组织对其成员的要求。换言之，兄弟会是个恐怖组织。但是，这个兄弟会不是一个实体，而只是一个概念。奥勃良的双重身份（一是核心党员，一是兄弟会的成员）也可以的出兄弟会是英社的工具这一个结论。后来，温斯顿裘莉亚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终于被思想警察带进了友爱部了，而审讯温斯顿的人就是奥勃良。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说，老大哥就是虞埃尔·果尔德施坦，他们互为阴阳。

　　在苏东剧变之前，世界上还有着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就是其中一个。关于罗马尼亚那段时期的情况，在诺曼·马内阿的随笔《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有些灰暗。在我看来，《1984》与马内阿的书可以互读。从书名中可以看出，马内阿讨论了政权与艺术创作的问题。从马内阿所描述的情况来看，罗马尼亚在思想控制方面有点紧。马内阿在书中还透露了一个细节：生活中充满了告发者，而最令马内阿痛心的是，告发者是作者的好朋友。这就是说，那时的罗马尼亚的思想控制之网已经铺向私人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章诒和在《南方周末》中登有一篇长文《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读之令人毛骨悚然。当然，一家之言不可信。其中的谁是谁非，岂是我这个80后所能了解的呢。那段历史，离我太过于遥远了。
　　
　　王小波在《青铜时代》直言不讳的说受了乔治·奥威尔的影响颇深。说实在的，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王二跟陈清扬的性爱有点超乎我的理解范畴，在我看来，他们完全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后来，读到《1984》的一段文字，我才恍然大悟：

　　他一碰到她，她就是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她就好像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她动手抱她的时候，他觉得她在用全部的力气再推开他。她全身肌肉僵硬使他有这个形象。她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既不反抗，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过了一阵之后，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能勉强同她一起是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她说，他们只要能过做到，就要生个孩子。这样，一个星期一次，只要办不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一次。她甚至在那一天的早晨就提醒他，好像这是那一天晚上必须完成的任务，可不能忘记一样。她提起这件事来有两个称呼。一是“生孩子”，另外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真的，她确实是用了这句话）。不久之后，指定日期一临近，他就有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幸而孩子没有出世，最后她同意放弃，不久之后，他们就分手了。

　　温斯顿跟裘莉亚爱情是真正的爱情，不是所谓“上级任务”。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性爱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可谓谍影重重。每一次约会都是要经过精心策划，简直就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反谍战。我的感觉，王二跟陈清扬的性爱在某个层面上是温斯顿和裘莉亚性爱的一个延续。不过，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笔调把奥威尔阴郁给稀释了。

　　《1984》中还有许多值得细说的东西，然而，我读书读得很泛，只能在这些表面的东西发表一些议论。我觉得把《1984》《黄金时代》《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一起读的话，会得到许多有趣的教益。《1984》中有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承认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2008改革开放的成果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无比自豪。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历史问题我们必须弄得清楚一些。比如说，我弟的身份认知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一个户口就是压在他背后的巨石。现在，我弟在城市里打工。当然，是最底层的打工仔。福利还没有覆盖到他。这是比较悲哀的事情。好在我们国家一直在进步，这是我欣喜的地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在苏东危机中得以生存，这本身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只是，我现在觉得有些问题应该跟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讲讲了。要不，又出现“反革命”的状告，确实是对进步是一种讽刺。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是写到一九八四年，好在我生于幸福的年代，一九八八。
　　
　　另：
　　《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译文出版2008年版
　　《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诺曼·马内阿章艳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
　　《黄金时代》王小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