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这是美国媒体对孔子报道之始。
　　
　　初到美国交流的时候，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涛总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有一次，他告诉美国的朋友，自己的家乡是四川广安，“那里是邓小平的故乡”。
　　
　　“谁是邓小平?”对方一头雾水地问。
　　
　　当时，张涛正在查阅早期的美国媒体资料，希望研究“美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可没想到，在这个“纯美国”的学术领域里，他竟然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痕迹。
　　
　　200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张涛偶然翻到了一份1743年的《纽约周报》——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独立。这份内容简单的报纸只有4个小版，可占据整个头版篇幅的，居然是一篇名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里面对中国崇尚儒学、言必称孔子的行为作了不少介绍。
　　
　　尽管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美国文化，张涛仍然觉得非常意外。“你们美国人这么早就知道孔子了吗?”他向系里的美国同事询问。
　　
　　同事也没有给他满意的回答。事实上，他们尽管都对孔子有所了解，却很少有人关注更深入的内容。
　　
　　“要不，你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一位同事建议。
　　
　　在那之后，张涛花了7年时间，在15家美国报纸上收集了近万篇涉及孔子的报道，从中分析美国媒体塑造孔子形象的变迁。最近，他把这些研究写入了一本名为《孔子在美国》的书里。
　　
　　近代以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受到“来自孔子的批评”
　　
　　根据书中所记载的报道，在美国，孔子的形象并非仅仅是一个中国的古人。美国媒体不仅会提到他的名字，还会引用他的言论，评价国内的新闻。
　　
　　甚至，就像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常常需要忍受言官的谏言一样，在当今美国，总统也需要忍受一些“来自孔子的批评”。
　　
　　小布什曾经因为言语含糊、用词不当，被《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这份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称：“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为恰恰是这句话的确切写照。”《旧金山纪事报》干脆建议，小布什应当“聘请一名深得孔子精髓的人作为家教”。
　　
　　他的前任克林顿也没能逃脱来自孔子的“谆谆教诲”。在评论他的性丑闻时，《华盛顿邮报》写道：“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
　　
　　张涛在研究中发现，近代的美国总统，“几乎每一任都会受到以孔子为标准的批评”。
　　
　　当约翰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罢工运动表现不力的时候，媒体告诫这位总统，“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所以做事不能过于谨慎。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样抬出孔子，认为约翰逊提倡政府控制的政策与孔子的为政原则不谋而合，比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当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名句批判这位总统。1986年，深陷伊朗门丑闻的里根也遭受类似的指控。《波士顿环球报》提醒他，应该牢记孔子的语录，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中，“民信”最为重要。
　　
　　张涛评论说，在国内政治相关的讨论中，美国人所提到的孔子，聪敏、博学，“置身事外而又善于捕捉事物的本质”。
　　
　　有时候，媒体甚至会篡改、杜撰孔子的话。1951年，《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漫画讽刺肯尼迪，配文写道：“请允许我引用孔夫子伟大著作《论语》中的话：统治者行善不应当浪费公共税征收。”
　　
　　相比之下，艾森豪威尔总统获得的评价要好得多。《华盛顿邮报》引用孔子“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话来概括艾森豪威尔的施政理念，甚至直接评价他足智多谋的秘书是“政治领域的孔子”。
　　
　　连失业的美国工人们也需要这位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老人。他们在一首“战歌”中这样唱道：“孔子是睿智的古代圣人，他说我们需要维持生计的工资……”
　　
　　“孔子的国度”、“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孙”
　　
　　如果回溯历史，在很长时间里，西方世界对孔子的了解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16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介绍到了欧洲，随后又传到了美洲大陆。
　　
　　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上，刊登了一封两个版篇幅的读者来信，介绍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和信仰，并且列举了几条孔子语录。
　　
　　以张涛的研究，这是美国媒体最早对孔子的报道。
　　
　　在那之后的100多年，孔子都是一个异国文明的象征，“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西海岸发现金矿，大量华工涌入，美国媒体对于“孔子”的认识才变得直观起来。
　　
　　踏上美洲大陆之初，华人群体并不为当地所容纳，美国甚至在1882年通过了《排斥华人法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对孔子的描述也变得迂腐、荒谬。《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形容当时的一些政策抗议者的言辞“如同孔子的福音一样令人费解”。在一部反映摩门教徒生活的喜剧里，“身着绒布衬衫，举止粗鲁”的男主角干脆被命名为孔子·麦金利。
　　
　　孔子在美国的形象也因此显得矛盾。“在评价本国事务时，孔子是个博学的智者，可一旦与中国、华人联系起来，他的形象就出现了很多负面的内容。”张涛总结道。
