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后不久，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发现了义乌。这些商人发现由于签证受限，去美国越来越难。当海关把商人的名字误认为是“恐怖名单”上的名字时，发生了许多逸闻趣事。2000年，前往美国的阿拉伯人一直保持在25万以上。截至2007年，数量已降到17万。当知道阿拉伯人不太可能光顾亚特兰大或芝加哥时，普通美国人可能感觉更安全。但是，世界已经变了。面对签证限制，阿拉伯商人以前可能待在家里，但现在，他们选择去中国义乌。

    对西方来说，这是不幸的时间。十年里，阿拉伯商人第一次有钱花。石油价格屡创新高，阿拉伯经济急速发展。2004年至2007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6%，与此相对，发达国家不过是2.9%。迪拜的建筑工业是这一地区新财富最明显的标志，它修建了一座棕榈形小岛、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场和一座最高的摩天大楼。但是，最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为了复兴商品经济，阿拉伯国家对进口敞开了大门。在1990年至2005年间，世贸组织允许了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七个阿拉伯国家加入。在十年的经济停滞后，阿拉伯国家不仅有钱花，阿拉伯商人进口外国商品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因此，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商人向海外进发。然而，在他们费力地获得签证以进入西方经济体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其他选择。

    中国是及时出现的替代者。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商品出口以每年30%的增长率飞速上升。北亚的厂商也向中国大陆大量外包生产。但是，真正的妙举是在2001年9月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同时推出的，北京非官方地决定放松签证限制。政策虽没有明显改变，但北京日益渴望吸引外商和外资。驻埃及的中国大使馆声称为埃及公民发放签证只需经过一个夜晚，而普通埃及人从申请到收到美国签证需十八个工作日。事实上，我提到的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声称在二十四小时内能收到签证，可见中国在商业上非常开放。

    如此行动的结果在义乌非常明显——在义乌的街道上，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在拜访义乌时，我打车前往“红客旅馆”，它是阿拉伯社区的一个组织，是多数新来者首先驻足的地方。“红客旅馆”是一群随意而又复杂的建筑的联合，中心的一个院子有萧瑟的树丛。它集旅馆、办公室、饭店、清真寺功能于一身，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服务。在其中散步时，我遇见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坐在院子里边喝茶边看杂志。我们聊了一会儿，直到我试探性地问更多有关阿拉伯社区的话题，“你不要问我，”拉希德说道，“问我的堂兄。”他拽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回廊的入口。我们沿着北绸周街道走了十分钟，一路边走边聊。

    最后，拉希德把我引到一个阿拉伯餐馆里，“我的堂兄在这里工作，你应该问他，他已在义乌居住了很多年。”他说道。这个餐馆是奇怪的文化融合体，而阿拉伯的装饰物使它看起来与普通的中国餐馆稍显不同。餐馆的角落里耸立着巨大的塑胶棕榈树，这是表明文化纯正的小尝试。我被介绍给拉希德的堂兄，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他已在义乌居住十年，与当地一个中国女孩结婚，“我们的餐馆是这儿开的第一批阿拉伯餐馆之一，”他说道，“但是，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他拿起手中的烟，“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太难以置信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街上的阿拉伯餐馆的数量增加了三倍，但阿拉伯商人仍比餐馆多，因此，这是做买卖的好时机，我并不是在抱怨。”

    2004年，这个城市仅有3个阿拉伯餐馆。但是，到2008年，餐馆数量几乎达到了20个。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不能与义乌相比。在“红客旅馆”附近，阿拉伯餐馆林立，以满足阿拉伯世界所有国家之需要。

    “阿尔·阿克萨”满是巴勒斯坦的用餐者，而“阿尔?大马士”多为叙利亚顾客。在中国这个沿海小城市，从黎巴嫩沙拉到埃及料理，商人什么都能吃到。

    2004年，也门商人第一次开始大量涌入。也门是一个占据海湾半岛南端的多山之国，仍是一个高度部落化的国家，很贫穷，许多也门人前往邻国沙特阿拉伯谋生。2004年，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在近十年的财政紧缩后，政府又开始挥霍，而普通家庭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增强了。少数有企业家头脑的也门工人意识到可以从复兴的消费里挣钱，因此，他们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最后，在义乌落足。他们发现在这个城市的展示大厅里，商品极其便宜，可以出口到沙特阿拉伯。

    我本不应该对在义乌发现也门人感到惊讶。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大多来自于哈德拉穆提部落，此部落起源于也门东部的省份，这个地区受惠于贸易风，结果哈德拉穆提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是，奥萨姆·本·拉登家族起源于哈德拉穆提，本·拉登构造了一个追随者的松散网络，与他的同胞发展从沙特阿拉伯到中国的贸易线不同。本·拉登的行为极具讽刺性，他的所为加剧了对阿拉伯商人的签证限制，包括来自哈德拉穆提的商人，这些商人于是被赶入中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提醒——近年发生的表面上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事实上经常是相互联系的。

