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三公经费”的公开，到了如今也有了三分之二机关做了大概其的公布。但这看上去像好事的活动，好像不是太让人满意。
　　
　　比如计生委出国费超过50%，就很令人费解。中国计划生育虽是国策，但似乎也无他国愿意模仿，计生委出国交流什么？这当然可以为“三公经费”的无度做一个旁注，但还不算特大的要害。因为公众想不通计生委为什么要出国，计生委未必拿不出他们以为正确的理由，只不过没有说而已，说不准说出来还挺像回事的。因为计生委是端端正正的国家机关，这些费用的日常处理，有必要的报销程序。这个流程要是公布了，可能真就是很合规章制度的。
　　
　　可以说哪一个中央机关花的钱都有理由，都符合其对应的财务管理制度。那种打白条给民工当工资的违法事情，中央机关可能不存在。即使有点违规违纪，只要不是私人独吞了也都说得清楚。一人为私，两人即公，这是官场不成文的规矩，不可思议处不足以对外人道也！
　　
　　这次“三公经费”的公开已属意外之极的事，还轮不上问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因为公开之前，就没有见谁提过这方面的要求。此时见官家花了这么多钱，就要大动干戈，接下来谁还敢如实公开呢？有道是不怕知道出问题，就怕不知道出问题。这虽然有点背叛中国自古形成的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但总算进步了，虽然这进步看上去连走过场都不太像，不过公共财政的公共二字的形成，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有了这个渐进式改革的习惯做底，不怕慢就怕站就很好，我们需要有点耐心。
　　
　　假使真的有点耐心的话，令人生疑的就不该是计生委出国，而是财政部的招待费怎么那么少？有人说这是因为财政部从来都不请人吃饭的，因为它有财权，吃请都是给你面子。其实不一定，国税总局也很有权，有时吃请也很给面子，它的招待费就很高。这里面的奥秘恐怕是比计生委出国还难以琢磨。不过有一点肯定是清楚的，即所有的收入都有成本的，财政收入也不例外。财政收入的大头是收税，收税成本就是财政部的成本，财政部不吃，却让负责为它收钱国税总局大吃（暂时名列第二，仅次于中国科学院），成语“上梁不正下梁歪”，恐怕要故事新编为“下梁不正上梁歪”了。
　　
　　但这都不算要害。这次最大的要害有二，一是这次三公经费公布的次序和方式；二是车辆的费用太高。
　　
　　先说一。这次三公经费公开是从中央本级总数开始的，然后要求各机关公布。是否有点本末倒置？钱是各部委花的，不是归到到一个总数花的。姑且因为大姑娘上轿头一次，需要从上到下的改革，下一次恐怕不能这样。不过这可能相对容易做到，只要在这次总结经验之后，事前就约定各机关每年应该于何时，按照什么格式公布就可以了。且从财务技术上说这不是一件难事。
　　
　　“三公经费”即使按照中国预算要求的四条，做到“类、款、项、目”也不需要机关的老爷另外做账，只要把自家账本拿出来晒就可以了。而且相对轻松，不要求你晒出全部的账目，只拿三个细分收支项目的账本，这些数字哪家机关不是现成？
　　
　　但第二条就不好办了。94.7亿元的三公经费，车辆费达61.69亿元占比65%。而且是普遍高，普遍高于50%。
　　
　　若说计生委去年出国可能事出有因；财政部不吃喝，国税总局吃喝也有逻辑——去收缴大户的税，请大户吃个饭，在中国人际关系里不难理解。对大户退税都可能，若请吃饭则可以不退税的话，当然请吃更划算。可是车辆为什么集体都这么高？这可能就是体制性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管理吃喝可能有办法，不让不该出国的人也可能有办法——这两个方面搞一个最高分，枪打一个出头鸟保一时太平，不算什么难事。
　　
　　而不让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不坐车就没那么容易。即使被媒体广泛赞美为最佳三公费用公开的审计署，也花了1114万元养206辆车；这还不够用，去年还新添了四辆车，虽说是按照标准配置的，但最便宜的也得25万，当然这不算什么好车。但去年东莞人均收入（号称藏富于民的地方，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为22882元）的13.36倍；更是全国人均收入（13.8亿人只有2400元）的104.17倍。审计署之最佳三公，也很像中国的基尼指数。
　　
　　于是只能宽心地想一想现时的中国官员真的不缺吃，不缺玩，这两项就少用了多少国帑？只坐个公车怎么了？
　　
　　浪漫地想一想，这可能还是古代遗风也未可知！因为小汽车刚到中国时被看做奢侈品，CAR被翻译为小轿车可算证明，所以坐公车可谓继承古代官大人必须坐轿子的遗风。但假使真这么浪漫，此风恐怕就不好改了。几千年都是官符号，想在今年公开明年就下轿，改骑自行车坐地铁，怎么估计都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