　　
　　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孔子”被美国媒体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的障碍。当时，晚期中华帝国刚刚被炮火轰开国门，“言必称孔孟的迂腐书生”，一度令西方媒体匪夷所思。《纽约时报》曾经评价说，让人死记硬背孔孟之言“远非最好的教育制度”，“人们应该破门进入整座孔子殿堂”。
　　
　　“已经运转千年的制度，不论如何完善，都只能适应产生它的时代。而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它只会显得格格不入。”这篇文章如此评价道。
　　
　　一个多世纪过后，曾经被批评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孔子学说，却被频频拿来评论最时新的新闻，甚至被封为东亚经济腾飞的秘诀。《华盛顿邮报》说，孔子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像新教伦理在西方的作用一样”;《纽约时报》也将孔子伦理定义为亚洲的优势特性。
　　
　　《基督教箴言报》评论说：“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率先确立的中国道德与政治秩序传统，引导了东亚的工业发展。”
　　
　　尽管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筷子、蟋蟀笼和廉价劳动力”，但“孔子”毕竟成了双方增进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说起中国美食的历史悠久，媒体会强调它“与孔子同龄”;游客发现中国人日常举止彬彬有礼，也会称赞这是“圣人孔子2000年前阐述的传统行为规范”。
　　
　　甚至，在美国媒体上，连中国也一度被称为“孔子的国度”。类似的称呼还有“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孙”。
　　
　　孔子与华盛顿一起“捍卫着世界和平”
　　
　　除了思想，孔子的“本尊”也在不断漂洋过海，落户地球另一侧的美洲大陆上。
　　
　　张涛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孔子形象的纪念品是国民政府非常重要的外交礼物。银行家怀特黑德曾经被赠予一尊银质的孔子雕像;“苍然长衫、仪态庄严的孔子娃娃”，也曾经作为奖品，颁发给向中国捐款的美国人。
　　
　　1925年，世界控制鸦片会议上，中国带来的礼物是一架金丝屏风，上面写着孔子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941年2月，重庆举行了一场华盛顿诞辰纪念活动。美国总统特使发言时，眼尖的媒体发现，他身后的壁画内容是，孔子与华盛顿一起，“捍卫着世界和平”。
　　
　　“当时，日本的侵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所以在外交领域，政府官员也极力强调孔子的民主与和平思想。”张涛说。
　　
　　1937年，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孔子弟子所推崇的“民人”和“社稷”，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民主口号”，中国历来爱好和平，抗日战争是一场“民主之战”。
　　
　　著名学者林语堂曾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说，孔子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相隔千年，却有着共同的观点，相信“道德秩序对于和平至关重要”。
　　
　　“为了这一共同的民主，中美更应该并肩战斗。”林语堂写道。
　　
　　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多次引用华盛顿、林肯、耶稣和孔子的话，突出中国的抗战信念，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在芝加哥体育场的演讲中，宋美龄特别提及孔子的顽强信念，呼吁中美并肩战斗，“捍卫我们的理想”。
　　
　　孔子无疑增加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人们在街头聚集起来欢迎她，一位美国小女孩向《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说，她觉得，对宋美龄最好的欢迎方式，就是对她高喊“孔子”。
　　
　　美国人的确在用“孔子”向中国表示友好。1908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议案，同意将中国在《辛丑条约》中所赔偿的半数赔款返还中国，用于资助留美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再一次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以及美国的“美华协进会”，旨在向美国介绍中国。在1926年费城独立150周年的庆典上，美华协进会举办了一场大型的中国教育展，其主题之一就是“孔子的影响”。
　　
　　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访问美国。在此之前，这位“孔子第75代孙”曾经用孔子后人这一身份多次在美国参加活动、发表演讲。这一次，他代表国民政府，将两尊中国传统的石狮子捐赠给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中美友谊的象征”。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记载，这对狮子来自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的孔庙。
　　
　　7年后，一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来到中国，成为美联社的战地记者。这位名叫托平的美国人后来成了普利策奖评委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辑。而在当时，他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西方记者，并且在文革期间第一次被批准采访了周恩来。
　　
　　“那对石狮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念大学的时候，我每天都要经过它们。”多年后，托平在谈到这件来自孔子故里的礼物时说，“是它们让我与中国产生了最初的联系，并带我走进中国。”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
　　
　　2002年10月，出访美国的江泽民主席在乔治·布什图书馆两次提到了孔子。
　　
　　谈到熊猫问题时，他引用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话，说明自己在这个领域并非专家。在随后的演讲中，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位中国古代“圣人”。