    巴勒斯坦人紧随而至。故乡战争的爆发令他们被迫逃离，他们希望能在中国发财致富。穆罕默德·纳塞尔的故事很典型，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西岸，他的表兄们已在义乌定居，开了许多阿拉伯餐馆。三年前，在表兄们的建议下，他也来到义乌。我们在他位于北绸周大街的办公室会面，坐下来聊天，喝极甜的咖啡，一起待了一个小时。穆罕默德在沙特阿拉伯卖皮带，“这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他解释道。他说中国话的速度很慢，口音浓重。但这不重要，因为穆罕默德没有计划在中国住一辈子，“一旦我赚到足够的钱买房子和结婚，我将回到巴勒斯坦。”他发现远离家乡与住在伊斯兰社区之外是很艰难的。

    埃及和叙利亚商人是最后一批到达义乌的，石油价格上涨对这两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并没有造成戏剧性的影响。在城市的展厅里，我遇到一位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商人，他正在五金货摊上看螺丝刀，当他转头和朋友交谈时，我听出他的叙利亚口音。走了一会儿后，我们开始聊天，原来他来这儿仅仅三天，在这儿进货，回大马士革卖。我谈到，我没有想到在这座城市能看到如此多的阿拉伯人。“这仅仅是另一座阿拉伯城”，他指着周围展厅的商人们说道。这有些夸大其词，但他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随着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之间贸易的增加，义乌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义乌从石油价格上涨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改革中获益。

    这些阿拉伯商人是沿着他们祖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几世纪前，第一批阿拉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到达这里，丝绸之路把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地中海连接起来。正是通过此路线，历法、香料、伊斯兰教等传到东方，而桔子、玫瑰、丝绸等传到西方。沙漠驼队辗转于各个城市，或是在旷野席地而睡，冒着强盗抢劫和脱水的危险四处奔波。沿着此路，他们穿越可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栖息在波斯高原的城堡。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贸易活跃于公元200年至1500年，但此后，由于中亚的政治动荡，使得沙漠驼队穿越丝绸之路变得很危险，因而两者之间的贸易逐渐没落，而新崛起的欧洲大国开通了海上贸易路线。

    早期的阿拉伯商人或许已经逝去，但他们没有被遗忘。许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永久定居，与中国汉族融合，他们的后代长得像中国人，说中国话，但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被称为“回族”。回族是一个明显的提示——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们在中国是唯一一个以信仰划分，而不是以聚居地划分的少数民族。虽然还有其他的中国穆斯林，但回族占全部2000万穆斯林的一半。他们也是分布最广的，他们的祖先遍布全国。因此，公元1600年之后，当穿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变得极少时，是回族保留了对早期阿拉伯商人的记忆。

    当然不仅回族欢迎阿拉伯商人，义乌的当政者也意识到阿拉伯商人的到达对本地的经济有益，因此，2004年当地政府决定建一座清真寺。这是个英明的决定。义乌的当政者大多为中国汉族。极少数是实干的基督徒，因为全部都是实干的穆斯林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他们公认，建立清真寺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决定建一些五星级宾馆，其实用主义意识显而易见。当政者认识到更富有的商人如果不得不住在肮脏、吵闹的旅馆，他们是不会来到义乌的。这种“你建起来，他们就会来”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义乌的当政者没有仅限于建清真寺。后来他们请求派一位伊斯兰牧师或阿訇，后来北京派来了马纯真。

    马纯真在完成北京的学业之前，和我的一位朋友在新疆一起学习。在中国散布的许多伊斯兰大学中，他在其中的一所学习。当阿訇是一个好差事。政府每年给他13000美元，比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多六倍。当马纯真到达义乌时，义乌的清真寺还没有完工，会众集会人数不到100人，借用“红客旅馆”的二楼。但马纯真到来之后，集会的会众迅速增至600人，他们立刻填满了房间。当清真寺于2005年9月正式开放时，会众集会时规模已壮大至1000人以上。

    自此以后，义乌当政者继续寻找新方式欢迎阿拉伯商人。金克昌局长欣喜地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仍在寻求令穆斯林阿拉伯商人生活得更自在的方式。他们计划建一座伊斯兰学校，因为他们发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的子女在本地学校学习，学校的伙食通常包括猪肉，因此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把孩子送到清真寺吃午餐。当局计划首先建成一座清真寺附属幼儿园，接着建小学、中学。当局相信随着这些建筑的物的落成，越来越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会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带到这里居住。义乌当局的这些决定将会使一大群阿拉伯人在那儿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