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原本是极郑重、极崇高的荣誉，按照诺贝尔的遗嘱，它并不和另4个奖项同时颁授，而是特意选择在每年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颁发，地点也在挪威奥斯陆，而不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自1901年诞生起，这个奖项的获奖者都经过千挑万选，有时甚至会出现空缺，即使以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奥巴马也仅仅是第三位获奖的现任总统。不仅如此，诺贝尔和平奖还常常刻意表现出不慕权贵的清高，美国此前两位获奖总统，一位是1906年的西奥多.罗斯福，另一位是1919年的伍德罗.威尔逊，他们获奖时，美国尚不是世界首席强国，从威尔逊至奥巴马，期间竟间隔了足足90年。

 　 如此背景下，奥巴马的获奖本应是极郑重、极崇高的，本应获得一片祝福、慰勉与喝彩之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国际社会的头面人物们还多少保持了一份礼貌与矜持的话，美国人自己却显得颇有些不给面子，《华尔街日报》称奥巴马的当选为“奇怪的消息”，美联社的报道惊呼“为什么”，《纽约时报》的文章直言不讳其“资格不够”，而法新社记者在喀布尔街头遇到的一名美国大兵干脆反问——奥巴马，他真的做过些什么？

 　 正如许多质疑者所指出的，奥巴马在和平问题上说了很多，但几乎没有一件真的做到了的：他在巴以之间辛苦斡旋不假，但巴以关系却并未因他的斡旋而获得任何进展；他积极倡导全球无核化没错，但在他的倡导下，“准核国家”数量不减反增，印、巴的核武库几乎再不受约束，而朝鲜、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也遥遥无期，甚至放弃核计划已久的巴西，也“打擦边球”一般地开始发展核潜艇，不论是别国或美国自身的核军备，都未见削减的迹象；在他的领导下，“反恐战争”仅仅取消了名号，伊拉克撤军进展迟缓，阿富汗持续8年的战事更弄到要增兵的地步；他摆出了更温和、更多边主义的姿态，甚至主动放弃了欧洲反导系统，但俄美在北约东扩、格鲁吉亚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依旧，久违的俄罗斯核潜艇甚至干脆开到美国东海岸“示威”……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标准“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多贡献的人或组织”，奥巴马显然不够格被称为“作出最多贡献”的人，或许他可勉强被列入“尽到最大努力”的行列，但不论与自第一届获奖者、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至上届获奖者、极富争议的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的众多获奖前辈相比，或与其他203名候选人相较，论功劳、苦劳、疲劳，他又有多少不落人后、可供夸耀之处？

 　 诚如波兰前获奖者瓦文萨所言，奥巴马上任不久，“还来不及做多少事”，缺乏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成就不应过于苛责，但人们不免要苛责一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5位评委——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将上任仅9个月、还来不及用实绩为自己辩护的奥巴马，放到了任凭众人嬉笑怒骂的火炉之上？

 　 阿赫蒂萨里和阿罗约等各国政要在为奥巴马辩护时声称，颁奖给他是“对其未来作为的鼓励”，倘这果真是一项考量，那么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而且一名普通美国婴儿的获奖资格，应远比奥巴马更大，因为两相比较，婴儿的未来显然更有潜力、更值得期待、更需要鼓励和扶持。

 　 事实上，不管承认与否，选择奥巴马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避免了许多麻烦：不论是近年来的多位当选者，或此次204人名单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存在诸多国际争议，对他们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压力、争吵，乃至更严重的后果，奥巴马虽成绩平庸，不负众望，但选择他却是相当保险的：不论何门何派，不论满意或服气与否，至少不至于对这样一个人选的脱颖而出，表现出强烈的愤怒或激烈的反应。

 　 显然，尽管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不能起到奖励和平努力的初衷，但在评选委员们看来，这样做仍然是“为了和平”——避免围绕获奖人选的国际争吵，以及自己因此被卷入争吵的漩涡。

 　 然而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让诺贝尔和平奖的成色贬值，让评选的公信力进一步下降——尽管近年来，这一奖项的争议越来越大，但像此次这样，连本国都雷声一片的现象，却仍然让人大跌眼镜。诚如许多评论者所质疑的，哪怕真的仅仅为了避免争议和纠纷，在204人的名单中，也仍然有许多更合适的选择，如刚果东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穆克维戈、在阿富汗苦心孤诣重建学校的格雷格莫藤森、在埃塞俄比亚穷尽半个世纪心力对抗妇科疾病的哈姆林医生，等等，抛弃这些默默为和平事业奋斗数年、数十年的无名英雄，却去选择一个并无地方行政经验的政治新人类，一个前美国参议院的资浅成员，一个刚刚履新9个月的美国总统，实在是太不公平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