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总量挤身全球第二，甚至还有人预测中国多少年后的世界第一。但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面是中国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环境、文化等矛盾伴随而起，还因此引起激烈冲突。自由派学者将原因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倡导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但这样的观点并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有一批仁人志士更不甘心共产党就不能带领中国人民在市场经济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无论是重庆，还是广东，一个希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起之秀，一个希望在原来成果之上重塑新辉煌。于是，是倒退、还是中国特色；是作秀还是实干等争议四起，甚至骂声一遍。评论者戴着有色眼镜，缺少理性探索，结果是越想干事的越被质疑。
　　
　　三十年改革开放，是在缺少理论指导下的摸着石头过河，成就是伟大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资源浪费环境被破坏；铁路高速中的危机；腐败越来越烈、分配不公的怨气等都一一曝露。中国走在继续发展的十字路口，改革将向哪里去？这是疑虑，也成为社会不同阶层的共同吶喊。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基本以实证的方式，为争取时间，讲效率，不争论，向着市场经济，不管什么猫，抓到老鼠就好，也因此奠定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成就。
　　
　　今天，中国强调科学发展，在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以后，看到了遭遇金融危机、街头骚乱等后，西方模式走入瓶颈仍须探索的现况，中国能否走自己路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出现了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有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争议，有人甚至还把重庆和广东对立起来。
　　
　　可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有地方领导依然保留着创新的冲动，虽然有争议确也是中国发展的新亮点，虽然有诟病之处但体现的是百姓的希望所在。不管是重庆的“共同富裕＂还是广东的“社会建设＂，目的都为突破现有的改革困境，值得加以鼓励。可悲的是，有社会人士对这些现象，没有理性的思考和探索，没有研究，也不作实地考察，不合口味，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就简单的“大捧＂侍候。中国有很多怪现象，如维稳越维越不稳；中国是经济大国，也是贫穷人口大国等，而中国理论界、精英界越来越缺乏理论也是一大怪。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争取时间，我们不争论，要效率，发展成为第一需要。但三十年后，我们倡导不折腾，就需要审时度势，发展需要科学，分配更要科学。这就需要理论界，知识界更多的为执政当局提供智慧，总结经验，发现适合中国发展的创新模式加以理论提炼。知识精英具导向作用，中国社会的浮噪是因为理论界、知识界的轻浮，中国缺乏理性，是理论界、知识界没有理性而只有功利。微博时代，知识精英的理性探索尤为重要。
　　
　　最近，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广东模式、重庆模式对比”研讨会。主持人之一的著名学者茅于轼开场即表示：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
　　
　　与会者理性发表意见，没有“习惯＂的把重庆和广东对立，也没有“习惯＂地批判这两地的主政者。在指出不足中，更重要看到的是重庆、广东正在寻找突破改革难题的可贵之处。应该肯定，不少地方主政者都保守等待，而重庆、广东领导愿意出头为百姓做事，在改革困境中杀出一条路来所传递的信息是正面的。
　　
　　著名学者王占阳表示：“我认为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这是中国知识界的理性思考和探索，如果形成风气，必将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注入活力。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有过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的争议，每一次争议都是告别旧时代，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结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前，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触动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围绕“公”“私”之争的理论交锋也没停止。1997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稳步推进。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每一次争论结果都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三十年改革的既有发展路径已被东部沿海地区走到了极至，原发展路径三十年后已步入“困境与危途”，其表现为：经济滞胀、两极分化、环境污染、民生低迷、社会溃败、价值混乱等等。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告诫西部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另辟蹊径，以跨越式胆略与姿态，突破“改革危局”，超越“既定模式”。而东部沿海需要创新发展，走出原来的围城。这些都需要中国知识界、精英界的理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