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统统都分给了各私人户。转眼间，家家户户都拥有五亩以上的土地，人们在欢天喜地庆有余的同时，就是起早贪黑作务自己的责任田，再也没有了往日那吃大锅饭磨洋工的情绪。几年时间，各家就都有了一些余粮。
　　
　　人们在解决顿顿有饭吃的问题后，这才回过神来考虑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村里个别胆大且能抹下脸面的人，利用农闲出去做生意，在街面上摆个修配钥匙、拉链的摊点，或赶集卖个袜子、帽子、围巾之类的小货物，为自己的小日子能过到前头去而忙碌着。他们的做法既得到了极少数人的支持，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嘲弄与忌妒。
　　
　　那时，因为人们刚刚从饥饿中摆脱出来，对摆摊设点缺乏勇气与胆量。只能陶醉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乐趣之中。回家就躺在三、五个人合挤的土炕上，吃的是高粱面或玉米面搅和黑麦面蒸的馒头，穿的则是补了又补的衣裳，哪能感受到做生意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这时，我们村驻进了一位从上面派下来的姜局长，这位山东老头来到我们村子后，整天在村里村外到处转悠，还用笔在本子上不时地记着什么。肩膀上斜挎着一个“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包里装着一部收音机，发出叽里哇啦的声响，吸引着一群孩童跟前跟后。有一天，只见他当着众多乡亲的面，将带手表的右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说道：“先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七十多天后，全村人就真的用上了自来水，姜局长彻底改写了我们村，人老几辈从30多丈深的井里绞水吃的历史，这是全村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人们在尝到了解放生产力的甜头后，干劲越来越大。腾出了更多时间去作务庄稼，然后发展家庭经济。有些人凭借自己精湛的瓦工手艺，跟随建筑队进城揽活去了；有些人为了照顾家庭，便在我们乡办的磷肥厂、电石厂、造纸厂、机械厂上起了班；还有些人干脆自己干自己的，撑起了这摊点那摊点。
　　
　　而作为公家人的姜局长，他为了尽快让全村人掌握科学种田的技术，曾多次在杨凌西北农科院请教专家教授。每天晚上又借着灯光，从黄挎包里掏出笔记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解科学种田的好处。他看到西沟百亩原坡地，因坡陡沟深，而无缘承包给群众，闲置在集体的名下时，就采取筹劳付薪的办法，利用一个冬里的时间，带领80多名男女村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硬是将这多年都不见庄稼的斜坡地，平整成为人们抢手的水浇田。记得姜局长完成驻村任务后，离开我村准备返回城里的那天上午，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出来为他送行，场面十分感人。
　　
　　由于风调雨顺，加之人们科学种田，庄稼连年丰收，村民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了。自顺义第一个端回了14寸如意牌黑白电视机后，我们村里就隔三岔五，不是东家兴高采烈地抬回双欧牌洗衣机，就是西家精神焕发地搬进高低立柜、沙发茶几。不知不觉，全村刮起了添置家电、更换家具的风暴。
　　
　　然而，最让人们为之振奋的还是在西安做建筑活的满顿突然回家来，买了一台35型拖拉机拉货跑外做生意。满顿的行为，立即带动了村里的一些想买车，而苦于找不到活路的人家，不出一年时间，村里又增加了十二台拖拉机，他们在满顿的影响下，做起了为区县拉砖运沙的生意。十三台拖拉机让全村的父老乡亲看到了发展经济的全部意义。人们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激励下，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发展经济的步伐迈得更大了，科学种田的方式方法更活了，赚钱的路也更加广阔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村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建房热，人们纷纷将原先的土厦房全部刨倒，建起了一排排整齐洁净、亮丽如画的砖瓦房。
　　
　　如今，我们的村里人在住房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和城里人一样注重追求房屋结构的安全性能和内外装修的舒适效果。在一日三餐的饮食上，也讲究主副食与各种蔬菜的有机搭配。穿衣更是从原先的一衣多季到现在的一季多衣，从薄到厚，春、夏、秋、冬人们都有好几身。看着乡亲们骑着摩托，开着小车在回村的水泥路上悠然自得地穿梭，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不由得我又对岁月积累的芳香果实，产生了深深的留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