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人生第一次进行“田野调查”，我的一位社科院的亲戚充当了随行介绍人---为我敲门问路。有了他的存在，我的研究便利了不少，因为能认识的人自然会多一些、更“牛”一些。后来，在我规划每一次旅行之前，和当地的人取得联系是必不可少的。总是要有一两个有路子的人牵线，心里才会舒服一些。后来听一些国内读人类学专业的朋友说，他们去研究也全是导师教授安排好的。做这种田野调查，倒也省心－－去了就问、问了就走、走了就写。写的东西呢？我总觉得这些文字像是某种被计划的产品－－－里面有“最合适”的人、“最权威”的人、“最有影响力”的人。
　　
　　我厌倦了去寻找“最什么什么”的过程。我选择了民俗音乐为我今生的事业，那我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发掘更多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完成一个个研究任务，我的人生也不该是用“最”来书写。因此，我总想看看在“最什么什么之外”我还能发现什么。没有熟人的帮助，我是否还能顺畅地表达我的来意？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是否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和人用心沟通？除了完成一两件任务之外，我还能为我的人生学到什么？
　　
　　于是，我在这次旅行前没有联系任何人。这样做，烦恼总是在第一时间来到我身边。比如说，介绍信总是个敲门砖。就算有了介绍信，类似“光凭一封介绍信，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介绍给你。每次我们接待的人都是省委、文联介绍过来的人”这样的对待还是少不了的（当然，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更让人失落的事情是，有的人会首先询问“你有没有经费”这样的问题。我没有导师为我买单，也没有项目为我报销。有的人当然会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待他眼前的这位学生－－－仅仅就是个学生而已。
　　
　　我曾经害怕过这样一些问题：会不会见到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人”？“别人会不会因为我只是个学生而不尊重我？”“会不会因为我初次体验当地文化而嘲笑我”？后来我也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不懂？－－－没事，你还有余生让自己更懂一些。不懂可以让你以一个更谦虚的姿态去聆听对方，同时对方也有可能用最浅显的语言来给你讲解，这是一种幸运。千万不要不懂装懂，也不要在没有了解文化细节的时候就草率说自己的观点，更不要对一个事物评价一个好坏（那些是别人的事）。有了事先设定好的人事框架，也未必能带来便利。已经联系好的那些人，往往出于固有的印象而已经做出了一些判断（关于要引见你认识谁、去哪些地方、甚至是一些希望强加于你的观点）。举了例子，我就发现在莆田，当地人对两位收集民间音乐的前辈有着大为不同的观点，甚至是相当有争议的观点。如果我按照事先联系好的路数来探访，必定陷入其中的一方话语之中。
　　
　　不全面？－－－没事，你可以写你看到的，你可以通过再考究文献来定位你的视野。我的一位老师这样对我说过：“好的调查者可以在有限的经历和有限的视野内写出出色的作品”。这些人能写好，是因为他们能在写作中给自己找到一个说话的角度；人们爱读这些人的东西，往往也是因为这样的东西能读出一个调查者的心在哪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擅长从一两首简洁的古诗中去想像一个文化，远胜过一部滴水不漏的“科学考察录”的原因。说白了，文化的写作是需要直面内心的，文字中的世界也是由一个个关于内心的描写而组成的。哪里还有绝对的“全面”呢？
　　
　　对方懒得搭理你？－－－没事，一个不尊重别人、因为权势地位而拒绝别人的人，就算你采访到了，多半也是在撒谎。真的愿意帮助的人，那才是你真正需要寻找的人；我们眼前的“不顺利”，往往是没有缘份而已。而事实是：没有了带路的官员，迎接我的只有这样的话：“你们老远从北京过来，能认识就是缘份”。
　　
　　当我结束了这段旅行的时候，翻开我的包，里面躺着一张名片，上面这样写着：“一日光一日暗，光光暗暗过日子；三年风三年雨，风风雨雨渡年华。”我清楚地记得我从黄文栋老先生的手里接过这名片时候、读到这文字时候的那种感动。我想，那是因为我看到了黄先生作为百姓艺人的真性情的一面，我很高兴我们的对话没有从一个“您代表什么流派”这样的问题开始；我也很高兴老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咱们就慢慢聊，聊到哪里算哪里；太正式了，不好。”
　　
　　这样的旅行，带给我的是一种平静的心态。旅途中遇见的人，以平等的陌生人的身份进入彼此的对话，然后平等地交流人生体验和音乐。我不会期待他们一定要和我分享音乐资料，也不期待他们用对待贵客的方式来对待我。拿到什么、获得什么样的待遇并不重要，“能体验到什么”才是我希冀的。走过了这样的一段旅行，更让我相信：我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平等地、平静地被对待；永远像个学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