　　
　　“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江泽民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在5年前的访美行程中，他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感谢美方的款待。在另一次午餐会上，他强调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是中国人民的悠久传统，“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是明证”。
　　
　　事实上，中美关系近几十年发展中，“孔子”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
　　
　　当两国处于“冷战”背景下，这位提倡“和为贵”的老人，也会变成斗争的武器。上世纪中期，美国曾经希望通过支持、利用孔子学说，“分解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文革期间，为了区别于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蒋介石每年都会高调参加纪念孔子的活动，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1968年，台湾当局曾向联合国赠送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孔子语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块石碑一度被摆放在联合国大厅里。
　　
　　1971年，蒋介石在九月的孔子诞辰庆典上缺席，美国媒体立刻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信息。当时，《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猜测说，他也许准备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休了。
　　
　　一年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孔子的角色又“摇身一变”，成为中美两国相互传递好感、交流信息的桥梁。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上海公报》。当时，在美国媒体轻松的花絮报道里，孔子复杂的饮食原则被拿来形容中国接待工作的细致认真;而在严肃的分析报道中，媒体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响《上海公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孔子——公报“求同存异”的原则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大国在亚洲的霸权主义”体现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对苏联的回避，则是“孔子讲求实际的写照”。
　　
　　“孔子曾经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尼克松和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界定——或者重新界定——两国的分歧冲突与共同利益。”《洛杉矶时报》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1987年，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时，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谒孔子故里。在山东的欢迎仪式上，舒尔茨热情称赞道：“孔子的教诲将继续、并且永远是人类的智慧源泉。”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张涛评论说。
　　
　　如今，在新时期的外交舞台上，中国也在试着发挥“孔子”的魅力，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2000年，华盛顿展出了中国一批古老的乐器，包括编钟、古琴，而这一展览被命名为“孔子时代的音乐展”。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专门来到现场，用复制的乐器演奏了《白毛女》的曲调。
　　
　　2011年10月，山东省的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放。30秒的广告中，泰山、黄河和青岛的海滩相继登场，由孔子“作揖行礼”的水墨形象作为完结。国内媒体在介绍这部“屏幕月租超过30万美元”的宣传片时说，短片以孔子贯穿始终，能够“将中华文化的自信大方、谦谦君子之风传递给世界”。
　　
　　不过，张涛在研究中也发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样的交流很多时候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有时甚至还会被解读成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形象”。
　　
　　显然，中美两国间的沟壑，单凭孔子一人，实在很难填补。
　　
　　孔子只是一个符号，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几年的研究下来，张涛发现，对于“美国媒体塑造的孔子形象”，自己没办法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很多情况下，这一形象与孔子本身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
　　
　　上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大力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而用来说明其政策合理性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的孔子。
　　
　　当时，美国人眼中的孔子再不是那个迂腐、顽固的老人了。善于观察的政客们敏锐地注意到，孔子的“大同”理论，和当时美国社会的福利思想异常相似;还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罗斯福新政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毕生强调“克己复礼”的孔子，就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成了改革的代言人。波多黎哥大学董事会主席甚至直接宣称，孔子是“新政第一人”。
　　
　　张涛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一直强调自由，强调市场主导，而在他们看来，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主动施政”。事实上，当反对党对罗斯福新政表示不满时，他们抛出的炮弹依旧是孔子：控制粮食价格的农业部部长华莱士被他们直接称呼为“孔子”，因为“只有孔子思想主导下的中国，才会不计后果地利用政府行为来干预物价”。
　　
　　一位普通读者曾经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信中引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感叹。他在信中写道：“现在，美国人应当宁可忍受老虎，也不能接受罗斯福政府的‘集权控制’。”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能体会到孔子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在罗斯福时代修建的华盛顿国家广场上，仍然生长着当年种下的“孔子栎树”。据说，这是一种“历史性树木”，它的种苗就来自中国的孔子墓。
　　
　　在频繁引用孔子的报道中，美国媒体有时候也会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2008年，亚特兰大举行了一场中国兵马俑展览。华人大多熟知，制造兵马俑的秦始皇，曾经为了禁绝孔子的儒家思想下令“焚书坑儒”;但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他却是孔子的忠实拥趸，因为“兵马俑也反映了孔子的集体观念”。
　　
　　“事实上，孔子在美国只是一个符号。”张涛说，“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在美国历史上，许多截然不同的新闻话题中，人们都能看到孔子的身影。有时候，他批评非法贩卖酒类的人们“小人喻于利”;有时候，他哀叹那些没有拿到养老金的南北战争老兵“未知生，焉知死”;有时候，他还会对增税法案表示不满，因为这样就做不到“近者说，远者来”。
　　
　　不过，大多数时候，大洋彼岸的人们仍然会给孔子足够的尊敬。《华盛顿邮报》1938年刊载的一篇文章，将孔子、摩西和林肯共同称为“历史上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引导我们不断追寻和平、睿智和共同的福祉。”文中写道。
　　
　　甚至，孔子的形象还被镌刻在美国最高审判机构联邦最高法院的外墙上。在这座白色建筑东门上方的三角墙上，刻有3个石像，分别是颁布《十诫》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伦，以及穿着长袍、留着长须的孔子。
　　
　　联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绍中说，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
　　
　　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
　　
　　可以说，近300年来，除了中国世代流传的孔子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终存在着一个“美国的孔子”。
　　
　　大多数时候，这个权威、睿智的老人都会戴着帽子，说着穿凿附会的话，弯腰作揖地出现在广告里。舞蹈演出的海报上写着“子曰，女性想要跟上潮流，必须学习舞蹈”;公墓广告提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连赌马的人都要借助他的名头：“子曰，黑狐狸将赢得比赛。”
　　
　　如同当下的中国人总喜欢引用外国哲人的“警句”一样，在许多毫无关联的话题中，美国人也总爱来上一句“子曰”。1940年，纽约哈莱姆地区的国会议员席位面临改选，白人、黑人群体都希望参选，双方在纽约街头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这时，黄皮肤的孔子却出现了。其中一条示威标语这样写着：“子曰，决不能让黑人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代表哈莱姆。”
　　
　　张涛发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以及“名不正言不顺”，都是美国人经常引用的孔子语录。不过，最常见的一句，却是“百闻不如一见”。
　　
　　20世纪初期，新闻业就用这句话来说明插图的必要性。《华盛顿邮报》曾经夸赞自己的图片，有着“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照相馆用这句话鼓励人们“遵照孔子教诲”，享受照相之乐。好莱坞比弗利山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则用这句话作为广告词，来宣传自己刚刚修建的样板房。
　　
　　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句被他们反复引用的“子曰”，出处并不是孔子《论语》，而是汉朝班固所写的《汉书》——足足比孔子晚了近600年。
　　
　　在与中国无关的话题里，孔子的形象有时会受到滑稽的解构。比如，在一则租车广告中，他依然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只租车不买车，因为“我喝牛奶，不等于我就要饲养奶牛”。
　　
　　有时候，他还会被塑造成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1940年代初期，“子曰”一度成为美国最热门的流行语，人们杜撰孔子的言论编成笑话，比如“子曰：华盛顿把树砍倒，是为了摘到樱桃”。还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孔子的妻子因为忍受不了唠叨而想要离婚，自己一定“百分之百理解”。
　　
　　“美国社会对孔子的了解是模糊而肤浅的。”张涛说，“孔子只是一个简单易记、又容易引发联想的符号。”
　　
　　事实上，在美国交流的那段时间里，张涛从没听到朋友们跟自己聊孔子。大家更愿意讨论中国菜、功夫、姚明，还有人想跟他“切磋一下乒乓球”。只有偶尔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提醒他，孔子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太复杂的形象”。
　　
　　《孔子在美国》出版之后，由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会收藏了这本书，并且在写给张涛的邮件里称赞他的研究“富有价值”、“颇受欢迎”。
　　
　　不过，让张涛印象最深刻的评论来自国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告诉他，看了这些关于“美国孔子”的研究，自己有一种“第一次照镜子的感觉”：“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能清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